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国家记忆留住历史文脉！代表委员谈遗产保护

更新时间：2025-03-12 09:53  浏览量：2

保护抗战文献 传承国家记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 陈红彦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国家图书馆保存了大量与抗战相关的历史文献，作为国家记忆，它们弥足珍贵。根据2024年进行的统计，馆藏古籍特藏类文献有近305万册（件）。其中，有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用鲜血抢救出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有抗战时期产生的革命文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副馆长袁同礼“愤日寇之暴行，不甘为敌傀儡”，带领部分馆员南下，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等教育机构合作办馆。为了全面收集抗战资料，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了“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此外，重庆、上海及香港等办事处也兼有征集抗战史料的任务。后来，图书馆在昆明、重庆两地的办事处直接与延安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重庆新华日报社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机构建立联系，按期订购《解放》《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群众》等革命书刊。抗战文献得以公开入藏，由此翻开了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馆藏建设新的一页。

1954年，国家图书馆有了一类藏品叫“新善本”，新善本中有一个专题就是抗战资料。此后，对抗战文献的收藏一直没有停止过。文献保存在恒温恒湿的库房，有专人管理，比散藏民间更利于保护利用。

抗战文献的价值不言而喻，但其保存状态用“濒危”形容并不为过。一方面，当年的纸张及书籍生产工艺使文献本身就比较脆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去的颠沛流离和保存环境、保护措施的不足。

国家图书馆曾经开展“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在馆藏的各类、各历史时期的文献中，1850—2000年间文献的酸化和老化损毁状况最为严重。抗战时期文献纸张pH值多低于4.5，这意味着文献的损毁速度将大大加快。部分文献已经难以供人们阅览，有的已经完全失去机械强度。如果不加以干预，这些文献将在50—100年内逐步消亡。

脱酸，是减缓文献衰变、恢复纸张机械强度的技术路径。十几年前，国内尚无成熟的生产技术，需要进口设备，脱酸工作使用的液体也十分昂贵，加之各收藏单位经费有限，抗战文献的脱酸保护往往无暇顾及。

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自1981年开始便致力于解决纸张酸化问题。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成立后，工作人员通过不断探索，成功研发并取得了纸质文献无水液相脱酸技术等三项发明专利，研发了脱酸设备、脱酸液。经过检测和使用，脱酸效果好，环保安全，成本也大幅降低。实验室数据证明，可为文献延续200年以上的寿命。脱酸后的文献可以直接阅览，也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以数据库形式供人们研究利用，让文献及其中承载的国家记忆永远传承下去。

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与企业合作，打造出集系统集成、智能操控、批量脱酸、远程管理等于一体的文献脱酸保护智慧化实验中心，让大量面临酸化毁灭风险的文献“重获新生”。这也是对抗战先贤的一个告慰。

合理设计“国宝”文旅路径

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 杭 侃

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化部组织了16位学者组成勘查团，对当时雁北地区的文物进行实地勘察。成员中包括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那时候他才28岁。在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他发表了《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重点介绍了浑源县城里永安寺与圆觉寺两座寺院的沿革和古建筑。这也是宿白先生第一篇关于古代建筑的论文。

永安寺内有元代建造的传法正宗之殿，这座殿的重要性可以从大殿的匾牌上略窥一二，匾牌上的“传法正宗之殿”遒劲典雅，有磅礴之气，为元代高僧溥光所书。溥光善诗、工书，赵孟頫在大都（北京）见其字，惊叹“此书乃过我”。他还是书画鉴赏名家，《千里江山图》上就有他的题跋及钤印，称观摩此画过百次。宿白先生因此感叹：“雁北僻县居然还发现600年前名家榜题，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永安寺堪称国宝级遗存，学术界早知其研究价值，宿白先生之后，不断有学者著书撰文介绍永安寺，它也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让永安寺真正走进百姓视野的，是《黑神话：悟空》。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的地上文物确实具有很强的观赏性，《黑神话：悟空》的很多取景地都在山西。2024年，全国文旅市场持续向好，以山西为例，重点监测景区游客人次、经营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6.9%、11.3%，反映出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

这样的势头如何保持？

山西省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通过提升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交旅融合功能，有机串联5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促进文旅、文博、文创、文艺联动，构建大文旅格局。这些都是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反应，但也给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黑神话：悟空》作为爆款游戏，确实给山西文旅带来了显著的宣传效应，但是，游戏并不能代替现实，文物点也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景点。旅游开放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除了旅游资源质量、交通通达度、政策与经济支持等因素之外，旅游基础设施、环境承载力和接待能力也必须加以统筹考虑。只有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分级评估、有序开放、系统阐释，才能保证文化遗产的利用是在合理范围内，也才能让旅游成为民众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对于全国来说，文旅融合都是新课题、大课题。世界遗产地、各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博物馆、大遗址、文化公园等等，都是宝贵的资源，只有通过科学评估，合理设计旅游路径，才能让一处处闪亮的国宝不仅仅是蜻蜓点水式的网红打卡地，而是每一条旅游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非遗歌舞可以“潮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钰尼文化艺术传承中心校长 杨钰尼

2024年以来，我和团队创编的《非遗也“潮”》《云南舞蹈地图》《乐作乐》等融合了非遗民族歌舞与现代舞蹈的作品，密集亮相国内、国际舞台，受到观众喜爱。这些非遗年轻化表达的探索和创新，让我明白——非遗歌舞，的确可以“潮起来”。

我是在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边长大的95后哈尼族姑娘。哈尼梯田层层翻涌的稻浪、哈尼古歌娓娓道来的和声，还有乐作舞步步生莲的舞姿陪伴我一路成长。小时候，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唱哈尼歌、跳民族舞。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会跳会唱哈尼歌舞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传统的非遗民族歌舞，逐渐有了被遗忘的迹象。

非遗，不能是孤芳自赏的“老物件”。如何让古老的非遗重焕生机？2015年，还在读大学的我在家乡红河县创办了文化艺术传承中心，立志将家乡歌舞文化融入生活，用青春之力促进“哈尼多声部民歌”“乐作舞”等哈尼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创业之初，我带着山里的孩子们学唱哈尼古歌，学跳乐作舞。有人质疑：“教这些老掉牙的东西，能有什么前途？”但我觉得，民族文化瑰宝蕴含着独特的魅力，只是尚未被更多人看见。教学中，我自己也经常向民间艺人请教，提炼非遗歌舞中动作的精髓、代表性的音乐段落，再加以创新发展。

2018年，我带着孩子们到北京参加比赛。我们的作品《哈尼宝贝》一亮相，便惊艳全场。最后，作品得了全场最高分。孩子们激动得欢呼雀跃，眼中闪烁着喜悦的泪花，哈尼歌舞终于被人们看到了！

10年来，我们中心共培养出3000多名学员，组建起一支近20人的歌舞教师团队，引领梯田边的孩子们凭借艺术才华走出大山。而我又在思索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让传统非遗在新时代实现“破圈”发展。我开始大胆尝试，把哈尼民歌融入电子音乐，让充满民族特色的乐作舞和时尚动感的街舞相互碰撞。

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就拿我和云南民族街舞团的合作来说，一开始，他们对这种融合心存疑虑。街舞团的老师担忧地说：“这两种舞蹈风格差异太大了，融合不好的话，会不会变得不伦不类？”我理解他们的顾虑，耐心解释哈尼舞蹈的起源、特点及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大家围坐在一起，反复探讨动作的衔接、节奏的把握，不断摸索、调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让两种截然不同的舞蹈在碰撞中绽放出绚丽火花。后来，就有了《非遗也“潮”》系列作品。

非遗“破圈”需要活态传承。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配乐，采用的正是“活态传承”的贵州侗族大歌。独特的和声和悠扬的旋律，为电影场景注入了灵魂。我期待不久的将来，哈尼族民歌也能与影视剧来一次“双向奔赴”。

现在，我经常在短视频平台看到年轻人直播跳乐作舞的视频，弹幕里满是“求教学”的留言。哈尼民歌里有句歌词：“种子种在梯田里，就会长出新希望。”我愿意做那座连接过去和未来、家乡与世界的桥梁，让哈尼文化越过高山和湖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本报记者叶传增采访整理，毛敬华参与采写）

博物馆如何提高“科学含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徐 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自然博物馆就是实现科学普及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伴随着近年持续的“博物馆热”，我国自然博物馆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不仅公立博物馆在继续发展壮大，民营博物馆也开始兴起，博物馆事业发展呈现出灵活多样的业态。尽管如此，自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公立博物馆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问题、民营博物馆发展的法规政策环境问题、数字化和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以及传统博物馆的低效运营等。

在我看来，博物馆的发展需要重新考虑其功能，思考新的运营方式。博物馆天然具有公益性特征。传统的公益化组织，往往存在低效率等问题，从受益者角度考虑较少或考虑不够周全，使其公益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博物馆转化思路，一切从“客户”（观众）的需求出发，从“展品”提供者变成“产品”提供者。

推动小型化、标准化、主题化的展陈类科普产品生产，推动小众文创产品变为大众消费产品，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方面，民营博物馆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和生长活力，在展陈场所、人群和方式等方面积极发力。如广州的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开在一个大型商厦中；浙江绍兴的盘古化石馆，位于古镇内的民居，其展陈也营造出一种家一样的感觉；桂林水印矿时艺术馆，开在酒店里；福建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设置在产业园区，利用集团办公楼空间改装建成……这些民营博物馆，满足了更多样性的社会需求。可以说，一个富有活力的民营博物馆体系开始出现。

当然，民营博物馆的发展也面临一些短板，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即科普的准确性、权威性、前沿性不足，未来，民营博物馆需要加强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提高其“科学含量”。

如今，公众对科学的热情和科学素养正快速提高。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让科普越来越“触手可及”。这既给博物馆事业发展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机遇。

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最终还需要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公众为什么要去博物馆？

博物馆的藏品和标本，是公众对真实体验需求的载体，如何围绕藏品和标本讲好故事，是展陈及研学等教育活动的核心；同时，博物馆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交场所，人们在这里实现互动、分享和获得启迪。未来的博物馆不仅要考虑收藏、展陈、教育和研究等功能，也要加强社交功能，更好地结合数字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做好服务，惠及更多人群。

吸引孩子们爱上博物馆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博物总馆副馆长 宋 燕

推开博物馆厚重的大门，仿若穿梭在时间的长河里，历史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艺术的馨香扑面而来。“六朝古都”南京，3100年建城史、450年建都史积淀的厚重文化都镌刻在博物馆里。如今，南京正在建设“博物馆之城”，从历史宝库到教育沃土，博物馆在不断“上新”的实践中演绎着动人篇章。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为了让孩子们乐于走进这所“大学校”，南京市博物总馆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自身建设：针对孩子们的身高和视角，适当调整展柜高度，让他们不必仰头踮脚就能领略文化之美；培养了“小青莲”“小灵星”“小红帆”“小红梅”等一大批博物馆小志愿者，让他们从自己的视角、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博物馆的故事……

让博物馆更好实现文化浸润，需要不断挖掘藏品内涵，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展览，设计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公共教育课程，让他们在沉浸式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度、文明广度、精神高度和现实温度，种下文化传承的种子。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古建知识讲解、非遗手工制作、民俗游戏体验等面向青少年的系列品牌主题活动，搭建起孩子们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桥梁；在南京市博物馆，与南京艺术学院共同打造的“和声千年·乐聚中华——民族融合中的礼乐印记”社教项目，深入挖掘礼乐的文化内涵，通过寓教于乐的课程设计，让青少年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思考当下。

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一间展厅都是一个生动的课堂。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博物馆教育有广阔拓展空间。积极开拓展览内容、推进课程研发、丰富教育形式，让博物馆教育更具活力、实效，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在多元对话中读懂中国。

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历史文脉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梅 亦

江西省历史文化璀璨，传统村落众多。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中国传统村落413个（列全国第八），省级传统村落157个。近年来，江西省加强古村落保护，“三普”登记古建筑2万余处，乡村博物馆51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名单5处，保护名录不断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深入挖掘。

去年，我走访了不少传统村落，看到很多因地制宜、让古村落焕发出勃勃生机的例子。如吉州钓源村，这个始于唐代的村落，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开展整体修缮及规划设计，展现出古风古韵，开发各种非遗手工作坊，实现了保护，体现了价值，2024年共吸引59.14万人次游客打卡体验。婺源县虹关村深入挖掘古徽墨传承，打造徽墨研学游，将徽墨制品与旅游手办紧密结合，得到很多游客的青睐。抚州金溪县游垫村将传统的耕读传家文化以崭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加大了和各个大学之间的联系，请高校专家充当外脑智库，帮助古村打造更好的旅游体验，让游客耳目一新。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传统村落如何更好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可以加大对村民的组织和培训力度，打造非遗手工技艺传承等方面的特色作坊，通过文化活动来增强村民对于传统村落的认同感，从而提升保护水平，加强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可以多探索类似“金融+文旅”的新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专项贷款产品，支持社会资本通过投资、合作等方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可持续模式。

放眼全国，如何多方发力，推动、促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的建设，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探索。

（本报记者朱磊采访整理）

在文物普查中提高文物保护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阿勒泰地区文博院（博物馆）馆员 卓娅·巴合提

2024年，我参加了阿勒泰地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这让我对野外文物保护有了更多新认识。从古遗址到近现代重要史迹都需要进行实地普查，对重点普查对象的名称、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等进行数据采集，对已认定、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确保普查结果全面客观反映文物资源状况。

阿勒泰地区野外文物数量多、分布广且相对分散，管理难度较大。目前，共有60名自治区备案野外文物看护员，守护着阿勒泰地区4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众多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野外文物保护工作很辛苦，但让我有了很多机会与市县文博单位同事探讨野外文物保护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工作中，我发现生物侵害、气候变化等都会对野外文物造成影响，因此，我决定继续关注野外文物保护工作，为持续提高野外文物保护水平发声。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我聚焦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去年全国人代会上，我提出“关于运用科技手段加强野外文物保护”等三条建议，均获得相关部门回复。

我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建设过程中，还撰写了99件（套）文物小传，并积极参与到“石人打卡”“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互动平台”等一系列数字采集、智慧化展示、可视化处理的项目建设中，努力提高文物保护水平，让展柜里的一个个文物“活”起来。

利用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经验为国家立法建言献策，在文物普查中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助力文物“活”起来，是我的荣誉，更是责任。3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让参加立法意见征集的我有了更大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