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舞女猝死之谜（四）

发布时间：2025-11-23 07:10:00  浏览量：30

（文章内容来自“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所长”）

七、一个意外

衣世运喜欢驾驶汽车，虽然雇有司机，但平时除非有应酬需要喝酒的场合，一般都是自己驾驶。这天他照例自己开车，刚刚来到车前，正要开门，隔着车窗玻璃，他看到方向盘上用细麻绳吊着一颗手榴弹！

当时，民间对于发现军火——哪怕是炸弹，也不会特别惊奇。尤其是经历多次战火洗礼的南京居民，更是见惯了枪炮弹药，散落于民间的多着哩。民国时，人们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不会报警。南京解放后，政府收缴武器弹药，还大力宣传发现武器弹药要报告派出所，人们才有了这种意识。不过，衣世运此刻却不想报警，因为他经营着船厂，这种情况一旦张扬出去，肯定于往下的生意有影响——谁愿意跟一个随时会被手榴弹炸死的修船厂老板洽谈业务呢？所以，衣世运采取的措施是把正在楼梯间打盹的司机唤醒，让他去车间找一个当过工兵的工人来排除“故障”。

手榴弹很快从方向盘上卸下，那工人说后盖没打开，估计如此放置仅仅是吓唬一下，并不是真的要老板的性命。衣世运寻思头回吓唬，下一回只怕就动真格的了，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敢去参加史红瑛的葬礼了。

那么，对方是怎么混进船厂往车里放的手榴弹呢？这个问题衣世运也想过。船厂的主要业务是修船，常年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船舶停在码头、船坞，如果是船只大修，船主把船交给船厂后可以百事不管，全船人一走了之，如果是一般修理，船主都要留下船员看管船只、监督维修、随时与厂方沟通。即使是大修的船只，船主自己或者其指派的代表时不时也会来现场察看维修情况，了解进度。因此，船厂每天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的非本厂人员不少。如果要求门卫把船厂大门当监狱那样严密看守，对每个进出者都严格盘查，这当然可以做到，但船厂的生意只怕就一落千丈了。

一般来说，每家船厂的门禁都是很宽松的，只要出去的人不把厂里的物资捎带上，就不会被拦下盘问。在车里放置手榴弹的人肯定是受那个打电话的家伙指使采取的行动，估计就躲在船厂附近甚至某条船里，接到指令即刻行动，往方向盘上拴一样东西不过是举手之劳。至于是如何打开车门的，衣世运问过司机。司机说，他刚才把车窗打开通风透气，一直没有关上。

基于那个“不便张扬”的念头，衣世运就没有往下追查。至于那颗手榴弹，倒是留了下来，放在办公室写字台的抽斗里。后来专案组把手榴弹带到驻地，经检查，那是一颗抗战年代由巩县兵工厂生产的军用手榴弹。送往市局作技术鉴定，未能获取放置者的指纹。

当天，根据市局领导的指示，专案组对衣世运采取“保护性拘留”的措施。衣世运被侦查员带到市局看守所，但没关进监房，而是在监区以外的区域腾出间空屋供其临时下榻，伙食也不吃监区伙房的，更不让船厂或者亲友送，而是由侦查员给他出去买外卖。不过，那时公安局经费紧张，钱钞是衣老板自己掏的。衣世运由此意识到，史红瑛之死的背景颇为复杂，即便自己不想卷入，也难以置身事外。当晚，他辗转难眠。正好，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前来看守所给他送茶叶，三个人就在那间简陋的屋子里聊了起来。

齐明德和侯健坤跟衣世运探讨了一个衣世运自己也弄不懂，却和专案组一样感兴趣的问题：那个给他打电话的家伙之所以阻止他参加史红瑛的出殡，是生怕公安局方面知道史红瑛的交际圈里有衣世运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害怕公安局发觉衣与史有交往呢？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衣世运掌握了史红瑛的什么秘密！

可是，衣世运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自己跟史红瑛的交往中并未发现过史红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侯健坤说，衣先生您不必焦虑，今晚好好回忆一下跟史红瑛这段交往的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或许会有收获的。

衣世运想了两夜一天，这段时间，专案组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围绕衣世运的平时活动情况进行紧张的调查，并未发现任何与史红瑛被害有关的疑点。一干侦查员正怀疑是不是又“山穷水尽疑无路”了，1月11日，市看守所来电说衣世运要求跟侯健坤、齐明德二同志再聊聊。齐明德放下电话，马上断言：“看来衣老板回忆起有价值的线索了！”

衣世运确实想起了一桩他觉得不一定可疑但又有点儿让他想不通的事儿——

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有一次相约去“朝天宫饭店”品尝大闸蟹。那时的饭馆少有预约，他们去得晚了些，只好在二楼最差的一副座头上落座。那是一副四人座头，面对楼梯口，人来人往净打照面，别说席间有什么亲昵举止了，就是说话也不大方便。衣世运、史红瑛坐在那里正吃喝，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跑堂的脆声吆喝：“哦——曹三爷您来啦，那班弟兄已经等候许久，催问了好几次。您楼上请，3号包房，主座给您留着呢！”

那个曹三爷“呵呵”连声，沙哑着嗓子道：“是老幺啊，一会儿劳你关照贵东来一趟包房，我有事跟他说。”

令衣世运惊讶的事情就是这时发生的。那位曹三爷一吭声，史红瑛神色倏变，突然起身，抓起一旁的坤包就往另一侧窗口角落的那面大镜子走去，站在那里补妆。直到那姓曹的上了楼，进了3号包房，这才返回，对衣世运说她身子忽然不适，先行告辞了。说着，也不等衣世运反应，转身下楼了！

衣世运说完这些情况，问道：“侯同志，齐同志，您二位说说，这算得上是一桩奇怪的事儿吗？”

专案组经过讨论，认为那个曹三爷跟史红瑛之间可能有什么事儿，但不能肯定必是与本案相关的情节。不过，还是有调查的必要。好在这个姓曹的主儿容易查，他跟“朝天宫”老板熟识，去找饭馆老板就能打听到这个人。

次日，侦查员周永贵、宋三献、蒋天飞三人前往“朝天宫”找老板闵一行调查。闵老板说跟曹三爷熟识，曹是南京地面上的国术高手，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的行家，还是气功专家，医治跌打损伤颇有一套，虽然不以伤科医生为业，但找其疗伤的人经常得排队预约。至于其他，闵老板就没啥可说的了，他跟曹三爷不过就是馆子和食客的关系，对曹的了解仅此而已。不过，“朝天宫”有个跑堂的知道曹三爷家住何处，侦查员便前往曹宅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了解。

派出所方面介绍说，曹三爷名叫曹惕吟，确是南京地面上的武术行家。此人年轻时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的国术教官，不过并非军队编制，属于部队雇佣的技术人员。这倒为其在南京解放后的“历史清白”之说帮了忙，他没遵照市军管会的命令前往公安局登记旧军官身份，不久民警登门查问，他出示的吴佩孚的聘书上写的是“民间武师”，而不是军官。那相当于给旧军队打工，根据政策就没将其划入内控对象名单。后来，吴佩孚倒台下野，曹惕吟就回了南京老家，以开油酱店为生，兼带治伤接骨，收入不菲，日子过得很滋润。

那么，曹惕吟跟国民党特务组织是否有关系呢？派出所民警说，像曹这样的人，在旧社会肯定结交三教九流，跟“军统”、“中统”不会不打交道，不过要说他是否参与特务组织的活动，为非作歹，那到目前为止派出所还未接到过群众检举。所以，这话不好说。

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把曹惕吟传唤到派出所当面接触一下，跟他聊聊再说。哪知，开口跟民警一说，民警说他已经去香港了。侦查员一怔，问是几时去的。民警翻了记事本，说去年12月中旬就去了，是去香港女儿处探亲的，至少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如此一来，不管此人跟史红瑛是否存在某种神秘关系，专案组在曹惕吟身上是做不成文章了，只好另外设法进行调查。好在齐明德、侯健坤两位这两天一直在商议，已经备好了后手——

在他们两人看来，衣世运所说的史红瑛跟他最初相识的情形似乎显得有些突兀。那天，衣世运去参加一位世交友人的生日派对。那人名叫杨锦国，是美国归侨。杨锦国祖籍南京，出生在檀香山，其祖父、父亲与衣世运的祖父、父亲是两代挚友。杨锦国与衣世运同岁，少年时曾在南京度过十个年头，就住在衣家，与衣世运一起上学、玩耍，相处得跟嫡亲兄弟一样。后来，杨再次去了美国，在那里读了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医生。这时，杨锦国的父亲已经病逝，他便自立门户，在纽约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经营得还不错。

抗战胜利后，杨锦国接到国内来函，说他的修女姑妈去世，留下遗嘱让他继承财产。姑妈年轻时嫁了个在上海法租界开五金行的法国老板，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从南京至上海途中，其驾驶的汽车被日本海军航空队战机误认为是国民党某个要员的座驾，一阵轰炸扫射，当场一命呜呼。姑妈痛不欲生，去修道院做了修女。十年后病危时，约见律师，留下遗嘱，将其亡夫的财产全部赠与杨锦国。

杨锦国带着其美国妻子和一对混血子女回国，继承遗产后买了房产，开了家专为高等阶层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小医院。其间，杨锦国得到了在南京各界都颇兜得转的衣世运的大力相助，两人的来往也十分频繁。1949年10月28日，是杨锦国四十岁生日。他按照西方习俗，邀请一些朋友参加了在中央饭店举行的生日派对。衣世运自然是受邀者之一，尽管他那天正被痛风折腾得苦不堪言，但还是出席了。他原本就不会跳舞，此刻连走路都有些费劲，自然不会下场。结果，就跟也没下场跳舞的史红瑛认识了。至于史红瑛为何要跟衣世运搭识，而且自此之后两人关系迅速升温，衣世运至今也弄不明白。

在侯健坤、齐明德两人想来，史红瑛此举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衣世运说不出，那么他的哥们儿杨锦国是否说得出呢？生日派对是杨锦国主办的，史红瑛也应该是杨邀请的，她跟杨医生又是什么关系呢？

专案组指派侦查员前往医院走访了杨锦国。这位海归大夫闻听后竟是一脸的惊诧，说他根本不认识史红瑛其人！杨锦国回国已经三年，但还是保持着在西方形成的处世严谨的习惯，说着拿出了邀请名单、购买请柬的票据以及来宾的签到本。受到邀请的来宾一共有三十人，全部出席，也都签了到。这就是说，史红瑛是悄悄混进来的。她为何要混进来呢？看来她是想结识衣世运。可她又是从哪里获得杨锦国将举行生日派对并且必定会邀请衣世运的消息的呢？

元月13日下午，侯健坤、齐明德在专案组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端出了这个“后手”，众人对此产生了兴趣，认为有必要盯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这时市局来了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侦查员们又惊又喜——那个往衣世运的轿车里放置手榴弹的家伙被船厂工人抓住了，已经扭送市局！

立功的是衣世运的司机姜钰民。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祖籍重庆，生于江宁，是衣世运的邻居。若说个人历史，小伙子有点儿不那么清白——他在抗战时随父母逃难去了重庆老家。他家经济状况还不错，而他也不笨，在重庆读完初中后又考上了高中，1944年上高三时，响应蒋介石发出的“十万青年十万兵”组建“青年军”的呼吁，投笔从戎，报名参军。部队分派他当了一名汽车兵，这在当时算是个洋差。抗战胜利后，姜钰民退伍回到南京。正好邻居衣世运收回了修船厂，弄到了一辆美国“福特”，需要聘用一个可靠的人当司机，姜钰民便顶了这个缺。

给衣世运开车可能是私家车司机行业中最舒服的差使，不但薪水可观，而且出车时间很少，因为衣世运喜欢自己开车。通常姜钰民上班后的事儿除了擦洗“福特”，就是待在衣世运让人以楼梯间改建的司机专用休息室里抽烟喝茶、看书读报，或者听收音机。而史红瑛出殡那天，姜钰民却觉得自己失了职——有人竟然在离他的休息室直线距离不过十来米的那辆汽车的方向盘上吊了一颗手榴弹！这件事发生后，尽管衣世运自始至终没说他一言半语，也没给过他哪怕一丁点儿脸色看，可是，他依然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姜钰民对此事作了分析，认为放置手榴弹的家伙肯定是本厂人员，否则，时间不可能掐得那么准。他悄悄联络了几个哥们儿，让他们不露声色地替他查摸。姜钰民是老板的司机，平时做人行事又豪爽，颇有一些朋友。别看这些人连同姜钰民在内谁也没学过刑事侦查，连侦探小说看得也不多，可是经过他们连日密查，最后竟然查出一个名叫陆金典的油漆工那天在那个时段曾在现场出现过。就在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的时候，姜钰民叫了几个弟兄在厂门口堵住了正要下班的陆金典，将其诱骗到厂里的地下室，私设公堂，当场讯问。陆金典当然不承认，挨了几下拳脚，就跪地求饶乖乖招供，接着就被扭送到公安局。

专案组对陆金典进行了讯问，他承认自己是“保密局”在逃离南京前发展的潜伏特务，属“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领导，其上线就是史红瑛；史红瑛死后，由另一名叫“老铁”的男子担任其上线。在衣世运的轿车内放置手榴弹，就是“老铁”指令他做的。那天，老铁来船厂跟他见面，交给他一颗手榴弹，嘱咐他说，如果十分钟内他“老铁”没有骑车出现在厂部大楼旁边的那条通道上，就把这玩意儿拴到衣世运轿车的方向盘上。稍后，他就依言行事。

按说陆金典不应该知道“老铁”住在哪里，可是，贪婪的陆金典担心“老铁”不按时发给他活动经费，就在一次“老铁”约其见面递送情报后，让其妻周梅花悄然尾随。“老铁”哪里料到还有这一招，结果就把自己的住址暴露了。此刻，倒是给专案组提供了方便，当晚，“老铁”（真名叫华昀）落网。连夜讯问，“老铁”供出了其掌握的三个联络对象。那三个特务落网后，又供出了各自的上下线。结果，两天内，“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员悉数落网。

至此，史红瑛被害案终于真相大白——

史红瑛在重庆时就已加入“军统”．抗战胜利回南京后“复员”，南京解放前夕应已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之召“归队”，担任“第二交通站”书记（在交通站中的位置仅次于站长）。“保密局”考虑到史红瑛的舞女身份，还指令其在需要时兼任交通员，她的上线即是站长朱远铎，下线是陆金典。按照规定，史红瑛每周日须向朱远铎报告其下周的个人活动安排，以便在需要动用她那条线的时候能够及时传递情报。

12月25日星期日，史红瑛照例发出“下周无活动安排”的暗号。本来，需要动用史红瑛的时候一月也难得有一次，她即使临时有事没去舞厅，也能蒙混过去。可是，12月31日晚上，朱远铎却接到一份急件需要连夜递送，而且，这份急件的接收方只有史红瑛才知道。这是“保密局”为防止出事而制定的安全措施，即站长和书记各自掌握一部分秘密联络点，不互相通气，所以，这份急件只能由史红瑛本人递送。朱远铎化装成舞客前往“仙乐门”，哪知史红瑛竟然没去上班。他一直等到十点过后方才离开，又去尚书里史红瑛的住所，也未见其人。离开时，朱远铎惊慌地发现那份急件竟然丢失了！回忆下来，他断定遗落在舞厅里，当晚便临时客串一回小偷，施出当初在特训班学得的本领，下半夜潜入舞厅寻找，却没找到。

这是一桩重大事故，情急之下，朱远铎于元旦清晨召集手下特务梁纲、鲁友余商量对策，认为舞厅方面肯定已经发现了那份急件，是否破译还不知道，但必须当作已被破译来处理，为安全起见，必须干掉史红瑛，以斩断公安的调查触角。于是，朱远铎指令梁纲物色对象向史红瑛递送前往“大德旅馆”的指令，鲁友余则负责在旁监视，看那对象是否确实把指令传递给史红瑛了。之所以不让梁、鲁直接跟史红瑛接触，是担心此时史红瑛可能已被公安盯上，传递指令时容易暴露。史红瑛收到指令后，果然前往旅馆与朱远铎见面，而朱则事先在旅馆房间的茶叶里下了毒药，致使史红瑛中毒身亡。

史红瑛与衣世运的接触，朱远铎是知道的，但这并非系他指使，而是台湾“保密局”直接向史红瑛下达的“组织使命”。至于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他并不知情。史红瑛死后，台湾方面给他发来密电，他奉命行事，才有了后来恐吓衣世运这出戏。朱远铎估计，此举是为了防止衣世运进入公安的侦查视线，以免台湾“保密局”的行动目标暴露。不过，“保密局”的行动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史红瑛已死，而根据“组织纪律”朱远铎也无权过问，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950年4月29日，“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员被南京市军管会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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