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在问丨一曲广场舞，“静”与“动”的城市对话

发布时间：2025-11-14 21:02:34  浏览量：45

自重庆网络问政平台《问静通道》开通以来，我们持续收到市民关于社会生活噪音的留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千条相关咨询涌入，其中“广场舞噪音扰民”成为最受关注的高频话题。

不少市民反映：部分小区、公园在夜间使用大功率音响，低频声在高楼间反复回荡，“孩子戴着耳机写作业也听不进去”“夜班人刚躺下就被震醒”“测试仪都亮红了还是无人理会”。而夜色越深，矛盾越凸显。

随着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不断完善，广场舞、坝坝舞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日益丰富；与此同时，关于“安宁权”的呼声也在问政平台上更为集中。热闹与宁静、活力与秩序，正在同一片空间里碰撞出复杂的治理命题。

夜幕降临，社区的广场逐渐热闹了起来。音响架起、队伍集合，音乐节奏在空地上跳动，也在楼群中回荡。一曲又一曲，舞者的汗水闪着光，但窗户后，有人开始焦躁。

一位市民在问政平台留言：

“我们小区有两个广场舞队，一个声音小，一个声音巨大，低频咚咚咚那种，吵得人神经衰弱。”

另一位居民这样形容：

“我们小区楼下广场天天被三组跳广场舞的人占领，因为这个小区是学区房，家家户户的孩子早上需要休息，晚上需要学习，每天这么跳该怎么办？”

还有人说：

“广场舞噪声严重超标，广场上安放了噪声测试和噪声超标提示设置，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贴文截图

但镜头的另一侧，是同一片广场上的另一种生活。

广场舞，是我国最有群众基础的文化活动之一。

它不需要昂贵装备，也不挑场地，随处可见的空地便能成为舞台。

有人说：“跳舞让我们找到第二次生命。”“退休后最怕寂寞，跳一跳心情都好了。”“医生都让我们多活动，不然身体不好。”

对于许多中老年人来说，那是他们的生活重心，是精神寄托，是集体归属感。

于是，一夜之间，小区的广场成了“双重现场”：

在接到市民留言后，各区县公安、社区、物业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治理图谱”。

潼南公安提出联合社区干部多次会同物业一起与广场舞群体协商，正在计划由物业征求居民意见另外规划跳舞场地。

平安巴南安排社区民警通过警民恳谈会、院坝会等方式加强噪音防治相关的宣传，告知其活动时注意控制外放音量，避免扰民。

永川公安立即组织社区民警开展相关工作，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并提供派出所24小时值班电话为市民提供帮助。

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多次安排警力到现场进行劝导工作，并提出建议可以明确晚上广场关灯时间，设立文明广场舞的提示牌，以规范广场舞扰民的情况。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问政回复截图

从各区县的回复来看，尽管策略有所不同，但共性是：

柔性调解多、刚性措施少；劝导容易、定性困难；反复性强、治理成本高。

可以看到，广场舞噪音在基层最难的地方，在于有限空间、无限需求，和不同群体的“权利冲突”。

在《问静通道》中，“怎样测量噪音分贝？”是市民最常见的疑问之一。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联系了上海市协力（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狄思聪，他向我们系统梳理了我国噪声治理的法律框架。

狄思聪律师介绍，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定性+定量”“行政+民事”相结合的噪声污染防治体系：

▷在专门立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各类噪声的防治、监测和处罚作出了系统规定，是噪声治理的核心依据。

▷在行政处罚层面，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制造噪声扰乱他人生活的行为纳入行政处罚范围，以警告、罚款为主。值得关注的是，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加大了处罚力度，对经劝阻、调解无效仍持续扰民的行为，可处五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可处十日以下拘留。

▷在民事责任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明确了噪声排放的行为边界，从基础法层面确立了居民“安宁权”的法律地位。

如果说这些法律规定了“不能吵”的原则，那么市民最关心的“到底多吵才算违法”，则需要用“定量标准”来回答。

根据国家标准，居民住宅区属于1类声环境功能区，昼间噪声限值为55分贝，夜间限值为45分贝。

也就是说，是否扰民不能仅凭主观感受认定，而要通过专业测量来判断是否超标。

在法律框架与国家标准明确之后，狄思聪律师也给出了市民面对噪声侵害时的“理性维权路径”。他总结为五个渐进步骤：

第一步：协商与调解。

尽量与噪声源直接沟通，或通过居委会、村委会、业委会、物业等参与调解，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

第二步：固定证据。

这是维权成败的关键。包括噪声监测记录、现场录音录像、投诉记录、公证材料等，需形成完整证据链。

第三步：行政投诉。

可向生态环境部门或城管等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投诉，由专业部门依法介入。

第四步：报警处理。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向公安机关报警，尤其在新法施行后，公安机关将拥有更明确的执法权限。

第五步：民事诉讼。

作为最终手段，可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必要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狄律师补充说，尽管法律手段越来越完善，但噪声问题本质上还是社区生活的矛盾，“最有效的永远是协商，最关键的始终是体谅。”

我们把镜头重新拉回永川。

在长岛汇小区，十多位老人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在一片售楼部门前的空地跳坝坝舞——

因周边缺乏活动场所，且年龄较大、不方便远行到较远广场，于是“就地跳舞”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

他们不想吵到别人。

居民也不是不让他们跳。

矛盾的核心是：

“我没有地方跳” VS “你不能吵到我”。

民警沟通后，舞队同意调低音量，居民也表达了理解老年人不便的心情。派出所承诺加强巡逻，社区将持续关注。

永川公安在公开回复的最后一句话是：“呼吁居民相互体谅，共同维护和谐社区环境。”

这句话看似轻，却是所有广场舞噪音问题的真正答案。

因为噪音治理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也不是单靠法律威慑就能解决。

它必须回到社区，回到协商，回到理解——

回到“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们要一起生活”。

一个成熟的城市不会只有一种声音。

它应该既能接纳舞步的热烈，也能守住夜晚的宁静。

既能让老年人的快乐有去处，也让孩子的睡眠有保障。

治理的意义，不是压住某一方，而是让每一方都被看见。

这近千条的留言不是抱怨，而是这座城市在倾诉、在表达、在寻找更好的治理方式。

而《问静通道》让这些声音能够：被听见、被看见、被回应、被推动。

或许未来的某个夜晚，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节奏不再刺耳，

舞步依旧轻快，

窗边的孩子还在写作业，

隔壁的老人也能安心入睡。

那将是“静”与“动”的真正和声——属于重庆的、属于所有居民的共同生活。

*上海市协力（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文给予了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