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资本的共舞：历史深处的双重枷锁与劳动人民的抗争！

发布时间：2025-09-30 18:40:00 浏览量：2

明清两淮盐商的账本里，每笔进项都记着盐工的血汗。

扬州盐商马家大宅用金砖铺地，库房里的银子堆到梁上，可运河边晒盐的盐工，光着脚踩在滚烫的盐滩上，汗珠子砸进盐粒里，到了冬天还穿着单衣，饿死在码头的每年都有上百。

民国上海交易所里，四大家族的操盘手用电话敲定纱布价格，孔祥熙的仓库里堆着能绕地球三圈的布匹，纱厂女工却在机器旁熬到手指被轧断，血滴在纱锭上，为了半袋糙米跪在厂门口求工头。

权力和资本就这么缠在一起，一个发执照，一个数银子，底下的人拿命换口饭，这双重枷锁到底锁了多少代人？

明朝的盐引就是权力给资本发的通行证。永乐年间开中法改纲盐法，两淮盐商拿着官府发的“窝本”，就能垄断两淮、长芦的盐引，别家盐商想掺进来，轻则被差役砸了盐仓，重则按“私盐律”砍头。

扬州八大盐商每年给两江总督送的“冰敬”“炭敬”能堆满半间屋，总督府的门房见了盐商的轿子都得低头哈腰，转头就把查盐的差役支到别处去。

盐商马家为抢两浙盐引，给户部尚书塞了三千两黄金，尚书大笔一挥改了盐引配额，原主李家直接破产，掌柜在运河边投了河。

盐工的命比盐粒还贱。晒盐的灶户被盐商按“锅引”绑定，一口锅一年要缴三百斤“灶课”，缴不够就拿儿女抵债。

泰州盐场的老王晒了四十年盐，手背被盐卤蚀得没块好皮，儿子十三岁就被盐商拉去运盐，冬天掉冰窟窿里，盐商只扔了块草席子。

巡盐御史下来巡查，盐商摆宴三天，灶户们却得饿着肚子跪在路边迎驾，谁抬头就被鞭子抽。

这垄断的网，权力织线，资本结网，网底的人连口气都喘不匀。

到了民国，四大家族干脆把权力和资本揉成一团，蒋介石手谕就是银行本票，宋美龄的公司能直接垄断进口物资，孔祥熙在财政部印法币，宋子文在中国银行数金条，这哪是政商勾结，分明是拿国家当自家钱庄。

1935年法币改革，中央银行拿一堆废纸换老百姓手里的银元、黄金，上海钱庄老板第二天就发现库房空了，金条被宪兵押着送进了四行联合办事处，普通市民拿法币去买米，米价一天涨三次，月初能买一石的钱，月底只够买半斗。

孔家的扬子公司垄断美国汽车进口，海关见了“孔”字招牌就直接放行，别家公司想进口，不是被卡在财政部批文，就是被税务总局罚到破产；宋家的孚中公司低价吞并上海纱厂，工人罢工就派警察镇压，纱锭上的血还没擦干净，新的工头已经拿着鞭子站在车间。

四大家族在重庆修的别墅能抗轰炸，底下老百姓却在防空洞里闷死，美国援助的军粮被他们倒卖，前线士兵饿着肚子打仗，后方仓库里的面粉都发了霉。

盐商马家的账房先生算着盐引利润时，扬州知府的签押房里正捆着几个私盐贩子，枷板上的血痂结了三层，再往下走十里地，运河边的盐工被盐警拿皮鞭抽得满地滚，就因为多捡了半袋掉落的盐粒。

清朝的“缉私营”名义上查私盐，其实专替盐商看场子，盐商每月给营官送“月规”，营兵就把别家盐车往沟里推，把晒盐的灶户往死里逼。

泰州有个灶户想偷偷卖担私盐给渔民换粮食，被缉私营的人抓住，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打断了腿，盐滩上的茅草都染红了。

明朝的“盐法条例”写得密密麻麻，核心就一条：“凡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可盐商给巡盐御史塞了银子，就能把“余盐”当“官盐”卖，每引多赚三成利。

盐引上的“引价”是官府定的，盐商却能私下搞“加价”，每斤盐多加两文钱，两淮盐场一年就多刮走几十万两，官府睁只眼闭只眼，反正盐税一分不少缴。

到了民国，暴力机器更直接。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仓库外，宪兵背着步枪来回巡逻，谁敢靠近就拿枪托砸，纱厂门口的红头阿三（租界巡捕）拿着警棍，见工人聚集就往死里打，1946年上海永安纱厂罢工，巡捕房的水龙冲得女工们浑身是伤，当场抓走二十多个，关在提篮桥监狱里打残了一半。

“特种公司法”规定四大家族的企业“免受经济统制”，别人进口纱布要交30%的税，宋家孚中公司却能“免税通关”，杜月笙想插手纱布生意，孔祥熙直接让财政部发“禁运令”，杜家的货全被扣在码头烂掉。

工人想组织工会？“劳资争议处理法”摆在那儿，动不动就按“煽动罪”抓起来，1947年上海电力公司工人要求涨工资，结果领头的三个被特务半夜绑走，再也没回来。

电力公司的机器还在转，只是换了批更沉默的工人，可码头上搬运工们攥着拳头的手，指节都泛白了。

万历年间泰州盐场，三百盐工攥着晒盐的木耙冲进盐商马家仓库，盐粒撒了一地，银子被抢出来扔到运河里，马家掌柜躲在账房里发抖，差役赶来时盐工已经砸了十二口盐缸。领头的王二被抓，凌迟在盐滩上，肉被盐粒腌着，盐工们看着，没人敢哭，可来年开春，新的盐工又在晒盐时故意把卤水泼到盐商的马车上。

乾隆三十九年，两淮盐工罢工三个月，盐商请了漕运总督的兵丁来镇压，工人们拿着扁担堵在盐仓门口，兵丁开枪打死七个，尸体被拖到码头喂狗，可盐工们就是不复工，盐商仓库里的存盐见了底，不得不涨了工钱。

到了民国，纱厂的机器声里藏着新的反抗。1925年上海日商内外棉厂，十二岁的童工小英手指被机器轧断，血滴在纱锭上，工人们攥着断纱的纱锭冲进办公室，把经理的桌子掀翻，日本大班吓得从后门跑，巡捕房的警棍打下来，女工们就用纱锭砸警帽，三十多个女工被抓走，关在提篮桥监狱里，可纱厂停了工，仓库里的纱布堆着发霉，资本家只好赔了小英五十块大洋，答应给工人涨两成工钱。

1937年无锡荣氏纱厂，工人为了抗议工头克扣工钱，把纱锭塞进机器齿轮里，机器停了三天，荣家打电话给警备司令部，来了一个连的兵，架着机枪守在厂门口，工人们就在车间里静坐，饿了啃自带的窝头，渴了喝机器冷却水，僵持到第七天，荣家不得不把工头开除。

安源路矿的汽笛在1922年秋天响得格外急，矿工们举着矿镐从井下冲上来，把矿警的枪缴了，矿长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工人们在广场上开会，煤油灯照着几千张脸，有人喊“要活命就罢工”，路矿当局调了湘军来，机关枪架在山头，可矿工们手挽手站成一排，谁也不退，最后矿长答应发清欠饷，工人这才扛着矿镐回了井。可没过半年，矿警就把领头的五个矿工抓了，说他们“通匪”，在矿洞口砍了头，血顺着铁轨流进矿井，第二天井下还是有人哼着罢工的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