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歌舞团以“中国舞蹈界天花板”自居 是许家印资本帝国畸形产物

更新时间：2025-03-28 23:43  浏览量：5

导读：在恒大资本异化下的艺术迷思。恒大歌舞团曾以“中国舞蹈界天花板”自居，实则是许家印资本帝国的畸形产物。本文剖析这支豪华歌舞团背后的资本异化逻辑：

从200名“绝色美女”的物化选拔，到每年上亿元的奢侈投入，艺术彻底沦为商业筹码。其兴衰折射出资本权力的膨胀、封建意识的回潮，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女性的价值被简化为取悦权贵，青春被异化为可交易资本。

在恒大负债两万亿的危机中，许家印仍坚持不解散歌舞团，这种荒诞暴露了监管漏洞与企业治理失效。历史证明，脱离社会价值的艺术终将随权力崩塌而幻灭。恒大事件警示我们：唯有约束资本、回归艺术本真，才能构建健康的文化生态。

恒大歌舞团：资本盛宴下的幻影与沉沦

特约评论员 高山

在中国商业史上，恒大歌舞团无疑是一个奇特存在——它既非纯粹的艺术团体，也不是简单的企业文工团，而是一个被资本异化的畸形产物。这支由200多名“凤毛麟角的绝色美女”组成的歌舞团，曾被誉为“中国舞蹈界的天花板”，却在恒大帝国崩塌后迅速沦为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

本文将从恒大歌舞团的兴衰历程切入，剖析其背后折射出的资本异化、权力寻租与价值观扭曲，进而探讨这一现象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警示。

资本异化：从艺术殿堂到名利场

恒大歌舞团成立于1999年，正值中国房地产行业狂飙突进的年代。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登记的经营项目包括营业性文艺表演、文艺创作服务”的正规文艺团体，甚至曾凭借《炫舞星光》《春花烂漫》等作品荣获国家级舞蹈奖项。但揭开这层光鲜面纱，其本质却是许家印精心打造的“资本玩物”和“商业筹码”。

歌舞团的选拔标准令人咋舌：年龄不得超过25岁，需具备名校学历、出众外貌与精湛才艺，经过层层筛选后，最终还需得到许家印这位“顶级面试官”的亲自认可。

这种堪比古代“选秀”的严苛程序，暴露了其非艺术本质——据报道，恒大每年为这支歌舞团投入超亿元资金，包括人事费、培训费、服装费等，而许家印“碰上大客户，就会拉上这支歌舞团前去KTV应付”。艺术在这里彻底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舞者们的身体与才华被异化为商业交易的筹码。

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在恒大“负债两万亿”的危机时刻，许家印仍坚持不解散歌舞团，这种“朋友打过来了，陈叔宝还在后宫寻欢作乐”的荒诞景象，生动展现了资本如何扭曲企业家的判断力。当艺术被资本彻底异化，它不仅失去了陶冶情操的功能，反而成为加速企业道德沦丧的催化剂。

权力镜像：歌舞团背后的封建残余

恒大歌舞团现象绝非简单的企业文化建设问题，它深刻折射出当代中国资本阶层中残存的封建意识。许家印对歌舞团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将女性物化为“商业外交”工具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版的“妻妾成群”幻想。这种权力镜像在丁玉梅近期曝光的“两个未成年子女”事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67岁的许家印除公开的两个儿子外，还有两名未满18岁的子女，这一事实被舆论普遍解读为其私生子女的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丁玉梅——许家印的前妻——不仅接纳了这些孩子，还带着他们与技术离婚后的许家印“一起逃到了加拿大”。

这种“正室抚养私生子女”的模式，恰如研究者所言：“古代王公贵族，要是有了私生子女，一般也是交由正室来养育”。

许家印家族展现出的这种前现代家庭伦理，与其在商业领域打造的现代企业形象形成尖锐对立。

歌舞团团长白珊珊的遭遇尤为典型。这位从贵州大山走出的女孩，曾获得广东模特大赛冠军，在许家印“赏识”下成为歌舞团团长，多次公开表达对“恩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恒大帝国崩塌，她的“整个青春作赌注”的豪言壮语化为泡影，成为“许家印追求其利益的牺牲品”。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封建主仆伦理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复活。

价值观扭曲：从个人到社会的精神危机

恒大歌舞团现象引发的最大忧患，是其对社会价值观的深度腐蚀。当白珊珊这样的年轻人将“用整个青春作赌注，以此换来在舞台上的闪闪发光”视为人生信条的时候，折射出的是一种被严重扭曲的成功观。这种价值观将个人价值完全绑定于资本权贵的赏识，将身体与青春物化为可交易的资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尖锐对立。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扭曲价值观的扩散效应。恒大歌舞团“200多名顶级美女”的奢华配置，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后，实际上向社会传递了一种危险的信号：女性的价值取决于其外貌与取悦权贵的能力。正如评论所指出的：“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我们注重要强调……贫贱不能移。这就要求我们据守初心，只有这样才能让青春得到无悔的绽放”。当资本的力量足以重塑社会审美与价值标准时，其对文化生态的破坏是深远而持久的。

值得注意的是，恒大歌舞团的命运与恒大集团的兴衰紧密相连。随着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42名“恒大系”人员被审查起诉，这支曾经“吊打全球所有歌舞团”的团队也迅速解体。这种“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不仅是对资本泡沫的警示，更是对价值观迷失者的当头棒喝。

制度反思：监管缺位与法律完善

恒大歌舞团能够长期存在并挥霍巨额资金，暴露了我国在企业监管方面的制度漏洞。一个年亏损数千亿的企业，为何能持续供养一支与主业无关的豪华歌舞团？这背后反映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和股东权益保护的缺位。

从公开信息看，许家印通过“高分红”手段，在2009至2021年间将约500亿资金转入家族口袋，占总分红的80%。这种近乎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居然能在现行监管框架下长期实施，说明我国在关联交易、大股东行为约束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仍有完善空间。特别是对民营企业集团内部设立的各类非主业机构，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要求和监督机制。

值得肯定的是，监管部门已开始行动。最高检正在指导广东检察机关对“恒大系”案件42人审查起诉，显示出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构建预防性制度体系，包括：强化上市公司非主业投资信息披露，建立大额非经营性支出特别审查机制，完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制度等。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避免“恒大歌舞团”现象的再次上演。

历史镜鉴：从盛唐教坊到资本盛宴

将恒大歌舞团与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团体相比较，能获得更深层的启示。诚如网友所言，这支歌舞团“已经超越了盛世唐朝时期的歌舞团”，但这种“超越”恰恰体现了不同时代权力与艺术关系的本质差异。

盛唐时期的教坊固然为宫廷娱乐服务，但其在推动音乐舞蹈艺术发展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许多唐代著名艺术家如李龟年等均出自这一体系，他们创作的作品成为中华文化瑰宝。反观恒大歌舞团，尽管也获得过一些奖项，但其主要功能是服务于许家印的个人喜好和商业目的，缺乏真正的艺术创新与文化积累。

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古代宫廷艺术团体由封建皇权直接供养，而恒大歌舞团消耗的却是上市公司资金——本质上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资产。在恒大“负债两万亿”的背景下，这种挥霍不仅具有道德争议，更涉嫌违法犯罪。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脱离社会价值约束的艺术赞助，终将随赞助者的倒台而烟消云散。

结语：超越资本迷思，重建艺术本真

恒大歌舞团的兴衰是一面多棱镜，映照出资本异化、权力膨胀、价值观迷失等多重社会问题。它的故事警醒我们：当艺术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当人体与才华被物化为交易筹码，所谓的“盛世歌舞”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建健康的企业文化、如何规范资本与艺术的关系、如何防范权力对审美领域的侵蚀，是恒大事件留下的深刻命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归艺术本真——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取悦权贵，而在于陶冶情操；不在于炫目奢华，而在于精神升华。

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君子爱财，一定要取之有道”。这不仅是对许家印们的告诫，也是对全社会的期许——唯有当资本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当艺术保持其独立品格，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与物质繁荣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恒大歌舞团的幻灭，或许正是这种新文明诞生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