我国历代均严防科举考试中的作弊行为，但晚清时舞弊又重新猖獗
发布时间：2025-05-31 00:20:00 浏览量：4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自隋唐至清代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对广大读书人来说，只有考上进士才能成为王朝的各级官员，实现阶级跃升，获得实实在在的财富和地位。但想考中进士，的确是地狱级的难度，竞争那是相当激烈。以清初为例，科举录取率只有0.029%。哪怕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人口大幅减少，科举录取率有不少上升，也只有0.046%。
地位提升大、竞争烈度高两个特点使得大量的读书人皓首穷经，拼了老命也想博个功名，如嘉庆年间，一个叫王严的老人，86岁才通过会试，还没到殿试环节就去世了，真是“拼了老命”。也因为如此，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老老实实去考场上拼实力，一些读书人为了功名铤而走险，以舞弊手段博取功名，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有钻营（贿赂考官）、怀挟（携带小抄）、冒籍（相当于移民）、考官舞弊（重点是买卖考题）等等，而历代中央王朝出台的反舞弊措施越来越严格，由于古代没有现代科技，纯靠人力，所以制度也是越来越严格，难免挫伤读书人的自尊。总而言之，自科举诞生以来舞弊与反舞弊斗争层出不穷，而清代可谓是古典反舞弊措施集大成者，其制最为精密。
科举制度初设于隋、唐，尽管隋唐统治者清楚的知道一定会有科举舞弊之事发生，并有相应的考场搜检制度，但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弥封、誊录还未实行，这就为考官与考生暗通关节提供了机会。
直到宋代，科举考试制度趋向严格，据《宋史》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开始实行“糊名弥封制度”，将应举者的籍贯、姓名做密封处理，使考官无法辨认试卷的主人是谁。宋真宗时期又实行考卷誊录制度，将试卷运至誊录所，由专门人员以抄出，再由考官批阅。阅卷毕，再将两份试卷送入校对所，在校对后进行录取工作。这两项制度主要是针对考官的。
而对于考生，宋廷明确规定：“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其必然有相应的搜检制度。
而金国在全盘继承宋代弥封、誊录制度，又再次升级了考场搜检制度，金国对考生的搜检制度比以往更加严格。金章宗时期，“要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对士子的自尊伤害过大，读书人难免有抵触情绪，如契丹贵族，辽太祖八世孙耶律履，“尝以乡赋一试，有司以露索为耻，遂不就举”，以至于金国高层都看不下去，表示“岂待士之礼哉”，于是乎就想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士子在考前先换掉原来的衣服再沐浴，由金国官方发给衣服赶考，“既可防滥，又不亏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国还创造性地以军队参与监考，具体规定为“凡府会试，每四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这就意味着每当会试的时候，三、四千名举子应试，则有上千名士兵、军官监考，别的先不说，震慑力那是相当大，心理素质不好的考生真是要被活活吓死。
而元朝对考生的监考更严格了，“不许怀挟文字”当然是题中之义，考试的时候更是调动军队，对应试举人进行了一对一的监考，比金国的一对四更加严厉，“每举人一名差军一名看守”。
明朝在监考上虽然没有金、元严格，但对考生的考前搜检也绝不逊于前代，所谓“举人入场，务要严加搜检，放入就舍。如有怀挟及浼托人夹带文字入场，埋藏、抄謄并越舍与人换写者，搜检得出，拏送兵马司，枷号一月，发回充吏”。而搜检之时，又极为苛刻，以《日知录》言之，为“穷微探隐，士至露顶跣足以赴科场”。以至于和金国一样发生因搜检摧辱而弃考的案例：“陈真晟，字晦德，漳州镇海卫人。初治举赴乡试，闻有司防察过严，无待士礼，耻之弃去，由是笃志圣贤之学。”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用朱老夫子的话讽刺过这种搜检制度：“上以盗贼待士，士亦以盗贼自处”，但并没有啥用，统治者为了杜绝作弊，只能将严格搜检一直用下去，毕竟在科举为官这种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人性实在经不起考验。
清代的反舞弊举措可谓集历代之大成者，在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为了考试的公平性可谓是绞尽脑汁，随着各种条例的出台，形成了一项严密完备的制度。
考试前对贡院的管理
贡院是明清乡试、会试的考场，随着贡院的发展和功能的健全，清朝创立了多项制度以防止考生舞弊的行为发生。贡院外围为了防止铤而走险之人玩翻墙等各种操作，清廷务求设计严密，和军营简直就是一个标准。首先，贡院外围一定要有高墙和壕沟加持，“十五年题准，贡院宜围墙高峻，沟渠宽深”。其次，在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过犹不及地令在高墙和壕沟之外，还要“将围墙一周，遍覆荆棘”，形成三重防卫。
而在考试前，清廷更是会先期派员清理做为考场的贡院，打扫考生入座的号舍，确保没有任何文字资料残留，并对防作弊的栅栏加意维护，“凡梁头、屋角藏匿字纸文稿，务悉心搜查销毁，号口栅栏，加意修整，必令坚固”，并在靠近贡院的路口设置栅栏封固，不准闲杂人等接近。
锁院制度的落实
锁院制度创立于宋代，其宗旨是断绝考场与外界的联系，以杜绝请托，防止考题泄露。清代的锁院制度为历代最严，其目的有二：
一、将考官在考试前后与外界隔离
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各省主考官在命下之日限期启行，不准携带家眷、不与任何人迎来送往、不准骚扰驿站、不准闲游、不准与其他人应酬，抵达目的地后，立刻在指定公馆居住，公馆用封条封住，监试委官巡逻，按时启闭，至期，赴宴后，即入贡院。
而在考官入闱后，要对其行李进行检查，“各主考到省入帘行李，听监临、提调官公同验明”。在乾隆六年（1741年）又规定，不仅要针对考官本人进行搜检，对考官的跟役以及执事人员也要进行深度搜查，以免“有串通士子代为怀挟等弊”。
考生号舍
二、考生在自己的号舍内答卷，防止考场内的换卷、传递之弊
士子在经过搜检之后，必须进入号舍。在进入号舍之后，以栅栏封固，并派兵丁巡逻，考生不得私出号舍，否则立刻究治，“如有擅出栅栏，搬移号板者，令号军即时喊禀巡绰官，送监临官究处”。
禁止士子怀挟入场
所谓“怀挟”，亦称“夹带”，即将考试所用之文字以种种方法带入考场中方便作弊之用。所谓“科场条禁，首严怀挟”，清初就延续明代的惯例对夹带者处以重罚，“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贡院前枷示一月，问罪发落”。尽管处罚之律极严，但夹带之风仍然盛行，作弊人士写蝇头书小抄私藏于果饼、衣带之中，所携带的考篮、砚台等都有夹层私藏小抄，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两层者意图蒙混过关。
既然作弊人士都这么用心了，清廷也只能层层加码来应对了，规定士子服装无论是帽子、大小褂衫、裤子、袜子全部只能用单层，鞋子用薄底，坐具用毡片，不能用厚被褥。而在考具的规定上更为繁琐，砚台不许过厚、木炭长不过二寸、糕饼饽饽要切开、考考篮要玲珑格栅，方便搜检、笔管也要镂空等以杜绝怀挟之弊。
而具体搜检经过也堪称严厉，在士子点名完成后，在头门、二门的搜检人员开始对士子进行“洗礼”工作，搜役两排站立，士子鱼贯而入接受全方位检查，如果二门搜役搜出夹带，则处罚头门搜役，仔细程度相比历朝只高不低，“大小科场搜检至严，有至解衣脱履者”。
搜检制度的落实在乾隆年间到达高峰，“战果”最为斐然。乾隆九年（1744年），在顺天乡试中，搜出夹带者42人，场中交白卷不完卷的有300多人，临时弃考的高达2000多人。
爱新觉罗・弘历
考官认为搜检太严，以至于让士子受到了侮辱，会导致弃考人数众多。乾隆帝勃然大怒，认为分明就是那帮人怀作弊之鬼胎，被严厉的搜检制度吓退：“头场搜出二十一人，二场搜出仍二十一人，即此数亦不为少矣！岂黄明懿尤以为少乎？况贡院门外抛弃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隅者，更不计其数，此皆何人者！谓朕不知乎！”，乾隆帝对本届科举的作弊情况极为恼怒，下令采取惩罚性措施，削减各省录取名额：“诏减各直省中额十之一”。
禁止冒籍跨考
“冒籍”是科举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籍贯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各州县考生在原籍报考，清代对各府、州、县学到乡试都分配了一定的名额，甚至还会给边区和个别省份出台优惠政策，降低当地士子的科考难度，提高他们的入仕机会。所以，不少考生为了就易避难，天天搞跨省报考的绝活。
如康、雍年间，为了安抚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心，对台湾地区士子另外编号录取，并增加当地的生员名额：“雍正五年议准：台湾岁、科两试，令该地方官查明现住台地置有田产人籍既定之人，取具邻里结状，方许送考。如有冒籍台地入学者，察出将该地方官题参，本童照冒籍例治罪。”这就让广大福建籍考生家庭非常振奋，很多福建籍考生家庭迅速迁徙到台湾地区冒籍入学参加考试。所以，清廷只能出台应对措施，命地方官详查当地土著的田产情况，并进行“邻里甘结”，保举真正的本地人参加本地的科考，如果冒籍则要被治罪，甚至搞出了审音制度来杜绝跨籍冒考，但收效甚微。
除此之外，还有冒占商籍、卫籍、旗籍的，有清一代，尽管例行禁止，但仍然层出不穷。
当然，以上只是常规反舞弊手段，特殊时期还会特殊对待一波，如顺治丁酉科场案就是典型案例。
话说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举行科举，顺治帝对科举十分重视，在开考前谆谆面谕南闱江南主考官道：“江南素称才薮，令遣尔等典试，当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独不见顾仁之事乎。必照彼治罪，决不轻恕。”有顺治帝警告在前，但北闱顺天考官和南闱江南考官在监考过程中，依然我行我素，行大肆行索银泄题之事，“未必尽纳财贿，而欲结权贵树党援之心则同”，录取了一大批关系户，史载谓“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摈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非夙著者又摈之”。
爱新觉罗・福临
由于舞弊太甚，搞得举国哗然，受到不公对待的士子们在贡院门前群集抗议，将“贡院”二字改为“卖完”，“京师内外哗然”。此事自然惊动了顺治帝，命令彻查此案，被查出确实有严重舞弊行为。
顺治帝大发雷霆之怒，当场掀桌子，将北闱考官李振业、张我朴等，作弊举人田耜、邬作霖斩立决，妻子父兄家人全部流放，家产悉数充公。南闱尤比北闱严重，自方犹、钱开宗主考官，及其以下十八房同考官全部斩立决，家产充公，妻子儿女全部发为奴。
在案件尘埃落定之后，顺治帝下令本科举子在重新考试，为了最大程度避免泄题风险，皇帝亲自来到瀛台当场即兴出题考校。史称“上亲御前殿，士子数里外携笔砚，冰雪僵冻，立丹墀下”，士子入场的时候，“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在士子入座考试时，命令两名护军监考一名考生，“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咸栗栗危惧”。为了消除士子们的紧张情绪，顺治帝下诏安抚，“尽心搆艺，不必畏惧”。可以确定由顺治帝主持的这场考试100%没有作弊行为。
可以说，面对科举考试中层出不穷的作弊行为，历代封建王朝可谓是绞尽脑汁的防查，舞弊和反舞弊的都这么贯穿了1000年，但舞弊措施到了清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随着，清廷政治腐败，“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科举舞弊又重新猖獗，直到清末科举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