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政权轰然倒下的同时，也标志着复兴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发布时间：2025-10-17 16:54:26 浏览量：2
去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短短十三天之内轰然倒塌。
过去几年里，反政府武装“沙姆解放组织”（HTS）以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为最后据点。
HTS以逊尼派“教权军”为主，曾经被认为只是一支地方性力量，困守在偏远山区，连叙利亚人自己都快把他们遗忘。
可就在去年12月初，一切突然变了。HTS在土耳其的全力支持下，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进攻。
起初外界普遍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袭扰战，可没想到，他们的攻势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叙政府军内部早已士气涣散，前线部队纷纷溃逃，城市防线像纸一样被轻松撕开。
短短几天，HTS一路攻下阿勒颇、霍姆斯、哈马等战略重镇。
第十天，他们的部队已经逼近首都大马士革。
第十二天，阿萨德总统仓皇乘坐专机逃往俄罗斯。
第十三天，大马士革宣布“开城投降”，阿萨德政权正式宣告终结。一个统治叙利亚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权，就这样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彻底崩塌。
很多人疑惑，阿萨德政权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很多人说，它的垮台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十三年的内战让叙利亚民生凋敝，军队内部腐败横行，经济几乎被国际制裁压得喘不过气。
最重要的是，阿萨德的统治早已变成了一个家族化的僭主集团，人们活在恐惧与疲惫中，而当HTS在外部支持下举起新的旗帜，很多地方的部队选择了“不抵抗”，甚至主动“请降”。
不过，这场政权崩塌的意义，远不止是一个国家的权力更迭。它同时还宣告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中东的彻底灭亡。
这个曾在上世纪风靡阿拉伯世界、代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在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倒台后就元气大伤。
从那之后，叙利亚就是它最后的执政堡垒。
而当大马士革的旗帜换成HTS的黑白新纹章时，也意味着复兴党从此成为历史。
从1963年执政到2024年覆亡，阿拉伯复兴党的命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东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循环。
阿萨德家族用铁腕维系的政权，最终没能逃过这个宿命。十三天的崩塌，不仅是叙利亚的时代终结，也是整个“复兴运动”的谢幕。
如今的叙利亚，正在尝试建立一个由HTS主导的新政权。外界普遍认为，他们很可能会改国号，抛弃“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旧名。
但无论新政权叫什么名字，叙利亚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而那座在废墟上重建的国家，将何去何从？没人知道。
而那个已经宣告彻底失败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倒是值得我们深入的聊一聊。
复兴党的理想生根于失落与伤痕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解，阿拉伯地区被英法两国瓜分。
叙利亚被法国占领，这成为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矛盾与愤怒的根源。
1920年，哈希姆家族试图建立阿拉伯叙利亚王国，虽被迅速镇压，但关于“阿拉伯统一”“民族解放”的思想种子却在此地播下。
当时处于法国直接统治下的叙利亚，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文化界、学生，自由与审判、共和国与民族的理念开始传播。
共和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欧洲带来的新观念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的咖啡馆里被讨论，被争辩，被梦想。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复兴党的雏形出现了。1940年代初，米歇尔·阿弗拉克与萨拉赫丁·比塔尔这两位中学教师，在巴黎大学吸收了欧洲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带着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回到叙利亚，他们决定不再等待外力，而要自己组织起来。
阿弗拉克是基督徒，若比塔尔是逊尼派穆斯林，这种跨教派的合作本身就代表了当时社会对宗教隔阂的反抗。
他们成立“阿拉伯复兴社会运动”，后来与另一个相似的组织合并，正式命名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并且在党派创立之初，他们就主张阿拉伯民族统一、世俗共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土地改革、国家与宗教分开。
这些主张在殖民统治的语境里，对受压迫群体、穷苦农民、小资产阶级学子，有极强的号召力。
不过复兴党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1946年4月17日，经过二十多年的独立斗争，叙利亚正式脱离法国委任统治，获得独立。
但独立后的叙利亚内政常常因派系斗争、军人政变、外来干预而混乱。
这种情况之下，从1949年的第一次政变，紧接着一连串政变与倒台，让民选政府根本无法稳定。
而当政府出现权力真空时，复兴党的机遇来了。因为它能够在混乱中不断扩大组织网络，尤其在学生运动、工人、知识分子中赢得支持。
不过此时的它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与制度，来约束军头与政变者，无法在关键时刻主导全局。
但1950年代中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纳赛尔与埃及的反殖民斗争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传奇，使泛阿拉伯主义达到了顶峰。
这样的大环境，让复兴党的理念被普遍视为正义与未来的代表。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在表面上是泛阿拉伯主义胜利的象征，复兴党理想似乎得到了实践的起点。
可是现实是合并后埃及对叙利亚的控制日渐加强，决策权几乎被埃及高层人员把持，复兴党虽然参与，却被边缘化。
叙利亚本土的声音、利益被压制，纳赛尔虽然被看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但他并不真正信任除埃及人外的人来分担权力。
这种落差损害了复兴党的群众基础，普通叙利亚人支持民族统一，是因为看到了通过联合可以对抗外来势力、摆脱殖民遗留、获得经济与社会解放。
但当联合变成内部压迫，大众的热情随即变成了失望。复兴党的当权者们发下，埃叙合并后，人们对本土权力的失衡造成了不满。
同时内部也开始质疑领导层，觉得他们对纳赛尔的信任过度，对国内士人的声音不够重视。于是到了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而就在复兴党在叙利亚被边缘化的时候，阿萨德家族的势力悄然崛起。
哈菲兹·阿萨德原为军队低级军官，利用复兴党内部与军中派系的裂缝，秘密建立自己的势力网络。
他不像阿弗拉克那般以理论起家，也不像比塔尔那样在政党内外公开发言。阿萨德更懂得权力的运作，包括军权、情报、地方部队。
这些“非意识形态”的实用工具，正是其后来建立政权的根基。
1963年，复兴党通过政变掌握政权，正式成为叙利亚的唯一执政党。最开始，复兴党确实试图把理念转化为国家政策，他们在国内施行土地改革、公共教育扩张、国家工业化、国家控制的经济计划等。
但与此同时，党内的派系斗争没有停止，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创始人与阿萨德这样的军队系人物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理论的高地渐渐被争夺，谁在党内说得多、作风更强、控制军队与情报系统更紧密，谁就能赢得更多实权。
最终，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纠正运动”，在内部清洗中打垮其他复兴党派系，成为党与国家的中心。
这之后，复兴党在叙利亚的形态，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为阿萨德家族服务的体制，虽然党的组织仍然存在，但党的议会、党的内斗、党的理想越来越少地与民众的真实诉求对接，反而成了维护安全机构与家族权力的工具。
同时原本意识形态上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世俗主义，对外宣称仍在，但对内被阿萨德独裁体制吸收并重塑，这也就意味着复兴党在叙利亚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政权的延续。
这些变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宗教界的压制，并不因为世俗主义理想，而是为了防止任何可能挑战政权的组织。
不少逊尼派、伊斯兰教士被边缘化，宗教组织被监控。民主与言论自由被口头承诺，却在现实中被情报机构与安全部队控制，政变与叛变成为政权内部被零容忍的词汇。
虽然经济改革存在，但腐败、裙带关系、官僚体系膨胀，使得普通老百姓逐渐失去对理想的信仰。
到了21世纪，阿萨德第二代领导人巴沙尔接班后，虽然多次承诺局部开放与改革，但每当改革触及安全机构利益或民族主义叙事的核心，就被收回或镇压。
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官方话语中，有“民族统一”“反帝”“世俗进步”“社会正义”的词汇，但民众看得出这些话语与现实的差距。
失业、腐败、民生困苦、少数民族与教派的不平等感，在社会中积累了大量不满。
2011年，叙利亚爆发抗议，最初是受到阿拉伯之春浪潮影响，希望政治自由、经济机会与社会公正，但迅速被政府以镇压回应。
原本属于复兴党的组织结构，在安全部队与情报机构的维护下，变成防御政权与镇压者的工具。
在这些反对者中，有温和派、有宗教派、有基地组织关联者，也有库尔德人。
复兴党主导的政权面对这些多元势力，本应通过对话与改革化解危机，但阿萨德选择铁腕镇压，将抗议定性为“外国阴谋”和“恐怖主义”。
安全部队的开火、拘捕和酷刑，不仅未能扑灭火焰，反而点燃了全面内战。
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介入虽暂时稳固了政权，却进一步疏离了逊尼派多数民众，让复兴党的“民族统一”理想彻底破产。
从那之后叙利亚内战旷日持久，经济崩盘，数百万难民外流，城市化为废墟。
复兴党一度宣称的社会主义改革，早被战争机器吞噬，同时资源倾斜向军阀和亲信，腐败如癌细胞般蔓延。
而且阿萨德家族的阿拉维派背景，更加剧了教派分歧，本应世俗的政党，沦为宗派工具。
国际制裁雪上加霜，复兴党的执政合法性荡然无存。
2024年HTS的闪电攻势，正是这些积弊的总爆发。土耳其的支持提供了外部助力，但内部的士气瓦解才是关键。
士兵不愿为一个空洞的“复兴”口号而战，许多人选择投降或逃亡。
阿萨德的出逃，标志着复兴党从中东政治舞台的彻底退场。
从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叙利亚的阿萨德，这个曾点燃阿拉伯梦想的政党，最终在专制与战争中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