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不下去了！怎么办？
更新时间：2025-03-22 21:03 浏览量：2
Preface
“穷的时候，想办法赚点钱，有钱的时候，想办法做点事”，舞者、“二高表演”创办人二高（何其沃）这句话或许能概括当下现代舞团和艺术家的“生存之道”。独立舞团的“吃饭问题”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近年来,许多舞团、独立空间都受到经济下行的沉重打击，面临关闭或转型。剧场的保守选择及票房压力，使得现当代舞作品的巡演变得困难，艺术家往往难以依靠创作维生。尽管近年来国内的艺术节和演出机会增多，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影响着资金支持。
在这样的环境下，独立舞团如何从商业品牌和基金获得支持，这“饭”要怎么“恰”？我们分别与三组舞蹈创作者及一位舞蹈艺术的赞助方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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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克雅宝舞蹈映像”伦敦舞蹈艺术节表演现场
受到疫情影响，在国内外已享有盛誉的陶身体剧场一度面临解散。在其重新恢复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幕后托举”，就是高级珠宝品牌梵克雅宝的资助。
“梵克雅宝舞蹈映像”项目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经在伦敦、洛杉矶、香港、纽约、京都和埼玉举办舞蹈艺术节，旨在于国际层面支持机构呈现舞蹈作品。品牌邀请了当代艺术领域策展人Serge Laurent来主导相关项目，而且在赞助上，他们不希望给作品打上梵克雅宝的烙印，而只是单纯的支持他们尊重的艺术形式，让艺术创作得到其应有的关注。如Serge Laurent所说，它既是赞助，也是策展行为。在赞助维度，支持舞蹈艺术的发展，并对这个仍然不断启发我们创作的艺术形式给予回馈；而从策展维度上，与拥有相同艺术选择和愿景的机构开展合作。陶身体剧场便是Serge Laurent选中的合作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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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克雅宝舞蹈映像”香港舞蹈艺术节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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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克雅宝在赞助演出或舞蹈机构时有什么选择标准？舞蹈作品是否会因为获得赞助而有所不同？
Serge Laurent
在我们看来，支持那些正在发展自己独到舞蹈语言的艺术家至关重要。比如，当我接触到陶身体剧场的作品时，被他们基于深厚文化底蕴所展现出的独特舞蹈风格深深吸引。当代创作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在倾力支持其发展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历史传承。“梵克雅宝舞蹈映像”项目的艺术方向聚焦当代表达，以及在各个时代推动了全新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就像George Balanchine在他的时代所做的那样。陶身体剧场、Rachid Ouramdane、Pina Bausch都属于这一类“艺术研究者”，他们的作品理应在我们支持和策划的项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梵克雅宝的部分作品的灵感正是源自舞蹈。因此，我们只是希望单纯地支持这门令我们着迷的艺术形式，而非为其打上自己的烙印。我们藉此表达对艺术创作的支持，也希望能够赋予优质创作应有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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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下分别为Rachid Ouramdane编舞作品《Corps extrêmes》
对于独立舞团和创作者，这样“无条件的支持”是可遇不可求的。除了梵克雅宝这样以资助巡演和提供艺术节平台的方式支持现代舞的模式，还有许多不同的商业合作样态。无论是提供空间，还是时尚跨界，这些支持都远远超过了单纯的为品牌宣传商品，而是在支持框架下完成他们想做的创作，且不失去创作者自身对艺术的要求。
北京69 Campus是一个主营汽车销售的办公区。在策展人杨紫的介绍下，独立编舞雷琰和连国栋为这个场地创作了《瓶·障》。与梵克雅宝举办舞蹈艺术节的初衷相似，69 Campus的创始人周尼克也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支持这样的创作的。在这次合作中，69 Campus与雷琰和连国栋的合作并非将已有的作品搬上舞台，而是提供一个空间，让编舞根据这个空间创作一个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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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障》这部编舞作品和空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雷琰
这个作品我们以包豪斯风格的办公空间为出发点，探索一种“隔着一层”的有距离感的观看，它的语汇是变异的、似日常非日常的。
连国栋
其实我们和69 Campus的出品人谈得很少，反倒是和这个空间的设计师聊了很多。这个作品就是为那个空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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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琰《瓶·障》表演现场
出品方在提供空间的同时，没有对作品内容做任何限定，对于舞者以非常规的方式使用这个空间也表现的很包容，大方地让他们在里面探索肢体的可能性。至于这些艺术能带来什么品牌效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份慷慨不仅保护了创作者，还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创作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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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琰《我什么都没说》表演现场
同样与知名品牌跨界合作的还有古佳妮、王宣淇共同创建的“十口无团”。2021年，古佳妮受邀作为爱马仕秋冬女装秀在上海分会场的编舞。古佳妮说，与爱马仕的合作打破了她对商业合作的固有印象。与爱马仕设计师的交流是创作的一部分，在其中她感受到难能可贵的平等。古佳妮将她的编舞片段发给设计师，设计师则给她寄来自己的面料 ，分享为其带来启发的街拍。在排演的最后阶段，设计师依然会参与探讨非常细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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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爱马仕秀场表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商业委约是以展示性而非过程性为重的。尽管多数剧场艺术制作的机制也是展示性的，结果导向的，但如古佳妮所说，商业合作的大趋势是太在意展示的结果了，这就让一些大胆的创作变得“小胆”。与艺术作品相比，商业委约的展示更“被动”，这背后有一种权力机制，从艺术家或舞团“被选择”，到作品的哪个面向可以接受“被展示”。这个时候，创作者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内核，他们的创作需要有多维的面向和灵活地向各方延伸的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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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马仕的合作时，十口无团正在创作作品《迁徙》，这个作品中的箱子这个物件也出现在你们为爱马仕创作的表演中。爱马仕秀场的编舞，与《迁徙》有怎样的关联？
古佳妮
虽然我们选用箱子作为爱马仕编舞的创作基底，但动作语言和迁徙完全不同。《迁徙》这个作品有一种粗粝感，但爱马仕的整个品牌形象和衣着风格呈现出严谨、优雅的属性。所以要兼容她们品牌的历史形象去做编舞，《迁徙》里面的动作是不太适合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作品的粗粝质感被割除了。在古佳妮的理解中，优雅不见得是精致的，而从优雅里渗透出的韧劲，是她在编舞动作选择中考虑的。古佳妮的编舞都是以“力”为主导，身体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虽然最后的呈现结果不是《迁徙》的动作语言，但也属于她的动作研究范畴。再者，舞者自身的特质也是无法被遮蔽的，在舞蹈中就是现场发生的人实打实的碰撞，人与人的流动的交集。这正是舞蹈用身体去创作的力量所在。哪怕是商业合作，可能需要一些为品牌方想要呈现的属性进行调整，但舞者身体内带有的东西，是不会随随便便被遮盖的，它们是微小的名片，宣示着艺术家的主体性。
现代舞的商业合作也是舞蹈“艺术”走出象牙塔，向社会生活的融合。因为他们无法安全地躲在排练厅里创作“纯艺术”了，他们被拉扯进，或主动进入作为当代社会一环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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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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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迁徙》
舞蹈团体“二高表演”长期与不同人群连接，探索参与式舞蹈、舞蹈社区共建。作为将创作和社群建设结合的机构，他们既接受资助也服务于二者。关闭了在广州经营了十年的空间之后，顺德艺术项目“和地在创”找到他们，一个新的机遇展开了。他们迁入广东顺德左滩村，在那里，他们可以使用工作室而无需租金，加上左滩消费极低，极大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这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将基于在地社群的工作坊和作品创作打通，邀请村民参与工作坊，让与社群相处的经验回流到创作里，再分享给大众。
对于“二高表演”这样以社群为核心的表演机构，他们的工作本身就要求不断去应变去创新，因而他们无法，也拒绝为了资金支持而复制他们曾经成功过的项目。从广州到左滩，从城市到乡村，他们所工作的对象人群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广州时，还是以对舞蹈或艺术感兴趣，有一定参与经验的人群为主，而到了左滩，他们面对的是觉得艺术和舞蹈一点也不重要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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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左滩村是如何和村民互动的？
二高
跳舞这件事可能在村里不是很行得通，他们会说，算了，我跳得不好，我很硬。因为这个村子中的姓氏就三到四个，你隔壁家可能就是你的叔叔、舅妈什么的，所以你要让他们一起做接触即兴，他们也很尴尬。后来，因为香港艺术节“无限亮”委约我们创作了一件与盲人按摩有关的互动舞蹈作品《躲猫猫》，我们和村民说来学盲人按摩，对穴位怎么好，他们就会来，但来着来着就发现，有音乐，有很多人一起，原来这是在跳舞，而且很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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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猫猫》，2025，剧场，香港艺术节无限亮委约作品，摄影师：蛋叔
这样的工作坊形式，也是和村民的日常爱好有连接的，比如二高观察到村里健身队的姐姐们每天做拍拍操，就是在拍身体的各个穴位。他还邀请她们参与到舞蹈影像《未来舞厅》的拍摄，用拍拍操跳迪斯科。二高表演的实践是在地的，是在特定的地点和一群特定的人相遇，在交流中逐渐了解彼此，在这个基础上让舞蹈发生。如二高所说，“和地在创”项目（由和地慈善基金会策划及资助）找到他们是认可他们过去做的东西，但是他希望基金会认可的是他们工作的能力，应变难题的能力，而不是把过去的东西搬过来做，因为在不同的社群里面，工作方法是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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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舞厅》，2024，剧场，伦敦The Space，挪威易卜生国际委约作品，摄影师：Sanli
他们利用基金会的资助打造了“左滩计划 Creative LAB”，邀请年轻的跨学科艺术家前来驻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交流。“如果我们现在是拥有一点资源的人，我们应该第一个考虑的是要怎样用这个钱让社群的人流动起来，然后产生作品。”同时，“二高表演”也意识到当他们逐渐从“地下”到“地面”，变得好像越来越有经验的时候，他们也会变成有话语权的人，“好像我们在反精英的同时，让自己变成精英了”。
二高表演不仅是资源的接受者，也成为了资源的分配者。他们是不是扮演着类似于梵克雅宝、69 Campus和爱马仕的角色呢？当然，他们可支配的资源不在一个量级，他们在艺术生态中扮演的角色也全然不同。但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理解商人的发心不完全是品牌效益，也有一些“想办法做点事”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给予与接受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权力差。对于艺术家和艺术机构，与支持艺术家的商业机构和基金，都需要考虑，要如何分配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并且意识到掌握资源者和被分配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在具体的合作中尽可能减少这种权力关系带来的不平等——无论是尽可能的减少对创作的限制，还是以更平等的方式交流。
撰文：曹新笛
编辑：Yifei
编排：钱乐言
文中图片由梵克雅宝，艺术家雷琰、古佳妮，艺术团体“二高表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