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司马”官职的千年演变

更新时间：2025-03-11 12:55  浏览量：2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司马” 这一官职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它的起源，与马这种在古代战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动物紧密相连。在春秋以前，职业化军队主要由贵族出身的子弟组成，战争方式以战车的列阵对阵冲锋为主，而战车是由马拉的，马的地位极其重要，哪个国家马匹多、战车多，就意味着军力强盛，人们常用 “千乘之国”“万乘之国” 来形容。由此，专门负责管马匹的 “司马” 应运而生，成为非常重要的军职。

殷商时代，司马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 ，掌管军政和军赋。这一时期，司马不仅要管理好马匹，还要统筹军事行政事务，负责军赋的征收和调配，为国家的军事行动提供坚实的保障。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我们能看到 “令多马卫”“马小臣” 等记载，这些都印证了司马系统在商代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商王武丁时期，司马官更是直接参与对土方、羌方等部落的征伐，权力极大，可调动三千人以上的军队。

到了周朝，司马依然是朝廷重臣，作为国家军事行政部门的首脑，其职能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管理军赋方面，司马不仅要掌管军赋的使用，还要从制定军赋标准到征收运送，直至调配使用，都要全面负责。这就要求司马对国家的土地、人民及收成情况有清晰的了解，以便制定合理的征收标准，同时还要掌握军队的数量和配备情况，保证赋有所出和赋以足兵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国的蒍掩担任司马时，子木让他治理军赋、清点甲兵。蒍掩于是详细登记土地情况，度量山林、聚集水泽、区分高地、标明盐碱地、规划蓄水地、划分平原、收取沼泽地、整治肥沃土地，根据收入制定军赋，登记战车和马匹，统计甲兵、徒兵、甲盾的数量，完成后交给子木，这一系列工作充分体现了周代司马在管理军赋方面的职责和细致程度。

除了管理军赋，司马还肩负着组织军训的重任。在西周，由于常备军的建立和战争的发展，对军队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军事训练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同于后世由统帅军队的将领进行经常性训练，西周时的军事训练由司马在农闲时定期组织服役人员进行临时性训练，这是由奴隶制时代民兵制度所决定的。这种训练方式，既能保证军队在战时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又不会过度影响农业生产。

在执行军法方面，司马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官，在军事活动中，所有涉及赏罚等军法事宜，均由司马处断。《周礼・大司马》中记载：“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 ，以及 “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及战，巡陈，胝事而赏罚” 等内容，都表明了司马在执行军法时的权威性和严格性。在《国语・晋语三》中，晋国将领庆郑因违反军令，晋惠公命司马说将其斩杀，司马说在全军将士前历数庆郑的四大罪行，然后行刑，以儆效尤。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诸侯纷争、战火连天的时代，各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霸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军事力量成为了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而司马这一官职，作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在国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官职的地位和权力来看，司马虽然是副官，但在军事领域却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负责协助主将制定战略战术，指挥军队作战，同时还要管理军队的后勤保障和军赋征收等事务。在战场上，司马的决策往往能够影响战局的走向，他们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例如，在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齐国的司马孙膑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孙膑运用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制定了 “围魏救赵”“减灶诱敌” 等精妙战术，成功击败了魏国的军队，为齐国赢得了霸权。

在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司马常常身处漩涡中心，成为各方势力争夺和拉拢的对象。他们的忠诚和立场，往往能够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化。以曹无伤为例，他作为刘邦麾下的左司马，在刘邦阵营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和权力。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 年），曹无伤协助刘邦斩杀秦朝泗州守壮，为刘邦的起义事业立下了功劳 。然而，在刘邦进入咸阳之后，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邦派兵驻守函谷关，引起了项羽的不满。此时，曹无伤为了个人利益，选择了背叛刘邦，向项羽告密，说刘邦有称王之心，想要让秦王子婴做丞相，秦国的奇珍异宝都归刘邦所有了 。他企图借此求得项羽的封赏，却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危机 —— 鸿门宴。

鸿门宴上，项羽本打算借机斩杀刘邦，刘邦在张良、樊哙等人的帮助下，惊险逃脱。回到军中后，刘邦立即斩杀了曹无伤。曹无伤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刘邦与项羽之间的矛盾激化，差点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也让他自己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曹无伤的例子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司马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面临着诸多的诱惑和考验，他们的选择往往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曹无伤，战国时期还有许多司马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楚国的司马子期，在楚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支持楚昭王，与其他贵族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与吴国的战争中，子期率领楚军奋勇抵抗，虽然最终楚国都城郢都被攻破，但子期的抵抗精神和军事才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又如，赵国的司马相如，他虽然不是战场上的司马，但在赵国的政治外交舞台上，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口才，为赵国争取了利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太尉与大司马这两个官职的设置及职能变化，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对当时的军事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太尉作为三公之一，理论上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金印紫绶，掌武事” ，协助皇帝处理军事事务，参与军事决策，负责全国的军事行政工作，包括军队的训练、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太尉一职却长期无人担任，这主要是因为秦始皇对军权高度重视，他担心太尉权力过大，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始终将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秦朝时期的重要军事行动，如统一六国的战争、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等，都是由秦始皇亲自决策和指挥，太尉在军事事务中并没有实际的权力。

到了汉朝，太尉的地位和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汉初，太尉的设置并不稳定，时设时废，且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太尉的任命就比较随意，有时甚至空缺。例如，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曾拜韩信为太尉，但后来又将韩信改立为韩王，太尉一职空缺。直到高帝十一年（前 196 年），周勃才被封为太尉。在惠帝、文帝时期，太尉的职位也多次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太尉更多地是作为皇帝的军事顾问，在国家面临重大军事行动时，为皇帝提供军事建议和决策支持。例如，在诸吕之乱时，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合力，诛诸吕而迎立代王为汉文帝。周勃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太尉的身份，成功夺取了北军的兵权，为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 。然而，太尉的权力仍然受到皇帝的严格控制，没有皇帝的命令，太尉无法调动军队。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丞相的权力，同时更好地掌控军权，对官职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太尉改为大司马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卫青、霍去病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汉武帝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同时也为了将军事大权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中，设立了大司马一职，并将其冠于卫青、霍去病的将军号之前，即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此时的大司马，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与之前的太尉相比，其权力和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权力结构来看，大司马的设立使得军事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身边的亲信将领手中。卫青和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的亲信，他们凭借着与汉武帝的特殊关系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了大司马的首任担当者。通过赋予他们大司马的头衔，汉武帝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信任的人手中，避免了军权旁落的风险。而且，大司马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还参与朝政，拥有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权力。卫青和霍去病在担任大司马期间，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还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

从实际职能来看，大司马与太尉在军事事务的侧重点上也有所不同。太尉主要负责军事行政事务，如军队的训练、管理、后勤保障等，是全国军事行政的首脑；而大司马则更加侧重于军事指挥和战略决策，是皇帝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在汉武帝时期，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多次率军出征匈奴，他们在战场上的指挥和决策，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例如，在漠北之战中，卫青和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深入漠北，与匈奴主力展开决战。卫青采用了巧妙的战术，以武刚车环绕为营，然后派出五千骑兵与匈奴交战，最终击败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霍去病则率领骑兵长途奔袭，深入匈奴腹地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部激战，歼敌七万多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临翰海而还。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也充分展示了大司马在军事指挥和战略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 。

汉武帝设立大司马，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汉武帝之前，丞相的权力较大，对皇帝的决策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加强皇权，汉武帝通过设立大司马，将军事权力从丞相手中分离出来，使丞相的权力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而且，汉武帝时期，汉朝面临着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需要加强军事力量，提高军事指挥效率。大司马的设立，使得皇帝能够更加直接地掌控军队，及时做出军事决策，应对匈奴的侵扰 。

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的举措，对汉朝的军事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军事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手中，提高了军事指挥效率，为汉朝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这一变革也对后世的官职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时光流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司马这一官职又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其职能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隋唐的行政体系中，司马成为了州郡太守（刺史）的属官，其职责和权力相较于之前的朝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

隋唐时期，州郡的行政架构以太守（刺史）为核心，司马作为其属官，主要承担着辅助太守处理政务的职责。在军事方面，司马要协助太守管理地方军事事务，负责军队的训练、调度和管理，确保地方的军事安全。在行政事务中，司马需要参与地方的日常管理，如户籍管理、税收征收、司法审判等，为太守提供决策支持和执行协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地方节度使权力膨胀，中央政府为了制衡地方势力，对官僚体系进行了调整，司马的权力逐渐被削弱 。

在这一时期，司马常常成为朝廷安置被贬官员的职位，许多在政治斗争中失利或得罪权贵的官员，都会被贬为司马。这一现象在唐朝尤为明显，“贬为司马” 几乎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政治惩罚手段。

白居易的被贬江州司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元和十年（815 年），唐朝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被盗匪刺杀 。白居易当时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他怀着满腔的愤怒，认为这是朝廷的软弱和无能的表现，于是率先向皇帝上书，要求迅速抓捕盗贼，洗雪国耻 。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却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白居易的上书被认为是越职行为，因为他当时担任的太子左赞善大夫并非谏官，不应该在谏官之前议论此事。而且，他的言辞激烈，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一些人趁机向唐宪宗进谗言，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却写了《赏花》和《新井》诗，有伤名教，不宜在朝中任职 。在这些人的联合攻击下，唐宪宗下令贬白居易为江表刺史，随后又再次下诏，将他贬为江州司马 。

被贬为江州司马，对白居易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从一个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一下子被贬到了偏远的江州，远离了政治中心，失去了权力和地位 。在《琵琶行》中，他写下了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的诗句，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此时的司马，对于白居易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官职，更是他政治失意的象征，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

从白居易的例子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被贬为司马的官员，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活困境。他们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失去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在生活中也常常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许多被贬为司马的官员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比如柳宗元，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创作了著名的《永州八记》，以清新的笔触描绘了永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思考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期间，写下了许多寓意深刻、意境开阔的诗歌，展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

隋唐时期的司马，作为州郡太守的属官，虽然在行政体系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其权力逐渐被削弱，成为了朝廷安置被贬官员的职位。对于那些被贬为司马的官员来说，这一官职既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低谷，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许多人在困境中通过文学创作等方式，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

宋元明清时期，“司马” 官职的演变进入了新的阶段。宋代时，司马虽仍存在于军府之中，但其职权已大不如前，更多是作为一种虚职或荣誉性的称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权力。在军队中，司马逐渐成为一种加官，用以提升将领的地位和待遇，而非负责具体的军事指挥或行政事务。比如一些高级将领在立有战功后，会被授予司马的加官，以表彰其功绩，但他们并不会真正履行司马的传统职责。

到了元代，由于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和军事管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司马这一官职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已难觅踪迹 。在军事方面，元朝的军队组织以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为主，官职设置与前代有很大不同，司马不再是重要的军事官职，其职能被其他官职所取代。

明清两代，司马更是逐渐演变为一种别称。在明代，府同知有时会被称为司马，这一称呼更多是基于历史传统和文化上的延续，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府同知有着自己明确的职责范围，与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职能已毫无关联 。清朝时期，司马的称呼依然存在，但同样只是作为府同知的雅称，在正式的官职设置和行政体系中，已没有司马这一官职。

回顾 “司马” 官职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它从最初掌管马匹的重要军职，逐步发展为掌管军政、军赋的朝廷重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职能、地位和权力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西周的军政要职，到战国的副官之责，秦汉的太尉与大司马的权力更迭，再到隋唐成为州郡属官和贬官象征，直至宋元明清逐渐演变为加官或别称，失去实际军政权力 。司马官职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它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了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