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我刚毕业,在西安民营医院实习,被两个大叔拉去跳黑灯舞
更新时间:2024-12-19 20:38 浏览量:52
现在每次路过医院,看到那些规范的诊室和穿着笔挺白大褂的医生,我就会想起22年前的那段日子。那会儿我刚毕业,还是个怀揣着理想的愣头青。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但那段记忆却像是被定格在了脑海里,越是回想越是清晰。
我是川医毕业的,学的是临床医学。那会儿整个医学院的气氛都很浮躁,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疗改革正在进行,以后的出路可能不像前几届那么顺畅了。好在我们这一届还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毕业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医院来招人。
我爸是个乡村医生,给我的口头禅就是“救死扶伤要紧”。可能是受他影响,我从小就觉得当医生是件很神圣的事。但是等到真正毕业了,才发现现实哪有那么简单。
说起为什么会去西安,其实完全是个意外。原本我是打算留在成都的,但是一个同学告诉我,西安有家民营医院在招实习生,待遇不错。那会儿“民营”这个词刚开始流行,听着就觉得新鲜。更要命的是,人家开的实习津贴是公立医院的两倍。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这诱惑实在太大了。
就这样,我背着个旧书包,踏上了西安的土地。记得那天是1999年的3月初,天还挺冷的,细雨绵绵的。出了火车站,一股臊子面的香味扑面而来,让我这个第一次来古城的外地人顿时觉得新奇。德仁医院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附近,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楼前有个小花园,种着几棵歪脖子树,树底下停着几辆永久牌自行车。最显眼的是门口那辆崭新的桑塔纳,听说是院长的座驾,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排场了。
报到那天,我穿着新买的白大褂,还特意打了领带。结果一进门就被护士长瞪了一眼:“实习生嘛,装什么大尾巴狼。”这位护士长姓孙,大家都叫她孙姐,四十来岁,走路虎虎生风,说话也是不饶人。
孙姐领着我转了一圈,边走边介绍:“左边内科,右边外科,每个诊室都是医生承包的。记住了,你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当大爷的。”我连连点头,心说这阵仗跟学校实习完全是两码事。
就在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从诊室里闪了出来,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腕上的劳力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笑着跟孙姐打招呼:“这新来的实习生啊?长得挺精神,来我这儿实习吧。”
这就是后来带我去跳舞的王老板。他原来是市立医院的医生,改革后出来自己干。在医院里,他的诊室生意最好,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的。
记得有次来了个老太太,说是头晕。换我爸肯定是先把脉问诊,但王老板二话不说就让人去做CT。等检查结果出来,又开了一堆进口药。我在旁边看着,心说这也太……可还没等我想明白,就听见老太太连声道谢:“还是王医生看得准。”
晚上整理病历的时候,我就琢磨这事。按理说,普通头晕用不着上来就做CT,更别说那些进口药了。但王老板说得对,现在的病人就喜欢大检查、进口药,觉得这样才是看病。
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有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写病历,王老板和另一个姓李的医生推门进来。“小子,整天写病历多没意思,哥带你去放松放松。”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们塞进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在西安的夜色中转来转去,最后停在了一个叫“金色年华”的地方。
推开门的一瞬间,我傻眼了。里面灯光昏暗,音乐震天响,舞池里男男女女扭在一起。要不是王老板拽着,我差点转身就跑。
包间里,王老板熟练地点了酒水零食,还叫来了几个姑娘。他把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往我这推:“来,实习生,别害羞。”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阵势,脸红得发烫。那姑娘倒是很大方,主动伸手说:“我叫小红。”我注意到她眼角有颗泪痣,头上别着个白色发卡,整个人干干净净的,跟这地方的氛围格格不入。
就这样,我笨手笨脚地跟她跳舞。她也不嫌弃,还教我动作:“左手扶腰,对,就是这样。”她说话声音很轻,在嘈杂的音乐声中却格外清晰。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确实,我是冲着小红去的。每次去都能碰到她,仿佛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我们跳舞,聊天,有时候就在后门台阶上坐着。
她问我医院的事,我就给她讲看病的趣事。我问她家里的情况,她说她爸原来是国企工人,下岗后开出租车,去年出了事故。“家里需要钱嘛,”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黯淡,“能赚钱的工作就不错了。”
这话让我心里不是滋味。那会儿西安的下岗工人特别多,大街小巷都是“再就业”的横幅。有天查房,就遇到个下岗工人,因为找工作压力太大得了胃病。王老板开了两千多的药,那人掏出医保卡时手都是抖的。
我问小红:“你就不想换个工作?”
她笑了:“想啊,谁不想?但现在工作不好找,我总不能在家里坐吃山空。再说了,在这起码能赚到钱。”
那段时间,我光顾着想她的事,都没注意到医院里的气氛变了。直到有天孙姐把我叫到护士站:“最近医院要接受检查,你要把病历写得规范点。”
原来是卫生局要来检查了。这下可把王老板他们忙坏了,天天加班整理材料,连去“金色年华”的次数都少了。
但我还是会去找小红。有次我到的时候,听说她病了请假。我一连几天没见到她,直到有天在医院对面的药店撞见。她在抓药,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
我一眼就看出她买的是治胃病的药,而且是最便宜的那种。“你胃不舒服怎么不早说?”我有点生气,“这种药副作用大,我给你开点好的。”
她连连摇头:“不用了,让人看见不好。”
我这才想起来,她是舞厅的姑娘,我是医院的实习生。这身份一对比,还真是……
更让我意外的是,送他来的是邻居。老人家躺在病床上,虚弱地说:“别告诉我女儿,她在深圳工厂上班,挺好的……”
这下我可真蒙了。原来小红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她在做什么,还以为她在深圳打工。
那一宿我守在值班室,怎么都睡不着。天一亮我就跑到“金色年华”,但已经关门了。门口的保安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就在这时,医院里也乱了套。检查组发现了问题,说是有人违规操作,开过量检查。王老板的诊室被查得最严,他难得没戴金链子,整天焦头烂额的。
“现在政策越来越严了,”他叹气,“可能要转行做点别的生意。”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突然明白了很多事。每个人都在为生活挣扎,王老板、小红,甚至那些来看病的人,谁不是在时代的浪潮里随波逐流?
她还是那样,白色发卡,淡妆素服。阳光下,她的眼角泪痣特别明显。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照顾我父亲。”
我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能问:“你还会继续在那边工作吗?”
她摇摇头:“我准备去深圳,那里的工厂在招工。”这次,她说的是真话。
我们就这样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护士推着轮椅进进出出,救护车呼啸而过。空气里飘着槐花的香气,预示着夏天就要来了。
“你是个好医生,”她突然说,“不要变。”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是啊,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保持本心真的很难。
后来医院整顿,有几个诊室被关停了。王老板真的改行做了生意,据说开了家建材店。等我实习期满,去了一家公立医院。
多年过去,西安变了很多。原来的“金色年华”成了超市,德仁医院也不在了。但每次经过那条街,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带白色发卡的姑娘,想起她教我跳舞时的样子。
那是1999年的西安,我们都以为爱情能改变命运,却不知道命运已经给每个人写好了剧本。但我始终觉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遇见了最好的彼此。这段记忆,就像她眼角的泪痣一样,永远印在心底。
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戴白色发卡的姑娘,我还会恍惚地多看两眼。但我知道那不是她,现在的姑娘 们已经不流行戴那种发卡了。
回想起来,那时的西安还很青涩。马路上许多人骑自行车,公交车上挤满了人,路边小店门口都支着大喇叭放着流行歌曲。现在城市太现代化了,反而少了些烟火气。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当时……但现实哪有那么多如果。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个好医生,这可能就是她给我最好的礼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