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因肠癌离世，111岁严幼韵和小女婿在宴会上热舞
发布时间：2025-09-20 02:08:20 浏览量：2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场舞会上的照片，最初只是家族聚会的一瞬。
可谁也没想到，照片里的那位老太太，已经111岁了。
她穿着红色唐装、涂着美甲、戴着珠宝，站得笔直，脸上带着笑。
身边那个陪她跳舞的，是她的小女婿，78岁，头发白得发亮。
两人挽着手，转着圈，神情轻松。
说实话，光看照片，真分不出谁年纪更大。
这事儿要是搁在别人身上，可能就是一段温馨的家庭小趣闻。
但她不一样。
她叫严幼韵，复旦大学最早的一批女学生，民国时期有名的外交官夫人，联合国礼宾官，还活到了112岁。
一辈子三次面对生离死别，三段婚姻，两次抗癌，最后还能在舞池里笑着转圈。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她的第一段婚姻，从1930年代的上海开始。
那时候，她嫁给了杨光泩——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
人长得俊，学历高，家世也好。
婚后两人去了菲律宾，那会儿正是太平洋战争的前夜，气氛紧张。1942年，日本人包围使馆，要求交出支援中国的物资。
杨光泩拒绝了。
后果很严重。
他和其他八位外交官一起被带走。
在行刑前，日本人“出于人道”给他们选择是否蒙眼。
杨光泩说：“不用。”他站在战壕边，直视着对面举枪的士兵。
第一枪打中了他，但他没倒下。
他用尽力气指着自己胸口：“来，往这儿打。”那是他最后一句话。
那年，严幼韵才37岁，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成了寡妇。
还有几十个其他外交官的遗孀和孩子，无依无靠。
她没哭，也没逃。
她把这些人都接到自己家里，整整照顾了三年。
当时她住在马尼拉一个小公馆里，屋子不大，但她硬是腾出了地方，哪怕自己睡沙发，也要让孩子们有床睡。
等到1945年战争结束，她带着孩子们坐船去了美国。
那会儿的美国对华人并不友好，她几乎一无所有。
她的父亲在国内原本有产业，可战后家产全被扫荡了。
她从没工作过，英语也说得不流利。
但她不想靠别人。
她去了联合国，找到了一份礼宾官的工作。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她干了14年。
每天准时上下班，从不迟到。
她的两个女儿后来回忆说：“要不是妈妈坚持工作，我们根本上不了大学。”她用工资供女儿们读书，住公寓，买书本。
她从没抱怨过生活苦，也没说过一句放弃的话。
1958年，她再婚了。
丈夫是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婚礼很低调，只请了几个老朋友。
那时的顾维钧已经71岁，很多人都在背后议论，说他是“找了个保姆”。
但两人婚后感情很好。
顾维钧的大儿子曾说：“如果不是她，父亲可能早二十年就走了。”
顾维钧喜欢热闹，尤其喜欢过生日。
严幼韵每年都为他办派对，做蛋糕、请朋友，连顾家最严肃的老亲戚也被她“感染”了。
顾维钧在她照顾下活到了97岁，最后是在浴室里安静离世的。
可真正让她失控的，是第三次离别。
1992年，她最疼爱的小女儿杨茜恩因肠癌去世，年仅54岁。
那一年，她的情绪崩了。
她一度暴饮暴食，体重涨到180斤。
那会儿，曾经的“84号小姐”已经完全认不出模样。
她几乎不出门，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
1994年，她和张学良在美国见了一面。
张学良当时刚刚被允许离台赴美，那次见面可以说是民国旧友的最后一次重聚。
照片里，张学良已经老得走路都要人搀扶，而她，虽然胖了，还是戴着珠宝，穿着高跟鞋。
两人站在一起，像是两个时代的回音。
2003年，她被查出肠癌，和女儿当年一样的病。
那年她98岁。
家人吓坏了，可她自己倒是很平静。
她甚至偷偷跟医生说：“别治了，给我一个体面点的结局。”医生拒绝了。
后来她还是做了手术。
主刀医生是她外孙的同学的父亲，经验丰富。
手术前，家人担心她年纪太大，麻醉会有风险。
她的小女婿唐骝千——也就是那位跳舞的老人——亲自和医生一起研究方案。
他曾陪小女儿抗癌一年，对这个病了解得不能再多。
手术用了脊椎麻醉，第五天她就能下床。
几个月后，她穿着礼服，出现在一次慈善舞会上，还和主刀医生跳了一整首交谊舞。
她说：“只有护士拔针的时候痛。”
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依然坚持每天化妆，穿高跟鞋，打电话给朋友，吃甜品，喝红酒。
她常说：“人生不用回头看，想吃就吃，不锻炼也没关系。”
这些话听起来轻描淡写，可背后是她这一生的底气。
她1904年出生，112岁去世。
见过战乱，送走丈夫，埋过女儿，也活过太平洋彼岸的平静日子。
她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伟人，但她活得比很多人都清醒。
从她111岁生日那天起，再没人叫她“外交官的夫人”。
人们只记得她的名字——严幼韵。
参考资料：
杨雪兰口述，《往事不寂寞（口述）精选集》，中信出版社，2007年。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85年（用于对比时代背景）。
张学良，《少帅回忆录》，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