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5-10-23 17:32:21  浏览量：1

谢晋的故事

唐 宁

“为什么不去延安去四川？”

谢晋曾说，母亲是他的艺术启蒙老师。母亲是余姚大户人家的小姐，嫁到上虞后也是衣食无忧。谢晋自小便是母亲的小尾巴，一出不漏地看社戏。8岁时，父亲工作变动安家上海，谢晋又跟着母亲，走进电影院，看过无数美国电影和国产片，成了超级影迷。但好景不长，日本侵华者打到了上海。“‘8·13’的炮声，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炮声，至今还在我耳边萦回。我随父亲开始了逃难生涯，换了不知多少个学校，才完成了中学学业。在重庆时，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几位好友上午还和我在一起，下午就被日本炸弹炸死了……”

1941年夏，18岁的谢晋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开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上海，奔向千里之外的四川，报考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他绕道香港，再经广东、广西、贵阳。一路所见，可谓满目疮痍。当进入国民党士兵站岗的国统区的“边境”，看到青天白日旗时，谢晋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长期压抑的郁闷情绪得到了释放。

后来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时，他把那份经历和心情写入了自传。这份自传跟了他一辈子，那些话让他吃了很多苦。“文革”中“造反派”反复拷问他：“为什么看见青天白日旗会流眼泪？为什么读大学不去革命根据地延安，要跑到四川？”他们的逻辑是：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方，延安才是革命圣地，你不去延安去四川，思想意识就是反动的。这种逻辑无限制发展的结果，是以讹传讹，称谢晋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为此，他被纠缠在“历史问题”中，很多年难以解脱。在填写履历表时，“造反派”曾经指着大学那一栏，叫他填上“伪剧专”。倔强的谢晋坚决不从，反诘：“如果那时读清华大学，是不是该写伪清华？”造反派语塞，但批斗却未停下。因为写了真话而挨斗，这样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

当“文革”结束，时间洗去人们眼中的尘沙，历史才恢复它本来的面目。1984年，谢晋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报告早在50年代已经上交，以他一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件事解决得似乎晚了一点。当他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仔细审阅了他的材料和自传，十分感叹地说：“你写了真话。”

谢晋在四川江安县城通过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科的入学考试，成为五年学制的话剧科招收的第二届学生。话剧科主任是留法博士焦菊隐，是他把《哈姆雷特》首次搬上了中国舞台。同学榜上有凌官如、刘厚生、沈扬、张雁、石羽、吕恩、蔡骧、任德耀、崔小萍……他们日后都成了话剧事业的顶梁柱。只有凌子风和谢晋当上电影导演，成了话剧的“逃兵”。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创办人余上沅先生留美归来，历尽艰辛，于1935年在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培养戏剧人才的高等学府。抗战爆发后学校迁往长沙、重庆，1939年又迁往江安。当时白杨、赵丹、魏鹤龄、舒绣文、陶金、王为一、张瑞芳、章曼苹、顾而已等都聚集重庆，常有阵容豪华的舞台演出，观众趋之若骛。曹禺编剧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剧作《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都在山城盛演不衰。剧专师生与重庆舞台联动，共同成就了中国话剧史上的华美篇章。

1988年10月，江安举行“国立剧专迁来江安50周年”庆典，谢晋因拍片未能前往，特意写信遥致问候。次年，他带着尚未公映的影片《最后的贵族》来到江安，让第二故乡”人民先睹为快，他瞻仰了落成不久的剧专旧址陈列馆，感怀江安人民“留给他人生最难忘的美好回忆”。2002年，谢晋携夫人与儿子再回江安，向陈列馆捐赠了1万元现金，还赠送了记录他50年从艺生涯的画册《足迹》和《我对电影艺术的追求》，题词写道：“铭记剧专母校哺育恩，难忘江安乡亲鱼水情。”

校长穿上长衫迎接洪深

谢晋在国立剧专承接到丰厚扎实的教育。余上沅校长亲自讲授戏剧导演课，洪深、陈治策、吴仞之、曹禺、黄佐临、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应尚能、陈鲤庭等多位名家，给学生们教授艺术理论、名剧欣赏、剧本创作等课程。不少活跃于重庆舞台的艺术家常来剧专会友，捎带一个讲座。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这样一大批来自各地、性格学养和出身都不同的文化人，从未排演过一出反共戏。他们灌输给学生的是纯正的艺术营养。

洪深先生在谢晋从艺路上给予了很多教导，以后他还担当了谢晋与徐大雯的征婚人。洪深清华大学毕业后去哈佛留学，师从世界戏剧理论大师贝克先生。回国后他致力于推动中国影剧艺术的发展。他编导了英国名剧《少奶奶的扇子》，将导演制度带入到我国舞台，还改变了文明戏演出中男扮女装的状况，让女演员走上舞台，创建出完整的舞台演出样式，他将这种演出形式定名为“话剧”。

洪深先生编写出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电影剧本《申屠氏》，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撰写剧本，与张石川一起编导拍摄了《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职业》及《少奶奶的扇子》等影片。中国最早的电影辞典《电影术语词典》，也出自洪深之手。1930年，为抵制大光明影院放映侮辱华人的美国电影《不怕死》，洪深在影院抗议被捕，但他仍然坚持斗争，最终迫使影片在全世界停映。

为欢迎洪深大教授来国立剧专讲学，余校长穿上长衫，亲自去码头迎接。这一幕给谢晋留下难忘的印象。洪先生的课是为二、三年级学生安排的。每逢他讲课，其他一些国文课的老师就有点惨，一年级学生纷纷坐进洪深的教室，谢晋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洪先生讲课深入浅出，从不故作深奥，让学生们听得兴趣盎然。谢晋清晰地记得，当年洪先生讲过的一堂课，他说到有一出戏在西方上演时，把一只澡盆搬到台上，里面还真放了水，演员居然坐进去，一边洗澡一边演戏，把观众看呆了。

洪深先生平日不上课时就闭门看书，还在门上贴纸条，“不准到我房间来聊天”。在排戏中，他对演员要求非常严格。一次，有个演员虽然只有几句台词，排戏时还老忘词。洪先生发火了，当场喝住那个演员，让他把台词反复诵念一百遍，并且对做剧务的谢晋说：“你帮他画正字计数。”排练厅里，谁都不敢吱声。谢晋认真地听着，一边计数，乖乖地写满了20个正字，交予洪先生，排演才得以继续。

曹禺是经张骏祥先生推荐，由余校长亲自发去许多书信和电报才请到剧专的，他先到南京出任学校教务主任。这位20岁出头的教务主任，以剧本《雷雨》《日出》和《原野》，在剧坛掀起了强烈风暴。

曹禺个头不高，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但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万先生”。万先生常穿一件中式长袍，戴一副金丝眼镜，讲课生动活泼。他教授剧本选读课时，常常一边朗诵剧本，一边即席表演，乃至完全进入角色，就像在舞台上演出一样。万先生优美动听的音色，抑扬顿挫的语调，加上丰富的表情，把学生带入浓郁紧张的戏剧情境中，每回听他的课都是绝妙的艺术享受。他还布置每个学生都写阅读报告，分析主题、人物，戏剧结构和冲突，以提高鉴赏力。

万先生在舞台演出和导演艺术上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女主角娜拉，在《雷雨》中演周朴园。他将性格迥异、造型不同的人物，都演得栩栩如生。为指导学生排戏，他还亲自翻译了法国二幕剧《迷眼的沙子》，将它改编为独幕剧。谢晋曾经感慨地说过，像曹禺先生这样集编剧、导演、演员三位一体的教师，今天已经见不到了。

认真听课之余，谢晋反复研读老师的剧作。曹禺剧本都写得很长，文学性特强。他对戏剧场景和人物动作的描绘非常独特，从人物形体到眼神都十分精细，给导演和演员做了不少提示，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种剧作方式在其他剧本中并不多见。为此，学生时代的谢晋，对曹禺剧作中描写人物动作的词汇做了很多札记。

辍学跟大师上舞台

大师的魅力真是摄人心魄。1943年底，谢晋主动辍学，追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去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社长是张骏祥、马彦祥。那时的学生不像今天这般看重文凭学位，他们更在乎能否学到感兴趣的知识。事实上，跟随大师舞台实践的5年，让谢晋终身受益。

焦菊隐先生排戏时，发现谢晋在后台谈笑，焦先生立即大声喝住，并让他罚站。学贯中西的师长，训导学生的方法却十分传统，就差没有拿尺子打手板。他们认真严肃的态度，使谢晋感受艺术神圣不容亵渎。

重庆中国青年剧社演出不断，《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郁雷》……一出接着一出。年轻的谢晋一会儿当剧务，一会儿做场记，有机会也粉墨登场。他亲历了洪深先生处理剧本和排戏中的气派，跟吴祖光先生学习神奇的舞台调度。每晚演出，谢晋都向演职员报时，大声吆喝：“还有十分钟开演！”

马彦祥看在眼里，对洪深说：“这小家伙场记做得真好。”

当时，陶金、舒绣文这些大演员纵横舞台、光彩照人，他们的演出充满灵感和火花，每场戏对人物的处理都有变化，谢晋在侧幕条看演出，细心体会其微妙变化。舞台上跌打滚爬5年，使他全方位熟悉了导演创作的流程，也确定了向导演专业发展的志向。当这段日子因抗战胜利，大师们返回各自生活的城市而告一段落时，谢晋也重回国立剧专的课堂继续学业，他选择了导演专业，余上沅校长亲自担任了他的导师。

黄佐临先生是谢晋的又一位重要导师。中学时代，谢晋就在上海的夜校影剧训练班听过黄先生的课。抗战时期，黄佐临和丹尼（金韵芝）夫妇来到江安剧专，被师生们称作“黄金时代”。佐临先生充满幽默感的讲课，也令谢晋痴迷。黄先生说他不喜欢去教人怎么演戏，有本事的导演应该把演员内在的感觉发掘出来。他说笑，有个瘸腿导演喜欢教演员怎么去演戏，还特别爱做示范动作，让演员学他的样子，一遍做不对再做一遍，直到所有的演员都像他那样一瘸一瘸。同学们听得大笑，黄先生的幽默笑话，让谢晋晚年说来还忍俊不禁。

毕业前夕，谢晋收到黄佐临先生的信，邀他到其创办的上海文华电影公司工作，谢晋激动万分。在当时，学戏剧的学生毕业能进校友剧团演戏已是不错的工作，黄先生亲自向一名学生发出邀请，在同学中引起极大的震动。这是谢晋从艺道路的重要转折，他由戏剧舞台走向了水银灯下。这封亲笔信一直被谢晋珍藏。然而，在扫荡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次抄家之后，这封信与很多资料一起被卷走，一去不复还。

谢晋到上海从影后，仍不断跟师学艺。佐临先生在文华公司拍的《表》中，运用了大量非职业演员，在街上偷拍等新的拍摄手法，被西欧、日本电影史学家列为战后“新现实主义”影片中早于意大利的一部影片，也让谢晋深受启发。1958年，佐临先生拍摄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谢晋去现场观摩。因为同期录音，为避免笑出声来，黄先生叫过“开始”后马上跑开，跑不开的摄影师把舌头都咬破了。拍摄《大李、小李和老李》时，谢晋也请来滑稽演员文彬彬、范哈哈、刘侠声，与电影演员一起拍戏，获得了极好的喜剧效果。

尽管日后谢晋也出息成了电影界的人物，但他对恩师始终心怀敬畏。遇上“南黄北焦”二位在场，他立刻回到当年剧专时求学的情景，乖乖地站一边去。

谢晋与佐临先生的女儿黄蜀芹的师生缘，延续了上代人的友情。黄蜀芹从电影学院毕业一进上影厂，就被“文革”消耗。1979年谢晋请她担任《啊！摇篮》副导演，为了一场群戏中的军装纽扣太新，黄蜀芹和600名战士拆下扣子，或放在石上磨或放在火上烤，直到颗颗变得灰白、裂口，再缝到制服上，黄蜀芹说这是她学导演的第一课。后来黄蜀芹以《人·鬼·情》和《围城》等优秀作品，成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听艾思奇讲马列主义

电影摄影棚向谢晋展现了一个艺术新天地。水银灯下拍摄时，话剧舞台上那些揪人心魄的悬念与紧张感，以及一气呵成的表演都消失了。表演被切成零碎的片段，甚至只是一个脸部表情，一个局部的动作，却因“蒙太奇”的魔力，在银幕上连接成扣人心弦的故事。刚开始谢晋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早在少年时代他已被母亲带教为超级影迷，如今走出学校就进了摄影棚，真是令他欢欣鼓舞。

初涉影坛，谢晋跟师吴仞之和张石川两位导演。吴仞之先生是儒雅之士，待人处事十分耐心，谢晋作为助手跟随工作，受益匪浅。谢晋当助理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哑妻》，是吴先生从法国同名舞台剧移植改编过来的。

张石川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导演了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难夫难妻》，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一生拍摄制作了200多部电影，捧红了无数明星。他的电影讲究故事性，情节脉络清晰，这些特点在初涉影坛的谢晋心上留下了烙印。在跟张石川学艺的日子里，谢晋一年中拍了三部电影。在洪深编剧的《几番风雨》、田汉编剧、张石川策划的《梨园英烈》（又名《二百五小传》）中，谢晋担任了副导演。解放前，他参与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影迷传》。

谢晋每天都按导演要求，跟着剧本和拍摄进程，准备好拍戏用的道具。他认认真真在水银灯下打板，做场记，跟导演学剪辑，仔细琢磨摄影棚与舞台空间不尽相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式。老师们很喜爱这个受过5年科班训练的青年，常叫他给演员说戏，有些场景便交由他执行导演。

黄佐临先生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理念和探索实践，给予谢晋很多影响与渗透。1947年，黄先生在给文华电影公司的制片方案中就写道：“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运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反映大众生活的要求……朴素、自然、明朗、健全、有血有肉，带泥土气息的才是真正的文艺作品。”在拍摄电影《表》时，黄佐临起用大量非职业演员，并采用在街上偷拍等新手法，被西欧、日本一些电影史学家列为战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影片系列中早于意大利的一部影片，谢晋被这种新鲜的手法吸引。多年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罗马十一点》在中国放映，谢晋看了7遍，做了长达35000多字的学习札记，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分析。他为影片中12个求职妇女形象列了一张表格，将她们的姓名、身份、年龄、容貌、身材、眼神、说话动作、气质特征仔细进行对比。还就演员选择、服装、道具、音乐、音响等方面一一加以评说、总结。这些研究，为谢晋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繁忙的拍摄中迎来了新中国。1950年，在洪深和田汉的介绍下，谢晋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当时校长为刘澜涛，副校长是杨献珍。谢晋与同学们一起学哲学，怀着崇敬的心情听艾思奇讲马列主义。艾思奇20多岁时已是中国哲学界的耀眼明星，是把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很多年轻人捧着他撰写的《大众哲学》，追随他去了延安。艾思奇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在青年谢晋的世界观中植入了重要一课。

为期8个月的学习结业后，谢晋回到上海，被分配到由多家私营电影公司联合组成的长江影业公司。由于他性格活跃，为人热情，又喜爱体育运动，被推选为工会主席和文教委员，在工作中广泛接触电影厂的新老职工，也为以后当导演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

长江影业公司厂长瞿白音和徐桑楚，识才爱才，十分欣赏年轻热情的谢晋，让他给职工上课，把他在革命大学读的哲学知识传授给更多人。谢晋找出课堂笔记，把老师教授的马列主义课程重温、咀嚼、消化，充分准备之后，信心十足地走上了讲台。面对来自不同生活文化和知识背景的电影人，还有许多比自己年长的导演和明星，他毫不怯场，侃侃而谈，还结合电影界现状和职工情况，将自己掌握的哲学原理加以发挥，这些经历锻炼了他的口才。也因此加深了徐桑楚对他的了解与赏识。在以后几十年风雨岁月中，这位有眼光的电影事业家，一直全力支持、保护谢晋，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从影之路“风波不断”

1951年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像晴天里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砸在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头上。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出品、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这部电影，描写清末义士武训，为让穷孩子上学，卖艺行乞、筹办义学的故事。影片公映后，先是获得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几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写下人民日报社论《应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评影片“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是一种“丑恶的行为”，一场颇具声势的思想政治运动拉开了帷幕。

刚刚踏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之路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批判，并无多少心理准备，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治斗争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它的严重性。谢晋清楚地记得，就在《武训传》开始受批判时，在一次有不少人参加的活动中，有个自我介绍环节，心直口快的赵丹站起身来，带着傲骨，一字一顿地介绍自己：“武训的扮演者，赵丹。”

赵丹在跟谁顶牛？年轻的谢晋很惶惑，他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赵丹早在30年代已是影剧双栖明星，他为人豪放洒脱，心直口快，谢晋对他满怀敬佩之心。进入电影厂成为同事之后，看到赵丹喜欢听书，谢晋琢磨其中一定有道理，也跟着去听。果然他也深受感染，就此迷上了评弹艺术，从中获得很多养料。

不久，《武训传》的创作人员开始被责令写检查，他们不明白，为何辛辛苦苦做出的电影会是反动的。《武训传》事件过去两年后，电影生产才缓过一口气，谢晋开始担任副导演，拍摄了《妇女代表》和《鸡毛信》。195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谢晋被提升成为可以领军拍片的导演，与他同时获得提升的郭维和林农都是在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的“老革命”。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戏曲片《蓝桥会》，他在影片中充分展示了淮剧艺术的韵律与美感。接着他又与林农联合导演了故事片《一场风波》。电影界老领导、评论家陈荒煤曾撰文，以“风波不断”来概括谢晋的从影之路。

与此同时，赵丹仍为不能走进摄影棚而苦恼。《武训传》受批评后的4年中，赵丹没有拍过一部电影。这对于时年36岁、处于创作黄金期的艺术家来说，精神的折磨与损害是难以估量的。几年后赵丹才重新走进摄影棚，留下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传世之作。但这个创作高峰又被“文革”风暴彻底粉碎。30年代曾与赵丹同台演出的“蓝苹”成了“文革旗手”江青，与“蓝苹”有过交往的上海电影人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白杨、上官云珠等，都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赵丹被关进牢房受折磨长达5年，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被消耗殆尽。

“四人帮”倒台后，赵丹很想复出拍片，他多次对谢晋说，想在电影中塑造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可即使有电影厂请他扮演周总理，已经做了造型，可最后依然不让他演。他还想与谢晋合作，演大诗人李白。有次赵丹请谢晋到他家吃饭，做了炸猪排。那天，他们喝酒、谈天，赵丹对饰演李白还满怀向往，与谢晋探讨这部电影该怎么怎么做，他说拍这样的戏至少得有一年两年的准备时间。他说，曾经请求周总理给他发一张“免斗牌”，不要再随意揪辫子批判他，让他心情舒畅一些，而他此生的愿望，只是多演几部好电影……

这之后不久，赵丹就患上胰腺癌，与世长辞了。

未能与赵丹合作，给谢晋留下了遗憾。每次提到赵丹、石挥、郑君里等影坛大家的经历，谢晋总是感慨万千：“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对于‘文革’十年浩劫，也是讳莫如深，不反映不涉及，对我们民族的大灾大难不能正视，不去总结和接受教训，而是有意回避，这是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对那个时期的历史了解几乎是空白一片，很多当时的事情在他们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以后的导演如果想拍这类题材的电影，也只好像拍历史剧一样去‘考古’，或者不负责任地去‘戏说’，终将酿成另一场悲剧。”

“五花社”落下话柄

“五花社”创作小组的夭折，使谢晋近距离地感触到了危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重振创作信心，上影一些艺术家提出自由结合、自选剧本、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的设想，成立了创作“合作社”。出现了应云卫、吴永刚为首的“五老社”，沈浮为首的“沈记社”和陈鲤庭为首的“五花社”，顾而已为主的“顾记社”等创作集体。

谢晋加入了陈鲤庭、石挥、白沉等少壮派导演组成的“五花社”。五个导演经常聚在陈鲤庭家中喝茶，聊创作，气氛宽松。石挥导演的《雾海夜航》就是那个环境下，讨论的结果。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号召文化界人士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文艺界大会，石挥、吴永刚、吴茵上台发言，真诚坦率地对党提意见。不久，三位电影艺术家全被打成了“极右分子”。“五花社”成员白沉也被定为右派，创作集体的形式也被认为是“导演中心论”又受批评，“五花社”也就此夭折。

个性鲜明的艺术家石挥很难接受如此翻天覆地的骤变。他自幼家境贫困，打工学徒做杂活，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后来演艺为生，《大雷雨》《家》《秋海棠》《雷雨》等剧目使他成为“话剧皇帝”。1941年他步入电影界，主演了《乱世风光》等十多部电影，1950年自导自演的《我这一辈子》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至今在中国电影画廊中占有难以替代的席位。

谢晋与石挥在1952年拍摄《鸡毛信》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鸡毛信》是一部构思巧妙的儿童电影，由张骏祥编剧，石挥导演，谢晋担任副导演，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影片大部分外景在北方拍摄，当拍到一部分夏秋季节的戏时，北京已下起了大雪。他们一起把30多头绵羊从北京拉到了湖南衡阳拍摄现场。《鸡毛信》还去埃及、美国等地放映，在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优胜影片奖”。

如今石挥被打成“极右分子”，刚刚完成的《雾海夜航》也成了“毒草”。创作权利被彻底剥夺，石挥看不到前途，就不打算屈辱地活下去了。他取出存在银行的积蓄寄给母亲，给自己买了一张四等舱船票。当船开到吴淞口时，他纵身跃入了长江波涛。几天后，遗体被冲上南汇海滩。一个渔民扒下尸体腕上的手表，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坑，草草掩埋。

公安局将石挥的神秘失踪立为大案，在全国范围追查。海关出境口都发了通缉照片，所有认识石挥的人都遭到反复盘问。

结果还是一年多以后，那个渔民把石挥的手表拿出去寄卖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是当时比较少见的高级表，设有卡秒表的装置，可用来计算镜头拍摄的时间。渔民带公安人员找到了掩埋尸体的海滩。公安局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脱模法，恢复了尸体的原型，让熟悉石挥友人去辨认，牙医认出了他补牙的痕迹。还有他小腿骨上的枪伤，是拍《鸡毛信》时，被一堵墙上反弹过来的重机枪子弹击中的。“极右分子”石挥“畏罪自杀”的案件这才了结。

至于平反，已是20年之后的事情。

亲眼目睹朋友和同事的遭遇，使谢晋深受刺激。虽然他当时的声名还轮不上作为打击的目标，但参加“五花社”的经历也为他落下话柄，与陪都国立剧专的“历史问题”缠在一起，使他在“文革”中难逃一劫。

上世纪90年代，谢晋组织了八位上海作家一起创作电视连续剧《大上海屋檐下》，以一幢洋房中八户住家的命运变迁描写50年历史风云。在讨论剧本和人物命运走向时，谢晋多次说起石挥的悲剧，他反复念叨的这种感受后来被融入了剧中。许多明星主动要求参加了这部12集电视剧的演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剧在审查中受到阻碍，至今还封存在仓库中。谢晋认为国人以那么多流血牺牲换来的惨痛教训，不该轻易被淡化与篡改，他不肯做任何修改、剪辑。

他相信时间将证明一切。

郭沫若亲笔写选票

《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和《舞台姐妹》是谢晋早期电影的代表作，被称为“女性三部曲”，表现了女性从软弱到坚强的变化、从苦难到光明的命运。

谢晋曾被上海市妇联授予“妇联挚友”称号，他的电影总是着力表现女性的美好与圣洁，追溯这个特点可以看到他童年生活的影子。谢晋年幼时，当会计师的父亲成天在外工作与应酬，每次一发话，全家就心急慌忙地跟他移居上海、辗转香港，如逃难一般。而母亲对谢晋来说，才是有滋有味、真实可感的生活。母亲让他看到女性的善良与美好，也感受到女性的悲哀。

谢晋早期电影中，对女性的亲近感表现为同情与怜悯。拯救女性、拨开云雾指点迷津的重任总是不得不落在男性身上。男人——是父亲、是教授、是领导，是女性改变命运的指路人。“女性三部曲”中女主人公的命运变化，无一例外都是在男性带领下完成的。谢晋本人并没有刻意总结过三部“女性电影”中男性对于女性的解放与成长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他潜意识的流露。

部队作家梁信编剧的《红色娘子军》，是为庆祝建军三十周年而作的“献礼片”，剧本先在其他电影厂遭到了拒绝。当时，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电影《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被责为表现“战争残酷论”。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拍摄《红色娘子军》，讲述琼海地区娘子军战争生活的悲壮故事，无疑具有一定的风险。谢晋却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女战士吴琼花的命运点燃了他的创作欲望。他在看剧本时就在上面做满了各种记号，读完之后，立即向上影争取拍摄这部电影。

谢晋与梁信一起，去了当时还很荒凉的海南岛采风。他们找到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属下的女兵连连长冯增敏，了解到女兵连的真实情况，不少人最后都被敌军俘虏，女战士有的被强奸，有的被卖给了土匪。女连长本人也曾被俘，吃了很多苦，后来就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海南岛上，只有在讲述以往的战斗岁月时，眼睛中才闪烁出片刻的光彩。

《红色娘子军》一炮打响，首度走上银幕的女演员祝希娟，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红遍了大江南北。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大众电影》杂志社在1962年创设了由观众投票评选的中国电影“百花奖”。《红色娘子军》在首届“百花奖”中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电影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时任国家文化部门高官的郭沫若、田汉、夏衍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投票。郭沫若在选票上亲笔写上“《红色娘子军》，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这些选票原先都被《大众电影》所保存，但是在“文革”中全部被销毁了。

投票结果出来后，有人对夏衍提出：“谢晋家庭出身不好，怎么能得最佳导演奖？要不要换一个？”夏衍坚定地回答说：“应该以投票为准，不能换！”授奖大会在首都政协礼堂召开，郭沫若为谢晋颁发了最佳导演奖状。但此时谢晋已听说有人在嘀咕他的出身问题，虽上台领奖，心绪却很复杂。

《红色娘子军》原有一段爱情戏已经拍好，当时上海市委的掌权者看了样片后质问，怎么还要写爱情？上海电影局长张骏祥只得委婉地请谢晋修改，开始谢晋不愿删改。结果惊动了国家主管文化的领导陈荒煤，他劝说：“把词儿改改吧。”经过6次修改，最终删去了琼花向洪常青表达爱慕的台词。后来周恩来总理听说这部电影被剪掉爱情戏，表示惋惜。这是谢晋电影首次经历“组织决定”而做删改，他不知这样的“领导意志”竟会贯穿他此后的全部电影生涯。

1964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淑湘在舞台上跳出了飒爽英姿的吴琼花。1971年，这出舞剧拍成的电影中，吴琼花改名为“吴清华”。进入新千年，在新版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终于跟洪常青谈了一次恋爱。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碰到谢晋时说：“我在海南视察革命根据地时，还给她们题过字。”胡耀邦题写的“红色娘子军”碑文，至今还留在琼海纪念馆。

难逃厄运的《舞台姐妹》逃脱

1963年开始创作的《舞台姐妹》，拍出了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座座石头桥，条条乌篷船，戏班里的女子走一路唱一路，戏中人与戏中戏融合得流畅细腻，委婉多姿。这是谢晋电影中最具家乡特色和情感的经典之作。在“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的主题下，演绎了越剧艺人间的思想性格冲突，表现手法细腻、温婉。

谢晋特意把剧本送呈前辈夏衍先生把关。夏公是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又是浙江人氏，对《舞台姐妹》中表现的生活非常熟悉。他认真阅读剧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提笔在剧本上做了一些改动。

《舞台姐妹》由谢芳、曹银娣和上官云珠主演。在《舞台姐妹》前后，谢芳还拍摄了《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拥有众多影迷。观众也许不知道，在请谢芳、曹银娣出演之前，谢晋打算请著名评弹演员余红仙和刘韵若来出演此片。因为他觉得谢芳与曹银娣两人都是长脸形，不利于观众区分角色。而余红仙胖笃笃的脸型透着稚气，与相貌清秀的刘韵若，在造型上差异显著，特色鲜明。谢晋还把她俩请到摄影棚，让摄影师从各个角度仔细观察，大家都很满意。谢晋考虑，如果请余、刘二位担任主角，除了普通话上稍有生涩，在表演上不会比任何电影演员逊色。他决定向评弹团借人，然而当时评弹艺术处于全盛时期，余红仙和刘韵若都是台柱子，说了几次都不成，只得作罢。“老戏骨”上官云珠饰演一位受经理迫害自杀的女性，虽然戏份不多，却演得出神入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号召大写“十三年”革命功绩，对《舞台姐妹》这部并非正面描写革命历史和伟业的电影很不满。电影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主持文艺工作的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就责令修改后半部。谢晋一边接受批评，一边继续拍摄，犹如戴着脚镣跳舞。全片制作完毕后，已同原先的构想产生很大距离。结尾部分的台词“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也被迫改成了“今后，我们要做革命人，演革命戏”。谢晋说他每次看到此处，都觉得惨不忍睹。

尽管如此，《舞台姐妹》还是未能逃脱厄运。1966年初，张春桥以批判毒草影片《舞台姐妹》为引子，正式发起对上海文艺界“万炮齐轰”的革命行动。在上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张春桥把《舞台姐妹》斥为“离经叛道”，是取消了“阶级斗争”。谢晋走出会场就傻了，坐在他旁边的“越剧皇后”袁雪芬也感到五雷轰顶。《舞台姐妹》拍摄过程中，谢晋多次去越剧院向她讨教，他们怎么也搞不懂，精心栽培的电影顷刻间变成了“毒草”。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两句已经被删除的台词，此时仍像定时炸弹一样被挖了出来。

因为是文艺黑线头目、“四条汉子”之一夏衍的“宠儿”，在遭遇了10万人共批《舞台姐妹》的场面后，谢晋被一脚踢进了牛棚里。而上官云珠，在蹲牛棚的日子里还不断遭到批斗。最后，饱受折磨的上官云珠与剧中角色一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舞台姐妹》成了这位大明星的最后一部电影。

《舞台姐妹》拍完后就被禁止放映，直到粉碎“四人帮”，“文革”浩劫结束之后重见天日。而她的艺术光彩，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黯淡。1980年，影片获得了第24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1981年获得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1983年获葡萄牙第12届菲格腊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98年，美国休斯敦举行的“泛文化电影节”，也选映了《舞台姐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席艾伦和罗伯特·怀斯，就是通过《舞台姐妹》开始认识谢晋电影，并为此授予他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成为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影坛第一人。

前些年，谢晋曾计划拍摄《舞台姐妹》的姊妹篇《舞台兄妹》，在银幕上展示川剧艺术。2002年，谢晋去成都时还兴致勃勃地和编剧一起讨论剧本大纲。然而，此时中国影坛已经为钱所困，谢晋也难以突破现实的困境，他的许多理想只能留在了梦中。

含泪喜剧的由来

父母先后死于非命

谢晋的父亲是在1967年一个冬天的夜晚，以非正常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谢晋的父亲是个会计师，当初他对儿子择艺为业是非常失望的。以当时的社会观念，演员只是“戏子”，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谁愿让孩子去学戏呢。父亲的心愿是叫儿子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便去美国深造。可是，当他想管教一下这个倔强的、不安分的孩子时，谢晋已经不愿轻易服从了。18岁的谢晋已经确定了人生目标，而且对自己认准的道路，表现得非常执著。此后，他用一生的奋斗证明了当年的选择。

儿子拍电影，成了名导演，谢晋的父亲并没有跟着沾点光。退休后过过清闲日子，他倒也满足了。可突然间就像翻了天一样，儿子被关进了隔离室，媳妇也被扣在电影局不让回家。老妻已经失聪，面对家庭的变故，神经异常紧张。心爱的大孙子谢衍躲在新疆农场的生产队，又七转八转流落到安徽。两个不懂事的弱智孙子，经常被邻家孩子捉弄。家中的房子被“造反派”占了一半，全家人只能挤在两间小屋里。门板上、走廊扶梯上全是大字报，写满了各种侮辱和漫骂之辞，儿子的名字一次次地被打上大叉……

那个冬天的夜晚，谢衍回到了上海。老爷爷抚摸着大孙子的头，他一定是这么想的：今夜有人收尸了。这个寒冷的深夜，他一口气吞下了一瓶安眠药，整整100粒，然后就坐在藤椅上，昏昏地睡过去了。他的一只手抓着桌沿，嘴唇微微张开，很无奈，却又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样子。谢衍出去了一趟，回到家，看见爷爷坐在藤椅上口吐白沫，怎么叫都不应。他拍拍爷爷的背，人已经冰凉。谢衍赶紧叫救护车。救护人员看一眼，说：“畏罪自杀，我们不救的。”救命车打着急救铃，空车返回。

谢晋在郊区被关“牛棚”。徐大雯赶回家，看见公公留下的条子上写着：“我先去了，你们好好照顾家里。”她流着眼泪，和儿子一起想把老爷子的身体摆平。可是身骨已经僵住，怎么也弄不直。倔犟的老人就是不想让人摆弄，所以选择了坐姿与人世最后一拼。第二天，他被送去火化的时候，依然是离世时的样子，腿是拱起的。

在“文革”年代，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恶行为，连骨灰都是反动的。谢晋能为父亲做的一件事，是悄悄地请乡下的亲戚，把祖父、父亲留下的老屋修一下，把院子里的荒草割一割，让父亲不安的灵魂有个归宿。

可想不到，父亲自杀后两年余，年迈的母亲又纵身跳楼，死得更加惨烈！

1970年，身在牛棚的谢晋突然被通知参加《海港》摄制组。又可以拍电影了！他立即卷起铺盖，连夜从干校赶回到市区，身上穿的圆领汗衫都没来得及更换。谢晋坦率地说，他很珍惜这个重新工作的机会，一心想好好干。可是这天，谢晋正在与编剧一起讨论剧本，有人跑来通知他：“不得了，你妈妈跳楼了！”

谢晋如五雷轰顶，不知怎么才赶回了他居住的武宁新村。楼前围着不少人，地上有一摊血。母亲躺在那里全无声息，不知是哪位好心人给老人盖上了一张旧床单。面对此情此景，谢晋的痛苦无法言说。母亲生下第四个女儿之后，就几近失聪，早已听不到世间的污言秽语。她年迈昏花的眼睛，看不清儿子拍摄的电影，却看到了丈夫的自杀，看到心爱的儿子和这个家所遭受的一切。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心情抑郁，活得毫无生趣，只想快快逃离这个世界。这想法折磨着她，直到完全失去耐心。虽然儿子回家了，但楼道里的标语还在，那些口号还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的心，她不知这无常的世界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她再也不想看到。趁着儿子媳妇不在家的时候，老太太纵身跳下楼去。曾经是大户人家的陈四小姐，美丽、温柔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她的儿孙。谢晋跪在地上，抱起冰凉冰凉的母亲。母亲的脸摔破了，有很多血。谢晋用被单给她擦拭，可是血已凝成难看的血痕。他心痛得抽搐不已，可是欲哭无泪。表情是怪怪的，也许是僵硬，也许是麻木——后来“造反派”竟然污蔑他说：“谢晋看到老娘死了，还在笑。”他问了许多为什么？却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