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去东莞打工，被骗进黑厂，救我出来的是一个舞女
发布时间：2025-11-15 10:12:37 浏览量：45
那趟绿皮火车，我记了一辈子。
车厢里焊死的铁皮味，混着汗臭、泡面、廉价烟草和一种属于远方的、未知的味道。
那年我二十岁，兜里揣着我妈塞给我的三百块钱，还有几颗被捂得温热的煮鸡蛋。
我们村第一个去广东的叫王二狗，回来时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兜里揣着一沓“大团结”。
他说那边遍地是黄金，弯腰就能捡到。
我信了。
我不想再跟我爹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刨出来的粮食还不够交提留。
我娘送我到村口，眼睛红得像兔子。
“崽啊，外头不比家里，凡事多长个心眼。”
我用力点头，不敢回头看她，我怕我一看，就走不了了。
火车哐当了三天两夜，我屁股都坐麻了。
身边一个大哥，是去深圳的，他拍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靓仔，去东莞发财啊？”
我有点不好意思，点了点头。
“好好干，那边机会多。”他递给我一支“双喜”，烟雾缭ë绕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衣锦还乡的模样。
下车的时候，一股热浪夹杂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
这就是东莞。
比我们县城大，比我们县城乱，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人，说着我听不懂的鸟语。
接我的是我一个远房表哥，叫李德胜。其实亲戚关系远得已经算不上了，是我爹托人七拐八弯联系上的。
他骑着一辆半旧的凤凰牌自行车，看见我，热情地招手。
“文彬！这里！”
他比我大七八岁，人很精瘦，皮肤黝-黑，笑起来很热情。
“路上累坏了吧？走，哥带你去吃饭，给你接风洗尘。”
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有亲戚照应，总归是好的。
他带我进了一家路边的大排档，点了一盘炒牛河，一瓶珠江啤酒。
那是我第一次喝啤酒，又苦又涩，但我觉得很带劲，这是城里人的饮料。
“表哥，厂里好不好进啊？我……我没什么文化。”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一拍胸脯：“放心！包在我身上！我那个厂，是香港老板开的，电子厂，活不累，工资高！我跟我们拉长关系好得很，明天就带你进去！”
我激动得脸都红了，端起酒杯：“哥，我敬你！”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租的农民房里。
一张木板床，屋里一股散不去的霉味，但我睡得特别香。
我梦见我赚了很多很多钱，回家盖了新房子，我娘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李德胜果然带我去了。
那厂子很大，高高的围墙，上面还拉着铁丝网。
门口挂着个牌子：永发电子制品厂。
两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保安，像门神一样站在门口，眼神很凶。
李德胜跟其中一个保安递了根烟，嘀咕了几句，那保安挥挥手，让我们进去了。
“看见没？没我，你门都进不来。”李德...胜得意地说。
我对他更加信服了。
我们没去车间，直接被带到一间办公室。
一个穿着花衬衫的胖子坐在办公桌后面，脖子上戴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正剔着牙。
李德胜点头哈腰地凑上去：“豹哥，这是我表弟，人老实，能吃苦。”
那个叫豹哥的，眼皮都没抬一下，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身份证带了没？”
我赶紧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
豹哥接过去，看了一眼，随手扔进抽屉里，锁上了。
“行了。先交三百块管理费、住宿费、伙食费。”
我愣住了。
我兜里总共就三百块。
我看向李德胜，他冲我使了个眼色，小声说：“规矩，都是这样的。快交吧，进厂要紧。”
我咬了咬牙，把那三百块钱掏了出来，那是我娘一分一分攒下的血汗钱。
钱被豹哥抓过去，塞进了另一个抽屉。
“李德胜，带他去宿舍。告诉他规矩。”豹哥挥了挥手，像赶苍蝇。
出了办公室，我心里空落落的。
“哥，这……”
“哎呀，先进来再说！你以为现在工作好找啊？等你发了工资，这点钱算什么？”李德...胜不耐烦地打断我。
他把我带到一栋宿舍楼。
楼道里又暗又潮，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汗酸和脚臭混合的怪味。
一间十几个平方的屋子，摆了八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住了十六个人。
我的铺位是靠门的上铺，连个垫子都没有，就是一块光秃秃的木板。
“行了，你就住这。晚上会有人给你们开会，讲厂里的规矩。我先走了，我得去上班了。”
李德胜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那，看着这个比猪圈还不如的“宿舍”，心里第一次泛起一丝不安。
晚上，一个自称是宿舍长的瘦高个把我们这些新来的叫到一起。
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意思很清楚。
第一，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吃饭半小时。
第二，每个月休息一天。
第三，工资三百块，但要押一个月。也就是说，要干满两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
第四，不准随便出厂门，不准打架，不准顶撞拉长。抓住一次，罚款五十。想走可以，押的工资和身份证，就别想要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这不是跟王二狗说的不一样吗？
这不就是坐牢吗？
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忍不住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回身份证？”
宿舍长冷笑一声：“想拿身份证？可以啊，你现在就走，你看门口保安让不让你拿。”
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们就像被拔了牙的老虎，被关进了笼子。
我明白了，我被骗了。
被我那个所谓的“表哥”李德...胜，用三百块钱，卖进了这个黑厂。
那天晚上，我睁着眼睛，一夜没睡。
铁架床稍微一动就“咯吱”作响，周围是此起彼伏的鼾声和梦话。
我想我娘，想我们家那头老黄牛，想村口那棵大槐树。
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打湿了冰冷的木板。
第二天，我被分到了“拉线”车间。
一进去，巨大的噪音就差点把我的耳膜震破。
一排排长长的流水线，像一条条不会停歇的毒蛇。
女工们坐在流水线两边，低着头，手里飞快地装着什么电子零件。
她们的脸都是蜡黄的，眼神麻木，像一个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我的工作是“插件”。
就是把一个个比米粒还小的电子元件，按照图纸，插-进电路板上密密麻麻的小孔里。
拉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上长满了雀斑，嘴唇很薄，一看就不好惹。
她示范了一遍，动作快得像耍杂技。
“看清楚了没？插错一个，罚款五块。速度慢了，晚上加班，没加班费。”
我手笨，眼睛又看得发花。
第一天，我就插错了七八个。
下班的时候，拉长拿着个本子，冷冷地对我说：“李文彬，罚款四十。”
我心里一抽。
一天还没挣到钱，先欠了四十。
吃饭的时候，是去一个像防空洞一样的大食堂。
一人一个不锈钢饭盒，菜是大锅熬的冬瓜，里面飘着几片肥肉，米饭是陈米，硬得硌牙。
所有人都埋着头，呼啦呼啦地扒饭，像是饿了很久的难民。
没人说话。
回到宿舍，我瘫在床上，骨头像散了架一样。
我旁边下铺的，是个比我大几岁的男人，叫老赵。
他递给我一支烟。
“第一天？”
我点点头。
“习惯就好了。”他说，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
“赵哥，这厂子……一直这样吗？”
“不然呢？”他吐了个烟圈，“来了就别想走了。除非你不要命，也不要钱。”
他告诉我，上个月，有两个人想翻墙跑。
被保安抓住了，打断了一条腿，拖回来，关在小黑屋里饿了三天。
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成人形了。
我听得浑身发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重复，麻木，没有尽头。
我像一台机器，每天被拧上发条，运转十二个小时，然后耗尽所有力气，瘫倒。
我的手越来越快，被罚款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沉。
我开始盘算着逃跑。
我观察厂里的地形，保安换班的时间，围墙哪个地方可能有缺口。
我把每天省下来的一点饭，偷偷藏起来，晒成干饭。
我想，只要我跑出去，跑到火车站，我就能回家。
我把我的想法跟老赵说了。
老赵掐灭了烟头，看着我，看了很久。
“小子，我劝你别犯傻。你跑不掉的。就算跑出去了，你身无分文，身份证也没有，你能去哪？”
“我能回家！”我固执地说。
“回家？”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你以为外面是天堂？你现在出去，就是个‘盲流’，被抓住了，一样是送去挖沙子。还不如待在这里，好歹有口饭吃。”
我沉默了。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里刚燃起的小火苗。
是啊，我能去哪呢？
绝望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的脖子，越收越紧。
我开始频繁地生病。
头疼，发烧，浑身无力。
车间的空气太差了，充满了化学品和灰尘的味道。
拉长看我脸色不对，只会骂一句：“装什么死？不想干就滚蛋！”
我不敢请假，因为请假一天，要扣三天的工资。
我只能硬撑着。
直到那天，我在流水线上，一头栽了下去。
我失去了知觉。
等我再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不是宿舍，也不是厂里的医务室。
房间很小，但很干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来苏水味道。
我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手上还扎着吊针。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进来，看了看吊瓶。
“醒了？你小子命大，高烧快四十度了，再晚点送来，脑子都烧坏了。”
“这……是哪里？”我声音沙哑。
“镇上的卫生院。”
我心里一惊，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你们厂里那个豹哥送你来的。哼，算他还有点良心。”医生撇撇嘴。
我明白了。
我大概是病得太重，他们怕我死在厂里，惹上麻烦，才把我送出来。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别动，好好躺着。你严重营养不良，加上病毒感染，得住两天。”
我躺在床上，看着白色的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是我进厂两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那个地方。
我甚至能听到窗外传来的汽车声和叫卖声。
自由，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下午的时候，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走进来一个女人。
我愣住了。
她很高，很瘦，穿着一件紧身的红色旗袍，开衩很高，露出白皙修长的大腿。
头发烫成时髦的大波浪，脸上画着浓妆，红色的嘴唇像滴血一样。
她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苹果。
她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
她身上的香水味，浓烈又甜蜜，和这个卫生院格格不入。
她走到我病床前，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神，很复杂。
有好奇，有打量，还有一丝……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你就是那个厂里送来的？”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带着一种风尘的味道。
我点点头。
她拉过一张凳子，坐下，自顾自地削起了苹果。
她的手指很长，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削苹果的动作却很利落。
“吃吧。”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
苹果很甜，很脆。
我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我叫阿梅。”她说。
“我……我叫李文彬。”
“我知道。”她笑了笑，“豹子头那个王八蛋，送个人来，搞得跟押犯人一样。生怕你跑了。”
我心里一紧，不敢说话。
“你别怕。”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不是他们的人。”
“那你……”
“我跟豹子头有点‘生意’往来。”她吐出一个烟圈，眼神变得有些飘忽，“他欠我个人情。今天我来看病，正好碰上他送你来，就顺便过来看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叫阿-梅的女人，浑身都透着一股神秘和危险的气息。
我知道她不是什么“好女人”。
我们那里，管这种女人叫“破鞋”。
但我又觉得，她跟我想象中的那种人，不太一样。
她的眼睛很亮，很直接，不像厂里那些女工，总是灰蒙蒙的。
“想不想从那鬼地方出来？”她突然问。
我猛地抬起头，心脏狂跳。
我看着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她笑了，把烟蒂在窗台上摁灭。
“看你这怂样。想就说，不想就算了。”
“想！”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阿梅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赞许。
“行。有胆子就好。”
她凑过来，压低了声音。
“你听着，你就在这好好待着。他们不可能让你住太久，最多明天，就会来接你回去。”
“你回去之后，别声张，跟平时一样。”
“三天后的晚上，你们厂子东边那堵墙，靠近厕所的那个角落，会有一个狗洞。那地方平时没人去。”
“晚上十二点，你从那里钻出来。会有一辆摩托车在外面等你。”
我听得目瞪口呆。
“我……我怎么知道是你的人？”
“车灯会闪三下。记住，只有一次机会。要是错过了，或者被发现了，神仙也救不了你。”
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
“你……你为什么要帮我？”我忍不住问。
这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
我们素不相识。
她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阿梅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淡。
“我看着你，就像看到我弟弟。”
她站起身，理了理旗袍的下摆。
“他当年要是碰上个像我这样的人，或许就不会死了。”
她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心脏还在扑通扑通地狂跳。
她说的话，像一个巨大的谜团。
但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把剩下那半个苹果，一口一口，慢慢地吃完。
连苹果核都嚼碎了咽了下去。
我需要力气。
第二天中午，豹哥果然派人来接我了。
是两个五大三粗的保安。
他们办了出院手续，一左一右地架着我，生怕我跑了。
回到那个熟悉又令人作呕的宿舍，老赵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小子，还活着呢？”
我没说话，只是冲他笑了笑。
那笑容一定很难看。
接下来的三天，我过得度日如年。
我不敢有任何异常的表现，按时上班，按时下班，默默地吃饭。
但我心里，却像揣着一团火。
我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演练着逃跑的路线。
从宿舍到厕所，有多远。
路上可能会碰到谁。
墙角的那个狗洞，到底有多大。
我甚至开始留意夜里巡逻的保安的脚步声。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第三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
宿舍里鼾声如雷。
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
十一点半。
十一点四十五。
十二点。
我悄悄地坐起来，穿上鞋。
我的动作很轻很轻，像一只猫。
我下了床，没有惊动任何人。
宿舍的门是虚掩着的。
我贴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出去。
楼道里一片漆黑，只有远处保安室透出一点微弱的灯光。
我屏住呼吸，凭着记忆，朝厕所的方向摸过去。
厕所的臭味，在这一刻，竟然让我感到一丝亲切。
我绕到厕所后面，就是那堵高高的围墙。
我贴着墙根，一点一点地找。
我的手在冰冷的墙砖上摸索着。
终于，在一个长满青苔的角落，我的手触到了一个洞口！
比我想象的要小，但足够我钻过去。
我趴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黑沉沉的厂区，像一只蛰伏的巨兽。
再见了，这鬼地方。
我把头先探出去，然后是肩膀，一点一点地往外挤。
洞口很窄，砖头的棱角划破了我的衣服和皮肤。
但我感觉不到疼。
当我整个身子都钻出来的时候，我贪婪地呼吸着外面自由的空气。
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化学品的臭味。
只有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我站起身，看到不远处的小路上，停着一辆摩托车。
车灯，对着我，“啪、啪、啪”，闪了三下。
我发了疯一样冲过去。
骑在车上的是个戴着头盔的男人，看不清脸。
我跳上后座，他一句话没说，拧动油门，摩托车“轰”的一声窜了出去。
风在我耳边呼啸。
我回头看，永发电子厂那几个大字，在黑暗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跑出来了。
我真的跑出来了！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摩托车在镇子的小巷里七拐八弯，最后停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下。
男人指了指三楼的一个窗户。
“上去吧，梅姐在等你。”
说完，他掉转车头，消失在夜色里。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
三楼的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
阿梅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穿着一件丝绸睡衣，正在抽烟。
看到我，她掐灭了烟。
“来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好像我只是去楼下买了包盐。
“嗯。”我点点头，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我浑身脏兮兮的，衣服也破了，脸上还有血痕。
“进来啊，傻站着干嘛？”
她指了指卫生间：“去，洗个澡，换身衣服。衣服在里面给你准备好了。”
卫生间很小，但很干净。
热水从花洒里喷出来，浇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身上的那层硬壳，连同那些污垢和屈辱，都被冲刷掉了。
我洗了很久很久。
等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上面卧着一个金黄色的荷包蛋。
阿梅坐在对面，又点上了一支烟。
“吃吧。”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狼吞虎咽。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
我吃得很快，眼泪一颗一颗地掉进碗里。
我分不清那是汗水，还是泪水。
吃完面，我才有力气好好打量这个地方。
这是阿梅的家。
很小的一居室，但被她收拾得很温馨。
墙上贴着香港明星的海报，周润发，张曼玉。
桌上有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旁边放着几盘邓丽君的磁带。
“谢谢你，梅姐。”我站起来，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行了，别来这套虚的。”她摆摆手，“坐下。”
我拘谨地坐在她对面的小板凳上。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想回家。”我说。
这是我唯一的念头。
“回家？”她看了我一眼，“你那个所谓的表哥，把你卖了三百块。豹子头丢了个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现在去火车站，就是自投罗网。”
我心里一凉。
“那我……我该怎么办？”
“先在我这里躲几天，等风声过去再说。”
“可是……这太麻烦你了。”
“少废话。”她瞪了我一眼，“让你待着就待着。”
我就这样，在阿梅家里住了下来。
白天，她出去“上班”。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开窗。
我会帮她打扫房间，洗衣服，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到了晚上，她会提着菜回来。
她的妆总是画得很浓，但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去卫生间卸妆。
卸了妆的阿梅，其实很清秀。
就是太瘦了，脸色有些苍白。
她会做几个很简单的家常菜，我们就一起坐在小桌子旁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聊天。
我知道了，她不是广东人，她也是从外地来的。
她工作的那个地方，叫“金夜总会”，是镇上最高档的歌舞厅。
“舞女”，她说这个词的时候，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自嘲。
“你不觉得我脏吗？”有一次，她喝了点酒，眼睛红红地问我。
我摇摇头。
“梅姐，在我心里，你比谁都干净。”
我说的是真心话。
她救了我的命。
她听完，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小子，还挺会说话。”
她告诉我，她也有一个弟弟，跟我差不多大。
当年家里穷，弟弟学习很好，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为了供弟弟读书，她跟同村的姐妹一起来了广东。
一开始是在工厂里，但工厂的钱太少了，根本不够。
后来，她就去了舞厅。
“来钱快。”她说，“就是糟蹋人。”
她每个月都会把大部分钱寄回家，告诉家里人，她在这边做服装生意，赚了大钱。
她弟弟也很争气，学习一直很好。
直到有一年，她弟弟放假，偷偷跑到东莞来找她。
他想看看姐姐的“服装店”。
结果，他在舞厅门口，看到了浓妆艳抹、被一个喝醉的男人搂着腰的姐姐。
“他看我的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阿梅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他什么都没说，就跑了。我去找他，没找到。”
“等我再得到他的消息，是他从我们县城最高的楼上，跳了下来。”
阿梅趴在桌子上，哭得浑身发抖。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帮我。
我伸出手，想拍拍她的背，但又缩了回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悲伤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那天晚上之后，我们的关系，好像更近了一些。
我不再仅仅是把她当成一个恩人。
我把她当成我的亲姐姐。
我在她那里住了半个多月。
一天晚上，她回来得特别晚，而且喝得烂醉。
是舞厅的姐妹送她回来的。
她脸上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嘴角也破了。
我扶她到床上，给她擦脸。
她抓住我的手，迷迷糊糊地说：“文彬……对不起……豹子头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他……他怎么知道的？”
“他怀疑我了……今天在舞厅堵住我……打了我……”
“他说……明天再不把你交出去……他就要了我的命……”
我浑身冰冷。
我看着躺在床上，满脸泪痕的阿-梅，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不能连累她。
绝对不能。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
这里是三楼。
跳下去，不死也残。
阿梅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挣扎着坐起来，一把抓住我的衣角。
“你别做傻事！”她哭着喊，“姐有办法！姐一定有办法送你走！”
“梅姐，你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不能害你。”
“你听我说！”她死死地拽着我，“我还有点积蓄……我今晚就去帮你买票……你从后门走……去深圳，从深圳坐车回家！他们想不到的！”
“豹子头明天就会来，来不及了！”
“来得及！”她眼神里透出一股惊人的执拗，“你信我！”
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铁盒子。
里面是她所有的积蓄。
一沓沓用猴皮筋捆好的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
她把所有的钱都塞给我。
“拿着！快走！”
“我不能要你的钱！”我把钱推回去。
“你不要，我就从这里跳下去！”她指着窗户，声嘶力竭。
我看着她，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
“梅姐！”
我给她磕了三个响头。
每一个，都磕得很重。
“快走！别回头！”她把我拉起来，推着我往外走。
我拿着那包沉甸甸的钱，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出租屋。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梅。
我按照她说的，连夜搭上去深圳的野鸡车。
在深圳，我买了一张回湖南的火车票。
坐在火车上，我打开那个铁盒子。
除了钱，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是阿梅和她弟弟的合照。
照片上，她笑得很甜，很干净，像一朵向日葵。
她弟弟穿着校服，一脸的青涩和腼腆，和我长得有几分相像。
我把照片紧紧地攥在手里。
回到家，我娘抱着我，哭得差点晕过去。
我瘦得脱了形，像个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的。
我没敢告诉她我在东莞的遭遇，我只说，外面的钱不好赚，我想家了。
我把阿梅给我的钱，拿出了一部分，跟我爹说，这是我打工赚的。
我爹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回来就好。”
那之后，我再也没出去过。
我用剩下的钱，跟村里人合伙，买了一台拖拉机，开始帮人跑运输。
一开始很难，但我能吃苦。
我永远忘不了在永发电子厂的那段日子，也忘不了阿梅。
那种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感觉，让我觉得，现在吃的任何苦，都不算苦。
几年后，我靠着跑运输，攒了点钱，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五金店。
我结婚了，娶了我们邻村的一个姑娘，很贤惠。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生活慢慢地好了起来。
我成了村里第一个盖起二层小楼的人。
我成了别人口中“有出息”的李老板。
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
我欠阿梅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九十年代末，东莞已经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我开着自己买的桑塔纳，回去过好几次。
我想找到阿梅。
我去了我们当年住过的那个镇子。
那栋老旧的居民楼，已经被拆了，盖起了一座新的商业广场。
我去了金夜总会。
它也早就改了名字，换了好几代老板，变成了一家更豪华的KTV。
我问了很多人，没有人知道一个叫阿梅的舞女。
她就像一颗流星，在我最黑暗的夜空里，划出了一道最亮的光，然后就消失了。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叫什么，不知道她真正的家乡在哪里。
后来，我听说，那几年，东莞严打。
很多舞厅都被查封了，很多像阿梅那样的女人，有的被抓了，有的回了老家，有的，不知道流落到了哪里。
我也去找过永发电子厂。
那个地方，也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园。
我问过里面的老人，他们说，那个黑厂，九十年代初就被查了。
那个叫豹哥的，因为好几宗伤人案，被判了重刑。
至于那个把我卖进去的李德胜，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或许，他也被豹哥报复了。
或许，他拿着卖我的那三百块钱，又去了别的地方，继续坑蒙拐骗。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有一年，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广州玩。
路过东莞的时候，我特意拐下高速，在那个我曾经住过的小镇上，停了车。
我老婆问我：“怎么了？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我指着那片繁华的商业区，对她说：“我刚来广东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是吗？那时候这里肯定很破吧？”
“嗯，很破。”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很平静。
我对我儿子说：“儿子，你记住。这辈子，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人，像天使一样，出现在你面前，拉你一把。”
我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老婆笑了：“你又在跟儿子讲什么大道理。”
我笑了笑，没再说话。
我发动车子，汇入了车流。
后视镜里，那个小镇的影子越来越远。
我知道，我可能再也找不到阿梅了。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给我的那碗面，那包钱，那个活下去的机会，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头里。
每年清明，我除了给我爹烧纸，还会朝着南方的方向，烧一些纸钱。
我老婆问我给谁烧。
我说，给一个恩人。
一个救了我命的亲姐姐。
她永远活在1988年的那个夏天。
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脸上画着浓妆，眼神里，却有最干净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