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玉振：二里头夏王室的乐歌、龙舞合鸣
发布时间：2025-09-20 06:00:00 浏览量：1
金声玉振作为并不常用的成语，本意究竟如何，人们似乎并不十分清楚。如：《孟子·万章下》 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郭店楚简 《五行》：“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有与终也。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历来注释者多认为“金声”是青铜乐器“钟”，“玉振”则是指石“磬”发出的声音。
《尚书·大传》《韩诗外传》 中则有“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这种认识同二里头出土铜铃以玉管为铃舌，以铜为合瓦形空腔共鸣铃体的结合全然相合，是中国最早的金声玉振［1］。这样的解读同张立东的考释不谋而合［2］。实际上，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舌铜铃与绿松石铜牌、绿松石龙的组合，以及该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石礼器群的整体组合解读表明，第一王朝已形成国家金、玉组合及大型乐歌、龙舞为祭祀中心的礼乐文明，这种金玉共鸣、金玉共振仪式场景模式形成后，影响后世达几千年，尤其商周王朝莫不如此，只不过礼乐祭祀场景气势更加庞大，更加神圣，更加昭示出王权国家礼乐文明的新高度。
一、夏王室玉与铜的组合共振
二里头遗址至今出土铜铃6件，形制完全相同，为合瓦形空腔体，一侧起扉棱，体面饰口字阳线纹。平顶平口，顶上中间设横桥钮，钮下有方孔，出土时均以织物包裹。这些铜铃中5件均以玉管为铃舌，1件情况不明。其摆放位置多在墓主的腰侧，其中1件由于墓葬被扰乱而不清楚。宗庙内三号宫殿南院M3玉舌铜铃出土时则放在绿松石龙体之上。该遗址墓葬出土完整的绿松石龙纹铜牌共3件，均与玉舌铜铃组合共存。就绿松石铜牌本身而言是铜与玉石的合璧。明确的是，二里头夏王室不仅出现玉舌铜铃与绿松石龙纹铜牌及绿松石龙的组合，而且随葬玉舌铜铃的墓葬中必有绿松石，或有绿松石龙纹铜牌，或有其他绿松石，这些墓均随葬玉礼器，并多有青铜器随葬。
1987年二里头遗址中型贵族墓M57随葬玉舌铜铃1件，出土时位于墓中心部位，玉铃舌紧靠东侧，有明显的撞击使用痕迹。（图一：1） 绿松石龙纹铜牌置于东侧约30厘米处。铜牌纹样由下半部双圆突目、扩口露齿，上半部为鳞甲片绿松石组成。（图一：2、3） 另随葬铜爵、铜刀及玉器、绿松石珠等［3］。1981 年秋中型贵族墓M4 出土1件，置于墓主胸腰间与绿松石龙纹铜牌很近处，玉铃舌紧靠铜铃。（图二：1） 铜牌为绿松石双圆突目形象。（图二：2） 另随葬玉钺、玉柄形器、绿松石串饰及漆鼓各1件［4］。1984年秋中型贵族墓M11出土玉舌铜铃1件 （图三：1），位于铜牌西侧相距约30厘米处，玉铃舌在两者之间。铜牌下部为梭状双突目形象。（图三：2） 并随葬铜爵1件及玉器、绿松石管饰等［5］。
除以上 3 件玉舌铜铃与绿松石铜牌组合外，二里头遗址宫城内宗庙3号宫殿南院中型贵族墓M3发现玉舌铜铃（图四）与绿松石龙的组合。龙总长达70.2厘米，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玉舌铜铃放在墓主手部位置附近的绿松石龙体之上。 （图五） 该铃形体较大，玉铃舌近铃口部明显有一周长期摇撞磨损下凹的痕迹。（图四） 龙由2000余块绿松石片嵌粘而成。龙首的双突目、鼻梁由专门加工的青白玉和绿松石共同组成。（图六） 龙体装饰以斜平行与顺直平行排列的绿松石片对比形成中脊突起的菱纹。另同出铜器、玉器等。该墓主被认为是位高级巫师，绿松石龙是其最珍贵、最重要的法器［6］。第 5 件玉舌铜铃系1982 年九区 M4 出土，同出玉钺 1 件，绿松石 2 件［7］。第6件为1962年五区M22出土，原报告未见玉舌介绍，同出绿松石大扁珠2件，贝1件［8］。
铜铃作为目前发现最早的乐器，从其形体结构看，初始就近乎合瓦空腔共鸣体。早于二里头的铜铃为1983年陶寺晚期墓M3296出土［9］，位于墓主左侧人手附近，与二里头玉舌铜铃造型基本相同，空腔体口稍大易于散音，只是铜铃扁矮体稍显棱角，未见铃舌报道。（图七） 如此造型设计，就是要通过摇动铃体使悬挂的铃舌撞击器壁而发音。这种合瓦空腔体结构直到汉代甚至更晚还在使用，只是商周以后玉舌由铜舌代替，并出现成套的编铃而已。因此玉舌铜铃作为乐器毫无疑问。据报道，陶寺遗址目前出土铜铃及铜环、铜齿轮形器、铜口沿残片共4件，高江涛认为它们“属礼仪性或与之有关的用品是可以肯定的”［10］。李旻认为石峁、陶寺出土的铜玉连璧腕饰，陶寺出土铜铃、铜璧、铜环等与萨满身体仪式有关，巫师相信他们在舞动时铜铃可以为其带来法力［11］。方建军认为陶寺出土的大型鼍鼓、陶鼓、石磬及铜铃、陶埙与大型龙纹陶盘反映的是金石乐器并举［12］。很显然，陶寺铜铃作为最早的青铜空腔体鸣乐器与仪礼活动有关。
二里头绿松石龙与铜铃的搭配及绿松石铜牌均为铜与玉石的完美结合。然而在绿松石龙发现前，学界基本上称其为兽面纹铜牌饰。2002年绿松石龙的发现，人们才豁然顿悟，原来龙首就是以前普遍认为的兽面纹。该龙头形象与铜牌下半部形象特征一致，尤其同二里头 M11、M4 铜牌的形象特征完全一致。而 M11 铜牌的头部形象（图八：3） 同埃斯肯纳齐行 （图八：5）、塞克勒博物馆 （图八：2）、瑞士玫茵堂 （图八：6） 藏的铜牌［13］ 及二里头陶片上的双身共首龙头 （图 八：1） 几乎没有区别。而天水 （图九：1）、檀香山艺术学院及保罗辛格 （图九：3） 收藏的 2 件铜牌等下半部均是这类龙首 ［14］。唯塞克勒（另一件）（图九：2）及美秀 （图九：4）两博物馆藏的铜牌头部形象稍有变化［15］。而M57铜牌龙体上的鳞甲纹，在陶寺蟠龙纹盘龙体上非常典型。 （图一〇）可见，3件铜牌的镶嵌纹样是典型的龙纹［16］。虽然3件铜牌的绿松石片排列镶嵌互有不同，但均特别突显了龙巨睛圆突的显赫灵性。不仅如此，王都内还使用了浮雕龙、圆雕龙、线刻龙、图案龙等不同形式［17］。而龙历来是被赋予灵性的圣物，所以二里头夏王室上流社会中龙崇拜显然易见，且是以玉石与铜合璧的乐器玉舌铜铃，及舞具绿松石龙、绿松石龙纹铜牌共通、共振、共鸣，达到沟通天地、祭祀神祇的目的。
二、文献中的三代王室乐器与舞具共鸣
那么，以铜、玉结合的乐器铜铃及铜、绿松石组合的龙牌在夏王室贵族生活中如何使用？具有什么作用？据传世先秦典籍 《诗经》《左传》 《周礼》《尚书》等及甲骨文、金文的记载，三代王室祭祀礼仪及大型宴飨等礼仪生活中，均有乐器演奏和舞蹈表演助祭，且必不可少。《左传》文公七年：“无礼不乐。”而 《礼记·乐记》 曰：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更突显了礼乐之支柱作用。
据典籍记载，三代王室祭祀礼仪中有乐舞 《大 夏》《大濩》《大武》。如 《周礼·春官·大司乐》 说：“ …… 舞《 大夏 》，以祭山川；……舞 《大濩》，以享先妣；……舞 《大武》，以享先祖。”郑玄注 《大夏》 乃夏禹之乐，《大濩》 乃商汤之乐，《大武》 为周武王之乐。 《庄子·天下》：“……舜有 《大韶》，禹有 《大夏》，汤有 《大濩》，武王、周公作 《武》。”《礼记·祭统》：“夫大尝谛，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吕氏春秋·古乐》载：“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濩’，歌‘辰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高诱注“大濩、辰露、九招、六列，皆乐名也”。殷墟甲骨卜辞则记有祭祀商汤大乙的乐舞“ 濩 ”。 如 “ 乙亥卜，贞王宾大乙《濩》，亡尤”（《合集》 35499）。可见，传世文献同出土文字记录是互证的。
商人祭祀先祖成汤的乐歌 《诗经·商颂·那》曰：“猗与那与！置我鼗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鼗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乐歌不仅明确记录了王室祭祀成汤时在鼓、管、庸、磬编组乐器共鸣中，跳起了万舞，并有嘉宾加入助祭。而且描绘出当时乐、舞、歌浑然一体的大型祭祀礼仪情景。《尚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孔传：“常舞则荒淫，乐酒曰酣，酣歌则废德，事鬼神曰巫。”孔颖达疏“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可见宫廷举行祭祀活动时才歌、舞并举。商代甲骨文常有“奏舞”（《合集》12818，12828）、“舞庸”（《合集》 12839）等的用语。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还有：“己酉，戍□尊宜于召，置庸，舞九律舞。”［18］ 九律舞被认为“可能是一种多重音乐而以钟乐为主导的宫廷舞”［19］。
《诗经·邶风·简兮》则曰：“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这个舞蹈表演者“万”在甲骨文多次出现，如“惟万呼舞，有雨。惟戍呼舞，有大雨”（《合集》 30028）。“万其奏，不遘大雨”（《合集》3013）。而这个“万”是学界公认的商王室乐师，显然商王室有专门从事乐舞的职员。不仅如此，甲骨文记载商王室还有专门的 “舞臣”（《乙》2373）。宋镇豪指出：“上至商王，下至文武元臣，包括一般官员，在重大祭典或宴享等场合，均曾成为过‘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角色。”［20］ 方建军认为万舞就是由“万”来表演的乐舞，后来演变为乐舞的名称［21］。殷墟甲骨文中还常见商人求雨祭礼中奏乐舞蹈的仪式。如“辛卯奏舞，雨。癸巳奏舞，雨。甲午奏舞，雨”（《合集》12819）等。
商人、周人不仅在祭典仪式中有歌舞表演，而且祭祀商王、周王的乐歌场景中还出现有标识性的“龙旗”。祭祀殷高宗的乐歌 《诗经·商颂·玄鸟》 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周礼·春官·司常》 曰：“日月为常，交龙为旂。”诸侯来朝助祭的乐歌 《诗经·周颂·载见》则曰：“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率见昭考，以孝以享。”显然，龙旗与和铃是对举的，是当时王室祭祀礼仪活动中特有的标识或仪仗器具。
而传世文献 《左传》《山海经》《楚辞》 及《史记》 中的夏王如夏禹、夏启、孔甲均“乘龙”登天。如 《左传》 召公二十九年，“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陈梦家曰：“九代、九辩、九招，皆乐舞也。”［22］ 张光直指出：“古代最有名的是巫舞，夏后启无疑是巫，且善歌舞。”［23］《太平御览》 卷八二引 《史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史记·封禅书》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等。如此有关降龙、养龙、崇龙、乘龙登天的传说虽未必真有其事，但在几乎完全靠天吃饭的时空范围内，塑造出集多种动物形象特征于一身的具象圣物“龙”，驾驭时空，召唤神灵，寄托人间愿景完全符合现实。
商代甲骨文明确记载以神龙求雨。如“乙未卜，龙，亡其雨”（《合集》13002）。“其乍龙于凡田，有雨”（《安明》 1828）。“□□龙□□田，有雨”（《合集》27021）。徐进雄认为：“乍龙大概是化装舞蹈，装扮龙神以祈雨。”［24］ 裘锡圭认为乍龙是作土龙求雨［25］，宋镇豪指出：“卜辞当均与制作龙神以祈雨的古老习俗相关。”［26］正因如此，《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赋予龙无所不能、超自然的能力。而二里头绿松石龙，杜金鹏认为是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器具，在祭祀典礼上“某种特殊身份的人手持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边舞”［27］。何驽认为M3墓主之类的伶官，在王室宗庙祭祀时，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跳舞，它们是万舞的道具［28］。
以上所述，二里头绿松石龙纹铜牌、绿松石龙同乐器玉舌铜铃的组合，尤其 M4 不仅玉舌铜铃、绿松石龙纹铜牌组合，还组合了目前唯一的一件漆鼓。显然绿松石龙纹铜牌及绿松石龙作为祭礼仪式上的舞具殆无疑义。笔者已有专论［29］，不多赘言。
三、夏王室玉、绿松石与最早的龙舞
如前所述，二里头拥有玉舌铜铃与绿松石龙、绿松石龙纹铜牌组合的人具有特殊身份。那么，为何铜铃要以玉作舌来构成摇撞空腔器壁的部件？而铜牌要以绿松石镶嵌组成龙？从考古发现看，商以后几乎不见玉舌铜铃，大量铜铃则以铜为舌，而以玉舌摇撞铜铃壁的音响效果并不理想，显然具有特别的内涵。玉是中国最早交通上天、神祇的礼器［30］。据不完全统计，二里头文化出土玉器近 120 件，而二里头遗址就达 90 余件，主要有玉牙璋、多孔玉刀、玉钺、玉戚、玉圭等20 余种［31］。二里头文化目前已发现墓葬 500 余座，仅有20多座随葬玉器，且几乎全集中在二里头遗址［32］。显然易见，二里头遗址玉器不仅数量最多，组合清楚系统，而且玉器加工精良，刃部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仅局限在王室高级贵族礼仪活动中使用，并同青铜礼器共存。二里头琢玉工艺高超、成熟、发达，并形成独立的礼器系统［33］，显然是新石器时代发达玉文化基础上的传承，并融入到王权国家的仪礼系统，完全形成了“以玉事神”的仪式功能。《说文》曰：“禮，履也，所以事神而致福也。”王国维 《观堂集林》《释礼》中曰：“古者行礼必以玉，故说文‘豊，行礼之器’。”裘锡圭、林沄指出“豐
”字应为从
从珏，其下半不从豆。
为鼓之初文
［34］，郑杰祥认为卜辞、金文中的“豐
”字，从珏，从
也即从鼓，意即古人在鼓乐声中以玉来祭享天地鬼神
［35］。据《山海经·海外西经》夏启乘龙升天时佩戴有玉器，曰：“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佩玉璜。”《礼记·曲礼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逸周书·世俘解》 曰：“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史记》 殷本纪、周本纪有接近的表述。之所以如此，古人认为“玉帛为二精”（《国语·楚语下》），“昆仑之玉……得天地之精也”（《淮南子·俶真》）。正如裘锡圭指出的，之所以玉用作祭礼、祭品就是由于它是精物。汉以前，士以上几乎无人不佩玉，就是想借精物之力以御不详［36］。张辛则曰： “玉‘乃石之精也’，是山川之精，天地之精，是大自然的钟灵造化。”［37］
绿松石也称土耳其玉，是难得的自然玉石［38］。它以艳美不透明的蓝或蓝绿色得到人类珍爱，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自然是贵族礼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众神享用所必须的。世界考古发现表明，以绿松石作为灵物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文化认同［39］。如在古波斯，绿松石被看作辟邪之物，常常被做成护身符。印第安人普遍将其看作圣物。墨西哥阿兹特克人常把绿松石镶嵌在祭品上。二里头遗址绿松石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发现加工绿松石的作坊。尤其以绿松石镶嵌的礼仪用具是其它同期文化所不能相比的，且制作加工、造型设计、镶嵌工艺均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准。但青铜容器的铸造工艺、纹样设计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处在青铜容礼器铸造初始期。也就是说，夏王室祭祀礼器群很可能主要是以玉、绿松石礼器群为核心，商、西周时期大批铸造精绝的青铜礼器群才真正成为王室祭祀礼器的核心。二里头大量加工考究的玉礼器及绿松石龙、铜牌仪式用法器及初次铸造使用的、数量极有限的鼎、爵、斝、盉等青铜容礼器是其明证。
陶寺遗址同样出土一定数量的绿松石器，集中在墓葬中，仅绿松石片就达950余块［40］，多数为组合成的头饰及绿松石腕饰。这种腕饰庞小霞认为不排除具有某种祭祀、庇护的功能［41］。前已指出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凡有绿松石铜牌、玉舌铜铃出土者，均有其他绿松石存在，同陶寺墓地一致。而龙纹铜牌黄翠梅认为是佩戴在墓主手腕上的饰品，玉舌铜铃则挂在腰间［42］。李旻则认为二里头绿松石铜牌、玉舌铜铃和贝饰的组合，可能与后世禹步、万舞、干戚之舞宗教舞蹈有关［43］。如是，作为夏王室祭祀仪礼的舞具龙纹铜牌及绿松石龙，在乐舞祭祀礼仪场景中助主祭者乘龙登天无疑。
夏王室高级工匠已首次将玉、绿松石与当时仅王室拥有，且极其珍稀的青铜资源共同塑造出乐器玉舌铜铃、舞具绿松石龙纹铜牌，并以玉舌铜铃与绿松石龙、绿松石龙纹铜牌为组合共振、共鸣，从而使其通神的法力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强劲、更具强大的召唤力。同时王室还以大型漆鼓、石磬及陶埙等乐器配套，形成大型礼乐器编组。这些摇撞、吹奏、打击乐器及主要祭祀天地山川之精的玉石礼器、盛放享宗庙祖先之礼物的极贵重且罕见的青铜器［44］，形成乐舞金石共鸣的整体效应，在王室祭祀仪礼的乐舞环境中激活圣龙的超级神性，达到召唤祖先人道，天地、山川形胜天道系统中超自然的力量。这种情景正是主祭人王或巫师在乐歌声中边吟边舞，“乘龙”登天场景仪式的再现，显然就是中国最早的“龙舞”。自然取得了金声玉振合鸣之效应。正如《史记·夏本纪》 所记：“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更值得瞩目的是，20世纪初陶寺遗址先后发掘1000余座墓葬，90%为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几十座中型墓仅随葬陶器十多件，而9座大墓，随葬除斧、钺之类玉石礼兵器外，还随葬大型陶鼓和石磬等，尤引关注的是陶寺大型“王”墓中均随葬一件蟠龙陶盘，而其他墓葬不见［45］。 （图一〇） 龙盘在墓室中基本固定在墓主人右侧偏上部，同此类墓中随葬的大型鼍鼓、石磬等位置、数量组合相对固定的情况一致。很显然陶鼓、石磬及蟠龙盘已是龙与乐器鼓及石磬的编组搭配，而龙纹盘则是巫师通天的法器［46］。尤其该墓地发现的铜玉连璧腕饰，很显然是作为某种仪式与场合使用，所以，陶寺王室不但出现铜器、玉器及金石之乐组合仪式共鸣，而且龙崇拜已存在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并同商、西周时期的龙崇拜一脉相承。正如笔者指出的“商周时期流行的兽面纹很可能就是二里头龙简要化、抽象化、图案化的延伸形象，是早期中国龙”［47］。（图一一）
四、结语
综上所论，二里头王都玉、绿松石器、铜器（铜玉共同结合、群组铜礼器组合） 及大型祭祀乐歌、舞蹈 （龙舞） 的组合共舞、共振、共鸣，已构成二里头夏王朝独特的国家乐舞祭祀仪式场景，是早期王都以祭祀为中心的礼乐文明特有的魅力所在，是早期中国国家科技 （青铜的冶炼、铸造，玉石琢磨、加工及设计等）、文化达到新高度的再现，是作为第一王都的实力所在。做到金石共鸣，天地共振，人神共舞，天人合一，集中体现了第一王朝国家的文明高度。
中国第一王朝——夏首次形成以祭祀为中心的国家乐舞礼仪组合拳式 （主要包括天地山川之精的玉、绿松石，盛放祭品的青铜礼器，乐歌龙舞及演奏的乐器等） 的基本模式，这种王室以玉石及青铜礼乐器为祭祀核心金玉共振的礼乐文明模式影响之深远、规模之大、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尤其三代王室的仪礼生活无所不在。正如我们普遍的认知，在早期中国以祭祀礼仪维系的王朝管控时期，处处需祭祀，尤其是祈求先祖显灵驾到、护佑的众神崇拜的时空内，具有精神崇拜特征的玉石 （绿松石） 礼器群、具有物质系统盛放牺牲酒食祭品的青铜礼器群，及助祭乐歌演奏的乐器编组群，作为精神和物质，内核和外在完美统一的有机整体，特别是夏王室以玉、绿松石群为祭祀中心的铜礼乐器组合，在王室祭祀礼仪国家大典中，发挥着任何物质不可替代的、主导的作用。只是商周时期王室祭祀礼仪演变为以大型青铜礼乐器群为中心的，玉器相对次要的金玉共振。一个典型的实例是，三星堆文明虽不属于中原青铜文明范畴，但三星堆祭祀坑以大型尊、罍及大型石磬、铜铃和绿松石铜牌为代表典型的中原式青铜礼乐器［48］ 及大量极善变的龙形象，数量可观的中原式玉牙璋、玉戈等，尤其以大量超群、超众、超美的蜀人仪式用青铜道具为核心的金玉等整体组合，它们是来自多方珍贵资源、礼仪因素的有机整合，是二里头夏王室、商王室金玉共鸣，祭祀礼仪有选择地引入与本土认知及巫觋之流仪式场景的深层次糅合、升华［49］。实际上，在以礼乐维控的王国时期，每每钟鼓喤喤、磬瑟将将，大型金石编组乐器共鸣、共振的时刻，正是王室大型祭祀天地、恭奉先祖、召唤众神、礼拜宴飨、歌舞升平的时刻，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激活了青铜器、玉石礼器及龙的灵性，获得召唤天地、山川、人神中超自然的能量，达到天人合一护佑现实世界之追求，从而使早期王朝国家的祭祀礼乐生活走向最高境界。
文章来源：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提供，作者高西省，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4年第6期，阅读原文请查阅当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