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华：从样板戏后，工农兵不再是被嘲笑的对象，成为舞台的主角

发布时间：2025-09-22 21:40:44  浏览量：1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9年6月，上海解放刚满一个月。《白毛女》第一次在这里正式上演，演出那天，剧场门口挤满了人。

有人提前两天就来排队，有人托人找关系，有人甚至骑了几十里路赶来。

那时候戏票可不便宜，但大家都说：“不看这出戏，心里发慌。”

为什么一部讲农民姑娘悲惨命运的歌剧，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事儿要从头说起，不过不是从舞台说起，而是从山里一个孤独的白发女人开始。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百姓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的说法。

说是山里藏着个长发披肩、头发雪白的女人，没人敢靠近。

可后来八路军上山扫荡时发现，那根本不是仙，也不是鬼，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叫喜儿。

她不是疯了，只是太苦。

逃难、被辱、吃树皮、喝雪水，头发在寒冷和饥饿中慢慢变白了。

这事儿后来传到了延安。

有些文化工作者听说之后觉得，这不是一个“传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伤口。

于是他们开始写剧本，改歌词，排练、试演，想让更多人知道，在旧社会，还有多少像喜儿一样的女人，被逼成了“鬼”。

那时候，延安文艺界已经开始搞“新秧歌运动”了。

说白了，就是把原来农村的民间小调、秧歌舞这些东西，改成有内容、有主题的形式，用来宣传抗日、讲道理、唤民心。《白毛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剧本不是一蹴而就的。

最早的创作小组里，有延安鲁艺的学生，也有从前线下来的战士。

他们白天排练，晚上改词。

有一次，一个负责写剧本的年轻人听说某村有个老汉特别会唱民歌，就骑着毛驴走了五十里山路去请教。

回来时，裤子都被荆棘划破了。

可他说：“值。

那两句歌词，能让喜儿活起来。”

解放后，《白毛女》被搬上了更大的舞台。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电影版。

主演田华当时不到二十岁，是文工团里挑出来的。

她在山里体验生活三个月，和农妇一起干活、烧饭、捡柴。

后来她说：“刚拍那场被黄世仁逼婚的戏，我一开口就哭了，不是演的，是心里真的疼。”

田华年轻，演技却不青涩。

她把喜儿的坚韧、惊恐、不甘、希望，演得层层递进。

电影上映后，很多观众看完就站在影院门口不走。

有个老八路说：“我打过仗，拿枪都不怕，可看完这戏，哭得不行。”

其实《白毛女》的感人，不只是剧情，更在于它第一次让老百姓看到——原来农民也能上台说话，也能成为主角。

在那之前，戏曲舞台上唱的都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

底层百姓要么是丑角，要么是炮灰。

可《白毛女》不一样，它把喜儿、杨白劳、大春这些苦水里泡大的角色，写得有血有肉。

尤其是喜儿那段《我不死，我要活》。

整段唱腔从低回开始，慢慢往上推，一句比一句高，最后像是从血里挤出的呐喊：“我要活着回来做个人！”那种声音，谁听了都会动容。

不过有意思的是，《白毛女》有一幕戏，曾经差点被砍掉。

那是穆仁智在群众斗争大会上被勒令“跪着说”的那场。

有人担心太激进，怕老百姓接受不了。

可导演坚持：“这不是演，是还债。

戏里要跪，戏外才不用跪。”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那场戏成了整部剧最震撼的一幕。

观众席上，有人当场喊出口号，有人忍不住站起来挥拳。

剧场像战场，舞台和观众席之间，不再是表演和观看的关系，而是共情与参与。

1958年，《白毛女》又被改编成京剧版。

李少春、杜近芳这些戏曲名家主动请缨出演，想让这部现代题材作品进入传统艺术的体系。

在中国京剧院首演那天，后台准备了三套服装，怕演员情绪太激动，汗湿换不过来。

那天晚上，京剧唱腔第一次唱出了“白毛女”的愤怒和力量。

有人说，那一刻，老戏台也变得年轻了。

《白毛女》的音乐也是它打动人的重要因素。

作曲家们大量吸收了北方民间小调的旋律，比如《小白菜》《青阳传》，再结合西洋歌剧的结构，把每个角色的情绪逐步推进。

杨白劳的唱段一开始是低吟，越唱越激烈，最后是带着哭腔的呐喊：“老天单杀独根草，大水尽淹独木桥。”这不是唱词，这是一个父亲的绝望。

而喜儿的主题旋律，随着剧情发展不断变化。

从年节的《北风吹》，到控诉时的《我说，我说》，音调越来越高，越来越急，最后在大跳音程中戛然而止。

那种冲击力，不需要翻译，人人都能听懂。

这部戏的影响，不只在舞台上。

后来很多地方剧团都排了《白毛女》，甚至还有彝剧、藏戏版本。

哪怕语言不通，观众听着旋律，也能知道喜儿是在哭，还是在笑。

田华拍完电影后，有一次到山西一个县剧团去看演出。

中场休息时，一个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闺女，你演的那个喜儿，我邻村就有一个。”

从那天起，再也没人说“农民的事儿登不上台面”。

参考资料：

欧阳文彬，《白毛女演出记录》，中央戏剧学院出版社，1950年。

田华，《田华艺术人生口述实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

李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张庚，《延安文艺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