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真相：胡蝶与张学良“共舞”事件的始末，一场历史的误会

更新时间：2025-03-18 08:34  浏览量：2

胡蝶回忆道，过去拍电影大多在摄影棚内完成，但这次为了呈现全新的面貌，明星公司的郑正秋提出前往北平拍摄外景，以增强影片的真实感。

这次北上由明星公司的张石川带队，张夫人也随行协助照料。

1931年，一行人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出发，途经南京并转乘渡船。当时长江上还没有大桥，从上海到北平需要经过浦口，浦口渡口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他们离开上海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但他们对东北发生的事变一无所知，直到接近天津时才真正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到达天津时，他们看到大批军队撤退，火车无法继续前行。

当时大家心情沉重，但对政局和政府的对日政策并不了解，尽管心中充满疑问，却也无从表达。他们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几经周折终于抵达北平，而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

胡蝶坦言，她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北上会引发一场莫须有的风波。

当外景队抵达天津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他们看到从东北撤下来的军队，才知道沈阳已经陷落。

然而，谁能料到这件大事竟然会牵连到胡蝶身上！

1931年9月18日晚十时一刻，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借口南满铁路被炸，以此为理由侵入中国守军驻地北大营，进而侵占沈阳及东北全境。

当时，张学良担任陆海军副司令，并兼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

据说事变当天，他因病正在北平住院休养。

胡蝶和“明星”外景队是在事变后才到达北平的。

在北平期间，由于明星公司同时开拍三部影片，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同时，张石川为了防止大家散漫影响拍摄进度，制定了严格的生活纪律，因此大家的空闲时间很少，即使有大型应酬活动，也是集体行动。

胡蝶强调，她与张学良不仅当时素未谋面，之后也从未见过，可谓素昧平生。

1964年6月，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曾有记者当面问她是否想见张学良，并表示可以安排。胡蝶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然从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她还开玩笑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

胡蝶是在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这场风波的。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题为《马君武感时近作》的诗。全诗如下：

“哀沈阳”两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胡蝶说这真是天大的冤枉！马君武的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写的。

后来了解到，这是日本通讯社故意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借此转移目标。

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未能考证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情有可原，但胡蝶却被无辜牵连。

当时乃至今日，关于此事的传说仍然众说纷纭。

明星影片公司为此于1931年11月21日在上海《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刊登辟谣启事。

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也登启事，为胡蝶作证。

胡蝶口述自传的作者刘慧琴从胡蝶留下的历史资料中查到，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出版的一份特刊中，记录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胡蝶被诬陷在沈阳失守前夕与张学良共舞的事件，引发了全国民众甚至学界的广泛责难。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一时不察，激于义愤，发表了谴责张学良和胡蝶的《哀沈阳二首》。

明星影片公司外景队对演员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当时便登报公开声明辟谣，但悠悠众口，依然不依不饶。

年轻的胡蝶在1932年的这份特刊上愤然写道：

“我总是这样想，社会为什么对待女子这样刻薄呢？

我是什么待遇都遭受过，往往有许多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而人家是似乎千真万确的那样传说着了。

在这种待遇之下，可真不容易过。

要是置诸不闻不问，会使得讥嘲之上又加了讥嘲；要是去辩正呢，我一千个事实似乎还抵不上人家半句谣言。

好像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全应该由女子做出来。

就是你不曾做，硬说你做了，还不由你辩正。”

姚苏凤编：《“啼笑因缘”影片制成特刊》，明星电影制片公司1932年12月

关于这场风波，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澄清胡蝶并未在“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共舞，但关于张学良和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然众说纷纭。

谣言止于智者。当时除了那则启事外，胡蝶觉得没有必要做更多的解释。

这回借撰写回忆录的机会，胡蝶再次叙述了这段往事。

参考书目：《胡蝶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