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公仆》说起：泽连斯基如何面对历史时刻？
更新时间：2025-03-11 13:47 浏览量：1
因为泽连斯基的演员出身而轻视他的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特殊身份的潜力。如果说戏剧赋予了他什么本能，那就是将历史想象成一个舞台的直觉以及与之相伴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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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师瓦西里•彼得洛维奇•戈洛博罗季科（“瓦夏”，泽连斯基饰演）他还没有从清晨的困意中完全醒来，睡眼惺忪地在马桶上读着杂志，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三个西装革履的在他的门口静候，他们确认了瓦夏的全名，于是毕恭毕敬地说了声：“早上好，总统先生。”
这是乌克兰2015年电视剧《人民公仆》的开篇，然而它不期然地成为了一个政治预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公仆》更生动地诠释“打破第四面墙”的例子了。这一切开始于瓦夏的一段在网络上病毒式传播的抱怨，他在学校办公室的一次争执中将整个体制骂了个遍，全过程却被窗外的学生偷偷录了下来。历史老师瓦夏成为了反体制的网络名人。愤怒的民众将他选为乌克兰总统，瓦夏对此毫不知情，直到选举结果公布才得知自己获胜。然而，随着总统工作的深入，瓦夏开始意识到，有某些幕后寡头实际支配着政局，他的团队由各种政府高官和既得利益者组成，他们试图操纵这位新总统，让他成为一个听话的傀儡。于是，“人民公仆”瓦夏则开始试图发起反击，并主导一场政治变革……
“心理连续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的哲学概念或许能够恰当地解释泽连斯基饰演的“瓦夏”与他本人所展现的刚毅性格之间的关联。你只需要回想一下，张国荣所饰演的电影角色是如何影响到了他现实的生活、爱情甚至死亡。你同样不应该将泽连斯基和他在《人民公仆》里出演的角色截然区分开——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所饰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会变成他自身命运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谈论某位演员“戏路”宽窄之时的潜台词是：这位演员曾经出演的角色实际上规定了他的形象、他的面孔以及他未来的路径。我们必须从《人民公仆》去理解瓦夏，因为乌克兰人民正是出于这样的荧幕理解让他在2019年击败波罗申科成为了乌克兰的总统，事实上，这部剧集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的政治纲领。乌克兰最高拉达的第一大党“人民公仆党”的名字就来源于这部剧集。
在《人民公仆》中，瓦夏是一位尚未做好准备的总统，而历史性的重担突如其来地压在他的肩上。乌克兰没有时间等待。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后来试图解释她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对于俄罗斯的“绥靖”，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是她为乌克兰争取的时间，因为整个欧洲都清楚，从顿涅茨克到第聂伯河之间没有天堑，乌克兰的战事不会止于停火线。而波罗申科和几乎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右翼人士都将泽连斯基在2019年的选举胜利视作是普京的胜利，这位俊俏的政治素人未经过残酷的洗礼，他将是献给野心的贡品。
乌克兰这位稚嫩的战时总统需要为自己的境况与使命找到一个精准的譬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幕僚长叶尔马克将俄罗斯称为“索伦”——《指环王》中土世界的黑暗魔君，他乌克兰视作“米那斯提乌斯”——这是《指环王》中陷于围困的城市，而乌军士兵习惯性地将他们的敌人称作参与围城的“兽人部队”。那么谁是佛罗多•巴金斯就可想而知了——爱好和平的霍比特人，他缺乏力量，但却偶然地肩负起整个中土世界的期望，他将远赴魔多去毁灭象征着权力与纷争的至尊魔戒。
人们对泽连斯基存有的喜剧记忆，让他在庞然大物的身侧，保持着一种轻盈的状态，而轻盈的小人物的勇敢可以击败庞然巨物，这是一种根植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信念。乌克兰人以及整个东欧会更加理解这种轻盈的意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篇名叫《我为何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抨击了俄罗斯文化中来源于幽暗的东正教意识的沉重，那种沉重让他无法喘息，他选择迁居法国，拥抱西欧的轻盈。轻盈有轻盈自身的力量，就像有人说，真正让苏联土崩瓦解的，不是北约的军事威慑，而是另一位演员——雷纳德•里根的讽刺笑话。
除了比自己强得多的武装力量，基辅面临的更深威胁是一种历史与文化身份的威压：那是卧榻之侧的强邻取之不尽的历史资源所积蓄的实力——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与约瑟夫•布罗茨基们，这些名字共同构筑了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一整套关于历史、身份与地缘的表述。因此，乌克兰需要的是一套新的框架和解释，一种对自身独立性与自由的趋光性的新的阐释，这样才不会被亚历山大•杜金这样充满了弥赛亚意识与帝国情节的思想家牵着鼻子走。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人民公仆》中，泽连斯基饰演的瓦夏本职工作是一位历史老师。他知道自己当上了总统之后，回到学校遇到了自己10-B班的学生们，他们决定最后留下一张合影。在相片定隔的那个瞬间，他们一起喊出的单词是“历史”。快门咔嚓一声。
现实中的“咔嚓一声”发生在2022年2月25日，泽连斯基与他的团队成员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个小广场录下了那段后来风靡世界的短视频，当时有流言称他已经离开基辅，转移到了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泽连斯基在视频中向整个乌克兰喊话：“总理在这里，机构领导在这里，总统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公民在这里，捍卫我们的独立。”笼罩着整个社交网络一整天的信息战硝烟被这则视频骤然驱散了，从那一刻起人们意外地认识到，基辅或许可以摆脱所有预测中注定沦陷的命运。
在那一天以后，泽连斯基每个夜晚都会向国民录制一个几分钟的小视频，把乌克兰一天的外交工作和军事成果向民众汇报——今天哪个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少辆装甲运兵车，防空部队射落了多少架“沙希德”无人机，黑海舰队的哪艘护卫舰又被乌克兰化作了“潜艇”，在库尔斯克州的哪座村庄又取得了进展……巨细靡遗。这是一种乌克兰版本的“炉边谈话”，泽连斯基效仿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试图安抚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公众的方式。在办公桌支起手机，开启前置摄像头，总统就这样开始汇报工作。像是一次视频通话。
我就这样“追更”了三年，见证着泽连斯基的这张脸如何开始遍布皱纹，他的眼袋逐渐加深，眼睛中原来的光芒消失了，变成了一种凝重的暗色。他在2022年的2月底几乎一夜之间衰老，2023年乌克兰扎波罗热夏季反攻的败绩后，他更显沧桑。这张脸比起三年前至少老了有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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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为泽连斯基的演员出身而轻视他的人们，没有意识这一特殊身份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成为一个演员意味着，在他的身前蒙着一层幕布，幕布后面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角色，当幕布被掀开，就到了他粉墨登场的时刻。如果说戏剧的练习赋予了一个人什么杰出的本能，那就是一种将历史想象成一个舞台的直觉。通常，面对压倒性的军队来袭，一位在世俗世界中无所倚傍的政治领导人会理性度量自己的生死，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计算自己获胜的概率，他或者会被一种即将到来的巨大恐惧所摄住，就像阿富汗的加尼在兵临喀布尔时的选择、叙利亚的阿萨德在霍姆斯失陷后的选择。
但对于一位演员而言，他则可能会唤起某种极其特殊的、戏剧性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浪漫主义倾向盖过了理性的度量。他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所置身的方位，于是对特殊时刻的来临有一种惊人的嗅觉，当历史的聚光灯被打亮，全球的目光汇聚于此，英雄主义的光环突然笼罩着他，“咔嚓一声——历史开始了。”他面对的目光不再只是此刻的国民，而是后世的睽睽众目。这或许解释了2022年2月24日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时刻，泽连斯基表现出令世人侧目的勇气。
当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他离开乌克兰（实际上暗示为他提供政治庇护）时，泽连斯基抛下那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我需要弹药，而不是搭便车。”泽连斯基在开战前用俄语对俄罗斯人民喊话道：“当你袭击我们的时候，你将看到我们的脸，而不是背影。”
耶鲁大学的东欧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将泽连斯基留守基辅的决断视作一个哲学性的时刻，它象征了“本质先于存在”，你可以将它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无形的内在观念与所信奉的价值观的力量在这一时刻压倒了由钢铁洪流所凝铸成的、由国际关系的格局所塑造的物质与结构的力量，它让泽连斯基做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并且转化成了肉眼可见的物质战果。观念成功塑造了现实。
这大概是为什么鲍里斯•约翰逊一眼就盯住了泽连斯基身上某种似曾相识的英国气息——一个丘吉尔的灵魂在他的身上若隐若现。在担任首相期间，鲍里斯•约翰逊三度到访基辅，他是最受乌克兰人欢迎的政治家，超越了乔•拜登与马克龙的支持度。
以赛亚•伯林在他的文章《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中这样写到：“（丘吉尔）这种看待致命危险时乐观、英勇的眼光及征服的意志，在失败似乎不只是可能而是在所难免的时刻油然而生，是炽盛的历史想象的产物，而这种想象所依赖的材料不是外在之目而是内在之眼所见。”
驱动着丘吉尔的“内在之眼”是他关于“至暗时刻”的捕捉，一种西塞罗式与伯利克里的雄辩家的风格，这里面内蕴着西方古典文脉的浓重情节，好像置身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笔底，伯林同样发觉出了丘吉尔身上的“戏精”属性，他写到：“（丘吉尔）像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伟大演员——恐怕也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演员，在炫目的灯光下以一种大气、从容不迫的庄严语调念他那令人难忘的台词。”
而驱动着泽连斯基的则是《人民公仆》中瓦夏的人物轨迹，结合起他所演过的剧集，这一切的传奇性比之丘吉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如同希腊德尔斐的神谕——人物被预先告知了自己的命运，然后他决定自己走向这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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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末从哈尔科夫到赫尔松的高歌猛进让许多人觉得乌克兰胜利在望，或许泽连斯基在脑海中已然构思过这样一种完美的结局：从2015年《人民公仆》剧集中那个无所事事的早晨，到最后胜利的史诗，这将是一个可以比肩于俄罗斯伟大文学的民族神话。当记者问到泽连斯基战后的愿望，他回答道：“我想去克里米亚看海。”
然而2023年夏季反攻的失利却是这部本属于乌克兰的“创世史诗”情节崩塌的时刻，人们突然从整个2022年战事的无比乐观，重新地陷入到了一种无望的僵局。他试图把这部剧集续写下去，尽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在拜登的任期，泽连斯基的个人尊严等同于与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究其根本，泽连斯基展现的道德勇气事关乌克兰的独立，而乌克兰的独立则和国际秩序的存续休戚与共；但在特朗普的任期则恰恰相反，美国新总统意欲把旧秩序抛开，泽连斯基需要屈尊甚至谄媚，才能为乌克兰争取来自美国尽可能多的好处。
当特朗普与马斯克们厌倦了泽连斯基身上瓦夏、佛罗多与丘吉尔糅合的人物设定，他们决定让泽连斯基穿上西服。在《人民公仆》中，当瓦夏面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派的弹劾，他逆转颓势的方式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讲。他尝试发挥他最大的优势——他的口才，他的雄辩与文才征服了许多国家的议会，但这一次没能奏效，他被J.D.万斯无情打断了。你可以想象温斯顿•丘吉尔遭受失败，但你知道他无法忍受屈辱。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如果说泽连斯基这三年来的杀手锏是那种有如丘吉尔般的、以戏剧性的雄辩对于人民心目中道德信念的唤醒，那么他如今却遇到了一个犬儒主义者，一个对道德呼声无感的听众。他惯于把话说得简单易懂，那些多余的修辞是一种徒劳的热情，低效且冗余。
或许在今日的情境下，那些戏剧的修为仍然是最能够支撑他的东西。所有身处至暗时刻的政治家都需要寻找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有人信靠上帝，有人假借历史，泽连斯基诉诸虚构。这并不无高下之分，它们的根本原因都是出于一个政治家极深的孤独，在人类的历史中，屈指可数的人遭遇过他们正在遭遇的重负。唐宁街的款待一定程度上缓释了泽连斯基的孤独，但艰难的日子或许还在后面，他刚刚经历了一个强大盟友的背叛，未来的世界将如雾中行船。
泽连斯基曾说起，他希望未来再次“让人们欢笑”，就像他在2019年之前担任总统之前所做的那样。然而在见证所有残酷之后，很难让人瓦夏能够重新寻回那份轻盈，他说：“这场战争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不失去内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