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 ？
更新时间：2025-03-09 19:22 浏览量：1
在中国的地域文化图谱中，“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是一个长期被讨论却难以彻底消解的话题。
夜幕降临的上海，舞台上正在上演滑稽戏，讲苏北方言的角色，往往是被娱乐的主角，只要有黄包车夫或小皮匠，他们最常用的台词是“哎呦喂，乖乖隆地咚”。舞台上他们甚至没有名字，小三子、小八子成了他们固定的标签。
不能否认，老一辈上海人对苏北人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感情。
往前三十年，这样的状况依然存在，一个男子直接冲进快要下班的派出所，大声叫嚷要求民警更改户口簿上的苏北籍。原来，男子谈了4年的女朋友，在几小时前领结婚证书时，忽然翻脸，转身走人，原因现在看来很滑稽，女方说：“侬骗我，从来没告诉我是苏北人，我上当了。”
这不是瞎编的，1989年的《解放日报》甚至以此展开一场关于上海地域性问题的讨论。
这种偏见的根源来自于历史的经济落差与社会结构分化。
从历史上看，苏北地区（泛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区域）的衰落，起始于漕运逐渐被海运所取代，运河经济带迅速走向没落。之后又遇到黄河改道，淮河水患频发，引发大量难民被迫南迁。
我有个同学，听他的长辈说，以前他们是大家族，全家有30多亩地，妥妥的中产地主。1910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情袭来，家里逐渐入不敷出，先是卖掉一部分地，第二年，由于饥荒，又卖掉了大部分地。
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他的父亲卖掉所有地产，带着妻子南下镇江，因为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几年后，身上的钱花了个七七八八。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继续南下碰运气，他们推着独轮车出发，男推女拉，推车上载着刚出生不久的同学他爸，日复一日地走呀走，最后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后，还是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在码头扛包子，打苦工，后来改行拉黄包车，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同学家不是个例，上海很多的苏北前辈都有相似的经历。根据史料统计，仅1931年的一次大洪水，苏北就有数十万灾民涌入上海，绝大部分人从事黄包车夫、码头苦工、拉粪车、扫大街等最底层职业。
稍微好一点也就是做厨师、剃头工或者澡堂服务员，而这些工作又大多被扬州周边的人占据。直到80年代，澡堂工、环卫工等职业仍被视作“苏北人专属”。
“苏北人”的概念，与其说是上海人的地域偏见，不如说是强势群体对底层职业从事者的歧视和偏见，这种现象不是上海独有，全国范围看，也有相当的普遍性。
苏北人也不愿意从事这些最不赚钱、最不理想的职业，但是没办法，实在是没得选。
我们拿数字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列入上海商业董事名单的有2080人，其中90%来自江苏、浙江，来自苏北的只有175人（约为8%）。
在这些苏北人中，一半集中在人数占比很低的启东、海门地区，在上海人眼里，他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苏北人，而他们也看不起更北面的人。
只有88人来自所谓的苏北，其中来自阜宁地区和盐城的人承包了黄包车业；扬州人几乎垄断了上海理发业和澡堂界，而扬州人认为自己是苏中人，对于北面的邻居，也不怎么待见。
中国管理者往往有很强的宗族、地域观念，普遍喜欢雇用亲戚、朋友或同乡人。这样一来，苏北人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像样的关系可以利用。
在上海除了同乡，还有一类关系可以满足
求职需求：青帮，在上海几乎每一个行业里都有青帮徒子徒孙。
事实上苏北原本就是青帮活动的中心，但上海青帮三大巨头没有一个来自苏北，黄金荣起步于苏州；张啸林来自杭州，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即使是在青帮“十姐妹”中也只有两人来自苏北。
青帮内部是有一个顾竹轩，可他也只是黄包车业界的强人，鼎盛时期，有数千名黄包车夫宣誓奉他为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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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竹轩曾经试图转型，一方面进军实体，搞茶楼，建工厂，上海著名的京剧圣地“天蟾舞台”就是他的产业之一；另一方面，在收编了“乔大和尚”乔耀山这个悍将之后，大杀四方，抢夺杜月笙的烟土地盘，光脚不怕穿鞋的，一度占了上风。
可惜，他的对手是杜月笙，老杜表面隐忍的背后，是他的袖里乾坤，几番算计之下，直接把顾竹轩扔进大牢，江北大亨从此一蹶不振。
苏北人可以利用的青帮关系，最后也只剩下黄包车行业。
上海旧印象，三湾一弄的“滚地龙”
经济地位的长期弱势，造成大多数苏北人生活贫困，他们用芦苇、纸板和能够找到的任意废料搭盖棚屋，“苏北人”逐渐演变为一种底层社会阶层标签，而不是单纯的地域身份。
虽然遭受到阶层固化的不平等待遇，倔犟的苏北人仍然是社会分层中不可忽视的符号，并且生生刻进上海人日常生活中。
清晨六点，街角面馆阳春面的葱香里传来老板的声音："阿要辣油"。
这不是苏北小镇，是上海街头小巷常见的场景，上海话的基因谱中，苏北话就像一段跳跃基因。
“苏北话”这个词是人为加上去的，实际上并不存在苏北话，只有具体的扬州话、盐城话等，或者是广泛意义上的“江淮官话”。
比如老派沪语中"晓得伐"的"伐"字，就是江淮官话，；而形容拥挤的"轧闹猛"，又源自扬州话"轧闹忙"，
一百年前，同学的爷爷推着独轮车沿长江顺流而下。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浓重的苏北口音将在这座远东第一都市生根发芽。
按照1958年出版的《上海方言常用词汇》的说法，"推板"（差劲）、"来三"（能干）等标注着"江北来源"的词汇占据着8%的篇幅。
有些苏北词汇成功嫁接到吴语的声调中，像"老卵"（嚣张）这样的混血词，江南的婉约外衣又怎能遮得住里下河的野性，当"老克勒"坚持着正统沪语，弄堂口的修车摊主偏要把"脚踏车"说成"钢丝车"。
住在老静安别墅的阿姨，张嘴是一口标准的沪语，但情急之下也会蹦出"不得命"的江北惊叹词。
《繁花》里的“玲子”，上海话讲的再嗲，还是有老上海能听出些许的苏北音调，但你不能否认，她的上海话不正宗
真正的上海话，从来都是五方杂处的混响。
苏北人对上海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帮菜中很多经典菜式都带有苏北基因，响油鳝糊脱胎于淮扬炒软兜，八宝辣酱借鉴了高邮酱菜工艺，就连蟹粉小笼，都能在扬州灌汤包中找到味觉原型。
苏北澡堂，又催生了上海特有的"混堂社交"。
当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割开云层时，那些苏北移民的后代已完成了阶层穿越。从闸北棚户到静安豪宅，到密集在钢铁办公楼，今天的苏北人，终于走完了一个世纪的攀登，原先身上贫穷的标签，正在时间的垃圾桶里发臭，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