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歌墨舞——明清两代书法撷珍
发布时间：2025-05-30 18:14:18 浏览量：2
Lot 906
张瑞图（1570-1641）草书七律
手卷 水墨绢本
1620年作
30.5×373cm
估价：RMB 1,800,000-2,800,000
钤印：张瑞图印
题识：前有尊酒行。东邻老儒谭道业，锦屏醉拥如花妾。夜闻候吏报除书，除书不下心烦热。西菴老僧谈苦空，朝朝拔刺谒王公。王公白眼来听法，扬扬座上暘玄风。不如眼前一杯酒，清茗苦菜招红友。心中有事口即传，不省真空与妙有。借问先生真不真，高歌一曲杨柳春。庚申，芥子图书。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驾崩，结束其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继位，定次年改元“泰昌”，但未及正式启用新元，便在位仅一月暴亡。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朱常洛因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献“红丸”猝然驾崩，史称“红丸案”，成为明末三大疑案之一。临终前，朱常洛以遗诏命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次年（1621）正月初一正式改元“天启”，以彰新朝气象。
至此回顾泰昌元年（1620，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当年腊月廿九）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堪称晚明政局的缩影。朝廷风云变幻，帝王更迭频繁，将愈演愈烈的党争与积重难返的政治腐败暴露无遗。值此多事之秋，张瑞图的人生轨迹也迎来转折——随着新帝熹宗即位，朝廷展开新一轮官员迁调，张瑞图亦获得擢升，被任命为詹事府右谕德，从五品。这一职务虽品级不高，却执掌东宫文书往来，在太子教育体系中占据要津，为其日后进入权力中枢埋下伏笔。
张瑞图《草书七律》局部
《草书七律》作为张瑞图创作于泰昌元年（1620）这一特殊年份的作品，不仅凝结了其早年的艺术积淀，更昭示着个人书风即将迎来重大突破的历史节点。
纵观张瑞图的学书历程，其草书艺术最初深受吴门书派巨擘祝允明的影响，这一状态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杜甫渼陂行诗卷》得到体现——作品中流畅圆转的笔致、疏朗有致的章法，无不彰显着祝氏狂草的典型特征，这也正是当时文人书法的主流审美取向。
1596年作《杜甫渼陂行诗卷》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草书七律》恰如一座横跨两个艺术阶段的桥梁：一方面仍保留着对传统笔法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则初现其标志性的“折钗股”笔势与“乱石铺街”式章法的雏形。如作品中“有”“屏”“扬”等字方折凌厉的起笔、戛然而止的收锋，以及字势的横向开张，都代表着其艺术风格即将完成从"师古"到"变法"的质的飞跃。
张瑞图《草书七律》局部
经梳理张瑞图存世作品可知，本卷落款的“芥子”常见于其早中期作品之上，如《行书歌行》（1616年作，《古代书画图目》京9-047）、《行草书〈后赤壁赋〉》（1619年作，四川省博物馆藏）、《行草感辽事作诗卷》（1621年作，《中国法书全集·张瑞图》3）以及《行书画马歌》（1621年作，上海博物馆藏）等作，落款均使用了“芥子”或“芥子居士”。
左：1616年作《行书歌行》局部
右：1619年作《行草书〈后赤壁赋〉》局部
《草书七律》（1620年）与《行书画马歌》（1621年）作为张瑞图艺术生涯转折期的代表作，在创作时间上仅相隔一年。
张瑞图《行书画马歌》选开
（1621年作，上海博物馆藏）
《行书画马歌》相比《草书七律》更多使用了偏向“成熟时期”的用笔状态，融入魏晋楷书的用笔，而在册页后半部逐渐更为洒逸，在书风上与《草书七律》更为相似，落款“芥子”“图”的笔态也是完全一致的。两件作品相互关联、相互映证，共同见证了张瑞图书风定型的关键时期。
落款“芥子”“图”对比
左：《行书画马歌》右：本幅
《草书七律》作为张瑞图艺术转型期的关键作品，恰如一面棱镜，既折射出张瑞图书风的蜕变轨迹，亦更深刻映射了晚明书法艺术从古典范式向个性表达转型的时代洪流。
Lot 902
祝允明（1461-1527）小楷七言诗
扇面 水墨金笺
1512年作
17×49 cm
估价：RMB 600,000-800,000
题识：人欲横流不易攻，留侯真是帝师雄。笑将二老归周意，翻作商岩羽翼翁。夜壑藏舟未厌深，皎然松雪映高林。闲云终作从龙雨，唯有留侯识此心。山中日月到华胥，涧饮芝餐乐自殊。苦被留侯容不得，须教人彘事相污。事定归来旧隐深，皎然松雪映云林。寂寂高谊千年后，似觉元之最赏音。苦谏臣通已谩为，一书光动紫巗芝。后人只说安刘重，不道留侯策更奇。先生节义重丘山，冠佩遥瞻汉嗣安。莫以隐沦忘世论，一身归结果何难。白发啻岩四老翁，紫芝歌罢听松风。半生不与人间事，亦堕留侯计术中。尺一招来四老翁，冥冥高兴振孤风。少微不是门人像，调护前星最有功。壬申秋八月，枝山祝允明书。
钤印：吴门、允明、枝山祝氏
诗文著录：元·王恽《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三十四《四皓图七首二》。
说明：此扇面为过云楼旧藏，最初源自于北京拍卖会2011春拍“吴门雅集”专场。该专场展示了一本出自于江南顾氏过云楼收藏的《吴门雅集》扇面册。此本24开册页，含沈周2件，文徵明6件，唐寅8件，仇英4件，吴宽2件，王宠1件，祝允明1件。祝允明此作为LOT2023，成交价336万。
苏州过云楼
明代吴门艺苑群星璀璨，其中以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最为世所称道。祝允明书法艺术造诣全面，既能以狂草挥洒出“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的磅礴气象，又能以小楷展现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雅致风韵，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价道：“天下书法归吾吴，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足见其在吴门书派中的崇高地位，堪称明代书坛之集大成者。
祝允明小楷早年精谨，师法赵孟頫、褚遂良，并从欧、虞而直追“二王”，后受益于《黄庭经》，王稺登评其：“古今临《黄庭经》者，不下十数家，然皆泥于点画形似钩环戈磔之间而已......枝山公独能于矩绳约度中而具豪纵奔逸意气”。
此作款署壬申秋八月，壬申为正德七年（1512），祝允明时五十三岁。所书诗文见于王恽《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三十四《四皓图七首二》。此时祝允明正处于人生的转折期，但艺术创作却进入成熟阶段。据《怀星堂集》所载，此期祝允明常以“翰墨遣怀，诗酒自娱”来排解心中郁结。书此前人《题画诗》或可聊以遣兴，亦是其艺术臻于化境的精心之作。细观其笔意，既保留了早年师法晋唐的严谨法度，又渐显晚年疏放自然的个人风格，可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结字疏朗而气脉连贯。线条凝练如屈铁，章法错落自然，尤以“捺画”重按轻提的独特处理彰显个性。此作不仅展现了祝氏小楷艺术的独特魅力，更折射出一代才子在仕途困顿之际，借笔墨以抒心怀的人生状态。
参考：祝允明《临黄庭经册》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Lot 904
刘重庆（1582-1632）草书李白《山中问答》
立轴 水墨纸本
176.5×52 cm
估价：RMB 400,000-600,000
题识：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重庆。
钤印：刘重庆印、鲜英阁
鉴藏印：怀菊草堂秘笈、先人真迹峻池嗣守、江都万峻池考订名家之真迹、曾藏万氏怀菊草堂之印、峻池过眼
刘重庆，字幼孙，号耳枝，掖城（今山东莱州）人，明末著名书法家，官至户部右侍郎。幼家贫，居大泽山红庙石屋内苦读，无钱买纸，采来柿树叶习书不辍。后人曾赞：“挥毫大泽龙蛇舞，采向空山柿叶稀“。后书法名震京师、宫廷，曾有“飞笔填点”的传说。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后由献县令升为御史，因不依附宦官魏忠贤被诬为“奸党”罢官。崇祯改元再任御史，上书将魏逆奸党李永贞、刘若愚、李实逮捕正法。后任大理通政，升户部右侍郎。
孔有德兵变围莱，刘重庆三次上疏，陈明莱州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及莱地失守将造成“面北中梗”“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的严重后果，怒斥“拯溺救焚之师”的“逍遥自在”，备述莱州阖城军民浴血奋战、死守孤城的壮烈情景，请求皇上调边关精兵速援莱州，并自请降为御史督师赴莱，与莱州军民同生死，共存亡，情词恳切。终因兵部熊明遇主抚甚力，刘重庆主剿力争不得，郁愤成疾，崇祯五年（1632）七月初三卒。
刘重庆此作最动人处在于其笔墨语言与李白诗境的深度契合。开篇“问余何事”四字，笔势如高山坠石，恰似诗人面对俗世疑问时的第一反应；“栖碧山”三字则笔锋一转，线条变得轻盈舒展，仿佛诗人已置身青山绿水之间。“笑而不答”四字尤为精妙，用枯笔飞白表现“笑”的洒脱，以连绵的游丝展现“不答”的含蓄，墨色的浓淡变化与笔势的收放之间，将李白那种超然物外的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刘重庆的线条语言极具个性特征。其用笔中侧锋并用，转折处多取圆势，避免了明代某些草书家过分追求险绝的习气。如“心自闲”三字，线条圆润饱满，墨色温润如玉，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中闲适的心境；而"非人间"三字则笔势大开大合，尤其是“人”字最后一撇，如长剑出鞘，力透纸背，将李白对尘世的超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刚柔相济、方圆并用的线条美学，正是刘重庆草书的精髓所在。
刘重庆 草书李白《山中问答》局部
从书法风格来看，刘重庆此作既有明代草书的时代特征，又具鲜明的个人印记。明代中后期，草书创作在继承晋唐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气势恢宏、笔势奔放的时代风格。刘重庆的这幅作品，既保留了怀素、张旭的狂放气韵，又融入了文人书卷气的内敛特质，形成了“狂而不野，放而不乱”的独特书风。落款“刘重庆”三字小而精到，与正文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书家对整体章法的精心考量。
在诗书关系的处理上，刘重庆展现出了解衣磅礴的艺术境界。李白原诗表现的是对世俗的超脱和对自然的向往，这种精神气质通过刘重庆的笔墨得到了视觉化的延伸。作品中那些看似随意的飞白、那些出人意料的字形结构、那些充满张力的空间分割，共同构建起一个“非人间”的艺术世界。观赏者不仅能读到李白的诗，更能通过笔墨感受到诗中那份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左：刘重庆《临王羲之草书轴》山东省博物馆藏
右：刘重庆《草书七律诗轴》天津博物馆藏
Lot 925
乾隆（1711-1799）御笔《赐直隶总督刘峨》
立轴 水墨洒金绢本
163×60 cm
估价：RMB 800,000-1,500,000
著录：
1.《钦定四库全书·御制诗五集》卷二，“赐直隶总督刘峨”。
2.《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南巡盛典》卷十九，“赐直隶总督刘峨”。
说明：乾隆御笔《赐直隶总督刘峨》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被刻成诗碑，现位于河北保定古莲花池宸翰院内。碑通高333厘米，宽94厘米，厚21.5厘米。碑首浮雕二龙戏珠，碑身四周浮雕二龙戏珠花纹，碑额篆书“御制”二字。
《赐直隶总督刘峨》诗碑
此轴是乾隆皇帝御赐给刘峨的作品，刘峨（1723-1795），字先资，号宜轩，山东单县人。乾隆二十三年选直隶曲阳知县。乾隆二十五年调顺天府宛平县令。三十六年任永平府知府。四十四年丁父忧，服阕署直隶按察使。四十五年迁湖北按察使。四十八年五月，晋直隶总督。六十年以疾乞解，加玉子少保，并以原品级休致。卒后赐祭葬，谥恪简。纪昀为其作《兵部尚书刘恪简公峨合葬墓志铭》。
此乾隆御笔书法，字体圆润工整，飘逸洒脱，纵逸劲健，颇富气势。从中可看出乾隆皇帝对赵孟頫书风的研习和对祖父康熙皇帝书法的摹仿，兼容了赵、董二家的风貌。特别是此作为长幅立轴，加之较大的列间距，让作品的整体更具气势。体现了乾隆盛年成熟的书法造诣。
所书内容的前四句是对其功绩的赞誉，乾隆皇帝称刘峨在直隶做官的时间最长，一直掌管畿辅重地。而接下来的四句内容是对刘峨的告诫，乾隆皇帝告诫刘峨不要居功自傲，不要恃才傲物。京畿重地，从郑大进、袁守侗到刘峨，三年三易地方长官。通过此作，可以一窥乾隆恩威并施的帝王之术，驾御满朝文武大臣，使他们尽职尽责，为自己所用。乾隆曾三次御赐刘峨书法诗文，除此件“畿辅居官”外，还有“督军监理”、“水陆吉行”二作，三件作品均有碑刻存世，现存河北保定古莲花池宸翰院内。
乾隆 御笔《赐直隶总督刘峨》著录页影
Lot 905
赵之谦（1829-1884）潘曾绶墓志铭
册页 水墨纸本
25×29 cm
估价：RMB 500,000-800,000
题识：皇清诰封光禄大夫追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清故封光禄大夫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会稽赵之谦撰并书。公讳曾绶，字韨庭，吴县故太傅潘文恭公第三子也。枢幄旧勋，甄沐隆峻。高门曾门，三世赐官。重光累徽，著在刊记。公胄籍深华，性秉盅邈。束发受经，究极师法。属书离辞，藻警殊绝。道光二十年举京兆试，明年考授内阁中书，游擢侍读。爰典著作，中和有闻。兼领秘书，遗阙是整。察缣纶于纤缛，综扬掷之虚盈。详致覆稽，声绩克举。考格连最，娄阅褒贲。赏戴花翎，加四品卿衔。以父忧去职。再遭母丧，燧穀思悲聿怀，誓墓毕葬服除。公子祖荫时官翰林学士，遂就养京邸。孝友纯固，忘宏微之。让文史娱乐，修士宗之业。朝市岩谷，处静味道。优游簪佩，觞酒赋诗，著《陔兰书屋集》二十卷。
炳烛之明，白首弥笃。萧然物外，任理栖迟，享年七十有四。光绪九年正月甲辰微疾遽卒。公五十后，祖荫迁工部侍郎，封阶一品。其卒也，祖荫方奉命为军机大臣，受任重寄。皇上孝治天下，闻而轸恻，诏追赠三品卿衔，给银治丧。慈渥所覃，优被家宠。朝野羡仰，识为异数。公始娶汪夫人，次娶陆夫人，皆前卒。葬县十一都下二十二图巨字圩。汪夫人生子一祖荫，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庶子一祖年，州同衔。祖荫等既奉丧南还，十一月壬辰将启旧兆，并灵合柩，辱以之谦为知德能述行，命书之贞石，纳诸泉局。
铭曰：万石躬行，庆官内史。叔节继志，临晋大起。江表清第，天下盛门。先贤后哲，世集丝纶。餐经养年，宅心止足。帝鉴耆德，士慕高躅。洪柯翳景，潜灵萃区。青山白云，何天之衢。休丽荣名，垂后不朽。隐轸千里，石堂八牖。下出银艾，蕴祥振奇。埋文穿中，庶无愧词。
说明：
1.《潘曾绶墓志铭》是赵之谦受潘祖荫所托，为其父潘曾绶撰写的墓志铭。潘曾绶是晚清名臣潘世恩之子，潘祖荫之父，曾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等职。潘家是名门望族，世代收藏丰富，赵之谦与潘家交往近十年，期间得以饱览潘家收藏的诸多彝器铭文和历代碑刻拓本，眼界大开。1883年，潘曾绶去世，潘祖荫委托赵之谦撰写墓志铭，于是有了这篇传世之作。
2.此墓志铭为刻碑前正稿，铭文共580字，其中篆书23字，隶书557字。其用笔浑圆，结字茂密，融合北碑雄强质朴与文人书法灵动雅致，是赵之谦“魏底颜面”风格的典型体现。这篇墓志铭不仅是赵之谦书法艺术的高峰之作，更是晚清碑学兴起的重要标志。它在19世纪末以来的碑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被众多书法家和学者视为学习魏碑的重要范本，其用笔、结字和章法布局被后人反复研究和模仿。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书法大家也深受其影响。此外，该墓志铭的拓本在近代多次印刷，广为流传，进一步推动了碑学的传播与发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
出版：
1.《清潘光禄墓志铭》，光绪十九年（1893）石印本。
2.《赵之谦潘公墓志铭》，民国育古山房印本。
3.《赵撝叔大字书法潘公墓志合刊》，民国求古斋印本。
4.《赵撝叔大字书法潘公墓志合刊》，香港东南书局。
5.《潘公墓志铭》，中国书店，1985年。
6.樽本树村编《赵之谦字典》，二玄社，1991年。
7.陈振濂主编《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第124-128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
著录：
1.《潘祖荫日记》，“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八日”，苏州博物馆藏稿本。
2.邹涛编著《赵之谦年谱》，第296页，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
3.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赵之谦卷》，第267页，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
赵之谦《潘曾绶墓志铭》的文化精神与碑学革新
光绪九年（1883）正月廿二日，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在父亲潘曾绶病逝后，作出了一个极具文化意义的抉择——邀请赵之谦撰写并书丹墓志铭。潘祖荫选择赵之谦并非偶然。作为晚清碑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赵之谦的书法“合隋唐结构、北魏笔法为一炉”，其独特风格在咸丰、同治年间已声名鹊起。而潘祖荫本人则是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学者型官员，两人在学术与艺术上有着深厚的共鸣。
赵之谦接受委托后，历时近一年完成这件作品，其间“书函往还，颇费时间”，直至岁末“墓志刻成已入冬矣”。这种不厌其烦的创作过程，体现了他对书写潘曾绶墓志铭的敬畏之心。墓志铭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神圣性，要求创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既要准确传达逝者的生平事迹，还要符合墓志文体特有的庄重风格。赵之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挑战。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书法家逐渐突破帖学传统，转向汉魏碑刻寻求新变。赵之谦作为碑学的中坚人物，早年学颜真卿，后转习北碑，最终形成“颜底魏面”的独特风格。《潘曾绶墓志铭》正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
潘祖荫据此稿本刻石拓本（钱邦铭镌石）
相较于传统唐楷墓志的端庄整饬，赵之谦在此作中融入北碑的方峻笔法，使点画更具金石味。如横画起笔多取侧锋切入，收笔时顿挫明显，带有《张猛龙碑》的峭拔感；转折处则外方内圆，兼具唐楷的稳健与魏碑的雄强。这种融合并非简单拼凑，而是基于对碑刻刀意的深刻理解，使书写既保留毛笔的流畅，又具备石刻的凝重。
在结字上，赵之谦打破了唐楷的匀称法则，采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手法。如“卿”“赠”等字，左右结构故意错落，形成动态平衡；而“潘”“铭”等字则强化主笔，使字形在严整中见险绝。这种处理方式源于他对《龙门二十品》及六朝墓志的取法，但比早期碑派书家（如邓石如、包世臣）更注重书写性，避免了生硬摹刻的弊端。
赵之谦《潘曾绶墓志铭》选开 局部
章法上，墓志铭整体采用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字距紧凑而行距疏朗，既符合墓志的庄重需求，又赋予文本以节奏感。赵之谦对碑刻的独特理解，使他在书写时已考虑刻工效果。《潘曾绶墓志铭》的线条粗细对比强烈，但转折处均以圆笔调和，避免过于尖锐的“刀刻味”。这种“以笔代刀”的创作方式，使得最终石刻既能体现北碑的雄浑，又不失书写的自然。
潘祖荫收到完成的墓志后，在十二月初八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回赠赵之谦的行为：“寄玉壶碧私盖、五彩壶彩盖赠赵之谦，以谢其作铭并书及篆盖。”潘祖荫选择珍贵的玉壶和五彩壶作为回赠，既是对赵之谦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上层文人之间以雅物相赠的传统。
《潘祖荫日记》“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潘祖荫寄赵之谦墓志铭润笔
赵之谦最终完成的《潘曾绶墓志铭》（全称《皇清诰封光禄大夫追赠三品卿衔内阁侍读潘公墓志铭》），成为晚清碑学运动中的一件重要作品。标志着清代碑学从“尊碑贬帖”的激进阶段转向“化碑入帖”的成熟期。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看，《潘曾绶墓志铭》的创作与交换过程，生动展现了晚清士人如何在日益动荡的时代中坚守文化传统。当时的大清帝国正面临内忧外患，西方冲击日益加剧，而潘祖荫、赵之谦等文人却依然执着于书法、墓志、金石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赵之谦的书法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策略，正是晚清许多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变革的典型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