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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LD 2025|谢尧/李明慧教授团队13项研究亮相国际舞台,多维探索肝病精准诊疗与管理

发布时间:2025-11-24 02:32:04  浏览量:33

导读

近日,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年会(AASLD 2025)于华盛顿举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谢尧教授、李明慧教授团队的13项研究亮相美肝会进行壁报交流。团队围绕慢性乙型肝炎、代谢相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门静脉肝窦血管病、慢性肝病领域开展研究,聚焦临床诊疗及预后评估与管理,呈现系列研究成果,为肝病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一:IFN间歇治疗通过降低功能失调的HLA-DRCD38hiCD8+T淋巴细胞水平从而恢复IFN抗HBV疗效(1173)

第一作者:林妍洁

研究背景

经过长期干扰素(interferon,IFN)治疗后,部分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会出现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水平的下降停滞。此时只有经过IFN间歇治疗后,其抗病毒疗效才能延续,但其相关的机制仍鲜有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CHB患者中这一现象背后的免疫学机制。

研究方法

前瞻性入组CHB患者,对初治组及核苷(酸)类似物(nucleos[t]ide analogues,NAs)经治组中的部分患者使用IFN治疗;对IFN治疗出现HBsAg下降停滞的患者(即IFN经治平台期组),采用间歇疗法后再次进行IFN治疗。于相应时间点采集患者外周血检测临床指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相关表型及功能,及利用 Luminex多重检测评估血浆中多种可溶性介质水平。

研究结果

共纳入患者151例,其中初治组53例,NAs经治组51例,IFN经治平台期组47例。对于IFN经治平台期组,经12-24周IFN间歇,T淋巴细胞中的HLA-DR+CD38dim亚群百分比显著增加,而HLA-DR+CD38hi亚群百分比显著降低。当IFN再治疗12-24周后,T淋巴细胞中的HLA-DR+CD38dim亚群表达显著下降,而HLA-DR+CD38hi亚群表达显著升高。此时,患者的HBsAg水平及T淋巴细胞中的HLA-DR+CD38hi亚群较IFN停药时基线显著下降。同时,仅在CD8+ T淋巴细胞中,相比于活化的HLA-DR+CD38dim亚群,HLA-DR+CD38hi亚群表达较低水平的共刺激分子及杀伤效应功能。最后,在基于IFN的抗病毒治疗期间,干扰素诱导蛋白(IFN-inducible protein,IP)-10展示出与HLA-DR+CD38hiCD8+T淋巴细胞之间最强的相关性。

研究结论

使用IFN抗病毒治疗后平台期的出现可能与CD8T淋巴细胞中代表细胞杀伤功能受损的HLA-DR+CD38hi亚群比例过高相关。IFN间歇治疗能逆转这种现象。此外,IP-10可能作为血浆中指示抗病毒疗效的细胞因子。

专家点评: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其抗病毒治疗方案的优化对于延缓疾病进展和实现临床治愈至关重要。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长期IFN治疗中CHB患者出现HBsAg下降停滞现象的免疫学机制,具有重要的临床和研究意义。该研究结果显示,长期IFN治疗后平台期的出现可能与CD8+ T淋巴细胞中提示细胞杀伤功能受损的HLA-DR+CD38hi亚群比例过高有关。这一发现首次从免疫学角度揭示了IFN治疗出现平台期现象的潜在机制,并为后续的IFN间歇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后续通过12-24周的间歇治疗,研究成功地逆转了HLA-DR+CD38hi亚群的比例,并伴随着HBsAg水平的显著下降,这为临床实践中优化IFN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相对较小,且没有观察到从IFN初治至最终出现IFN平台期的全程CHB患者。因此,未来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验证HLA-DR+CD38+ T淋巴细胞,尤其是HLA-DR+CD38hiCD8+T淋巴细胞亚群在以IFN为基础的间歇疗法中发挥的相关作用。

总的来说,本研究在CHB的免疫治疗领域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为IFN治疗的优化提供了前瞻性数据,支持了间歇治疗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应用,并为HBV功能性治愈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二:干扰素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消失的长期临床结局研究(1216)

第一作者:邓雯

研究背景

HBV感染可进展为肝硬化、失代偿性肝病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治疗目标已从HBV DNA和HBeAg转阴转变为HBsAg清除。目前的治疗包括Peg-IFN α和NAs。虽然NAs能有效抑制HBV DNA,但HBsAg血清转换的比例较低(0-4%),而Peg-IFN α可实现更高的血清转换率(7.8%-10%)。实现HBsAg消失的患者,肝癌和肝硬化的风险较低,但Peg-IFN α治疗停止后的长期肝脏并发症风险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一个真实世界的队列研究,调查了CHB患者在HBsAg清除后和Peg-IFN α治疗停止后的肝癌和腹水的长期风险及影响因素。

研究方法

对2008年10月到2023年12月期间,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的、已实现HBsAg消失并停用Peg-IFN α治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基线时间为HBsAg转阴和停药时的时间点,终点时间为首次发生肝脏不良事件(HCC或腹水)或最后随访时间。主要评价指标包括长期肝脏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次要评价指标包括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功能指标的改善情况。

研究结果

共纳入456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分析。在随访期70(11-173)个月内,肝脏不良事件、HCC和腹水的发生率分别为2.30%、1.76%和0.55%。年龄较大和肝硬化是HBsAg消失和IFN α治疗停止后肝脏不良事件的显著影响因素(HR = 1.075,95% CI 1.028-1.125,P = 0.002;HR = 41.393,95% CI 4.773-358.958,P P P

研究结论

HBsAg消失且停用IFN α治疗的患者肝脏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较低,肝硬化和年龄较大是这些不良事件的显著风险因素。

专家点评:

本研究通过对CHB患者在HBsAg消失后停用Peg-IFN α治疗的长期随访,揭示了肝硬化和年龄较大是肝脏不良事件的重要风险因素。研究表明,尽管HBsAg清除能显著降低肝脏并发症的风险,但对于已有肝硬化或年纪较大的患者,仍需加强随访和监测。这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强调了个体化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治疗后期肝脏健康的长期评估和干预。

研究三: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消失的持久性和预后(1170)

第一作者:谢思

研究背景

HBsAg血清清除率与CHB患者预后的改善有关。只有少数患者可以通过NA治疗实现HBsAg的丢失,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我们的研究调查了NA治疗实现HBsAg丢失的持久性和结果,以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逆转的预测因素。

研究方法

回顾性纳入NA治疗后证实HBsAg丢失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每3-6个月随访一次。评估HBsAg持续丢失率。还调查了HBsAg逆转率和预测因素、乙型肝炎病毒(HBV)脱氧核糖核酸(DNA)复发率以及肝炎复发、失代偿性肝硬化、HCC的发生率。

研究结果

在纳入的172名患者中,96.51%的患者在治疗后随访105.65(54.2218.65)周后发现持续的HBsAg血清清除率。6名患者出现HBsAg逆转。只有一名患者在HBsAg血清逆转后出现HBV DNA复发,并伴有肝炎复发。一名患者出现肝功能失代偿,另一名患者发展为肝细胞癌。乙肝表面抗体(抗-HBs)和巩固治疗与HBsAg血清逆转无关。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HBsAg血清逆转的预测因素。

研究结论

NA引起的HBsAg丢失在大多数患者停药后是稳定的。抗-HBs血清转换不是停用NA的先决条件。CHB患者在HBsAg血清清除后表现出更好的临床结果。

研究四:NK细胞在干扰素间歇治疗中的作用研究(1272)

第一作者:毕潇月

研究背景

探讨CHB患者在接受IFN间歇治疗过程中,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NK)的细胞表型、频数的变化,并探讨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研究方法

入组CHB患者,根据抗病毒治疗不同情况分为初治组、IFN经治平台组和口服核苷(酸)抗病毒治疗药物组。完善基线相关检查后,对初治组患者使用IFN进行治疗;对IFNα治疗过程中出现乙肝表面抗原下降停滞达到平台期的患者(平台组),停用IFNα治疗,在间歇12-24周后重启IFN治疗;口服药组继续采用原方案进行治疗。对于初治组患者,在 IFN 治疗前、治疗 4 周及治疗 12-24 周时采集病毒学、血清学资料;对 IFN经治平台期患者,于 IFN停药时、IFNα间歇 12-24 周后重启 IFN治疗前和IFN再治疗 12-24 周时收集相关资料;同时在各组随访时间点采集新鲜抗凝外周血,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利用多色流式细胞仪检测NK细胞相关表型和频数。

研究结果

共纳入CHB患者207例,初始治疗组68例,HBsAg下降平台组50例,口服药经治组89例。基线时,与初治组患者比,HBsAg下降平台期患者具有更低的CD56dim亚群和更高的CD56bright亚群频数(P值均<0.001),同时两组亚群活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在IFN治疗过程中,初治组HBsAg水平呈下降趋势,经过IFN治疗4周和治疗12-24周后,CD56dim细胞频数均显著降低(P=0.024;P<0.001),该亚群中活化分子NKG2D在治疗4周时显著下降(P=0.021),活化分子NKG2C在治疗12-24周时显著下降(P<0.001),抑制分子NKG2A在12-24周时显著上升(P<0.001)。CD56bright亚群频数升高,该亚群中抑制分子NKG2A和活化分子NKG2D均显著升高(P值均<0.01)。在IFN经治HBsAg下降平台组的患者,停用IFN12-24周后,CD56bright亚群频数降低,重新启用IFN12-24周后,CD56bright频数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8;P=0.001),同时亚群中的活化分子CD69经过12-24周的间歇后频数上升,经过12-24周的再治疗后频数下降(P=0.018;P=0.006)。CD56dim亚群在IFN间歇12-24周后频数升高,再治疗12-24周后频数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亚群中的活化分子在IFN间歇12-24周后未见明显变化,而经过12-24周的再治疗后,抑制分子NKG2A相比间歇时期显著上升(P=0.001)。

研究结论

在IFN治疗过程中,NK细胞负责杀伤作用的CD56dim亚群减少,且细胞毒性下降,同时负责细胞因子分泌的CD56bright亚群频数增多,活性变化受多重因素调节,平台期的出现可能与此有关,并提示其在免疫调节与炎症控制中的双重作用。

研究五:核苷(酸)类似物单药与联合 Peg-IFNa治疗慢乙肝低病毒血症患者48周的疗效比较:一项前瞻性研究(1315)

第一作者:王诗雨

研究背景

抗病毒治疗后慢乙肝低病毒血症与CHB肝纤维化进展、发生失代偿期肝硬化及HCC 风险,以及长期生存率降低密切相关。我们通过一项48周前瞻性队列研究探讨核苷(酸)类似物与联合 Peg-IFNa作为慢乙肝低病毒血症患者治疗药物的疗效对比

研究方法

入组于2022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北京地坛医院经NAs治疗48周HBV DNA水平仍未转阴的低水平患者(HBV DNA≥20IU/ml-≤2000IU/ml),观察随访接受NAs+PEG-IFN(n=272)和NAs(n=90)的慢乙肝低病毒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48周抗病毒治疗的有效性及疗效对比

研究结果

治疗48周时,NAs+PEG-IFN组和NAs组HBeAg转阴率为44.97%(76/169)和50.00%(30/60)(P=0.746),完全病毒应答率为26.84%(73/272)和15.56%(14/90)(P=0.03),HBsAg消失率为15.44%(42/272)和2.22%(2/90)(P=0.004)。NAs+PEG-IFN组ALT基线水平中位数为27.00(18.15,38.85)U/L,NAs组为28.30(20.00,43.00)U/L 。NAs+PEG-IFN组ALT水平在12周、24周、36周及48周高于NAs组,并且在12周达到最高水平。NAs+PEG-IFN组在12周、24周、36周及48周AST水平始终高于NAs组(P值10 IU/ml,NAs组为3.28(2.52,3.81)log10 IU/ml,基线时,NAs+PEG-IFN组基线中位HBsAg水平高于NAs组(Z =-0.24,P =0.814);其余时间点NAs+PEG-IFN组基线中位HBsAg水平均低于NAs组(P值均>0.05)。HBsAg和HBV DNA水平在第48周与基线相比均显著降低。基线时,NAs+PEG-IFN组中位HBV DNA水平(1.81 log10 IU/m vs. 1.75 log10 IU/m)大于NAs组(P值均>0.05);在治疗24周时NAs+PEG-IFN组中位HBV DNA水平(1.38 log10 IU/m vs. 1.43 log10 IU/m)低于NAs组(P >0.05)。

研究结论

对LLV患者的优化治疗中,与NA优化治疗方案相比较,NAs+PEG-IFN的治疗方案有更高的完全病毒应答率和HBsAg消失发生率。

专家点评:

本研究基于48周前瞻性队列,聚焦慢乙肝低病毒血症(LLV)患者在核苷(酸)类似物治疗基础上是否能够从联合 Peg-IFNα中获益,具有显著的临床与研究价值。LLV 是当前慢乙肝管理的重要难题,与肝纤维化进展及肝癌风险增加密切相关。本研究围绕如何优化 LLV 抗病毒策略开展探索,及时回应了这一领域的临床需求。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用 NAs 相比,NAs+Peg-IFNα 能显著提高患者的完全病毒学应答率和 HBsAg 消失率,提示在LLV人群中加入免疫调节治疗可促进更深层次的病毒抑制,有望扩大慢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获益人群。此外,联合治疗期间 ALT、AST 水平呈上升趋势,可能反映 Peg-IFNα 诱导的免疫激活过程,为理解 LLV 的免疫应答机制提供一定线索。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两组样本量不均衡,且未进一步评估基线特征对疗效的预测价值。未来可针对 HBsAg 基线水平、免疫状态、NA 类型等开展亚组分析,并延长随访以观察肝硬化及HCC终点,为 LLV 患者的精准治疗提供更完善证据。

总体来看,该研究为LLV治疗优化提供了前瞻性数据,支持联合 Peg-IFNα 在特定人群中的应用,并对推进慢乙肝功能性治愈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六:核苷(酸)类药物与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使用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效果: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1317)

第一作者:张亚琴

研究背景

CHB的治疗目标是实现功能性治愈。本研究旨在评估NAs联合Peg-IFN治疗方案对CHB患者在治疗结束时(EOT)及治疗结束后(EOF)实现功能性治愈的疗效。

研究方法

系统检索截至2025年3月15日的PubMed、Embase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共纳入16项关于CHB患者接受联合或单药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

研究结果

与NAs单药治疗相比,NAs联合Peg-IFN治疗组在EOT时显著提高了HBsAg清除率(相对风险比RR: 14.05, 95%置信区间CI 6.13-32.20)和HBsAg血清学转换率(RR: 12.82, 95% CI 5.08-32.33)。在EOF时,联合治疗组同样显著提升了HBsAg清除率(RR: 7.70, 95% CI 4.24-13.98)和HBsAg血清学转换率(RR: 11.93, 95% CI 5.14-27.67)。然而,与Peg-IFN单药治疗相比,联合治疗方案在EOT和EOF时均未显示出对HBsAg清除率、HBsAg血清学转换率以及qHBsAg下降>1 log10 IU/mL比例的提升优势。安全性方面,Peg-IFN单药治疗组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更多ALT急性升高(ALT>5倍正常值上限)的情况。

研究结论

相较于NAs单药治疗,Peg-IFN联合NAs疗法能显著提高功能性治愈率,但联合治疗较Peg-IFN单药治疗并未展现额外优势。Peg-IFN单药治疗组的ALT急性升高发生率高于联合治疗组。

专家点评: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它通过严谨的Meta分析证实,对于追求慢性乙型肝炎功能性治愈这一终极目标,“NAs+Peg-IFN”的联合策略相较于单纯的NAs维持治疗,确实能显著提高HBsAg清除和血清学转换的成功率。这为临床医生制定积极治疗方案提供了高级别的循证医学依据。

然而,研究也揭示了一个关键局限:联合疗法相较于Peg-IFN单药治疗并未展现出显著优势。这一结论促使我们反思,在联合治疗中,Peg-IFN可能是驱动功能性治愈应答的主要因素,而NAs的角色更多是保障治疗期间病毒的深度抑制和安全性(如更低的ALT急性升高风险)。

未来研究方向应更加精细化:一是需要探索优势人群的生物标志物,以识别哪些患者更可能从联合或序贯治疗中真正获益,避免无效治疗;二是优化治疗时机与疗程,例如在NAs治疗达到病毒学抑制后,何时序贯加用Peg-IFN能获得最佳成本效益比。总之,该研究将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治疗策略讨论从“是否联合”推进到了“如何精准联合”的新阶段。

研究七:非肝硬化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消失后HBsAb水平变化与肝脏结局的关联(1350)

第一作者:邓雯

研究背景

慢性HBV感染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健康问题,能够导致肝硬化、HCC和肝脏失代偿。功能性治愈——定义为HBsAg消失(伴或不伴HBsAb阳性)、HBV DNA、HBeAg阴性,为理想的治疗终点。尽管HBsAg清除能减少肝脏相关并发症,部分患者仍会发生不良结局。HBsAb提供长期免疫保护,并可能有助于维持HBsAg清除。然而,HBsAb水平与清除后的肝脏事件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干扰素诱导HBsAg清除后HBsAb水平及其动态变化与肝脏不良事件之间的关系,以期识别长期肝脏结局的预测指标。

研究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08年10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北京地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病二科接受Peg-IFNα治疗并实现HBsAg清除的患者。根据基线时HBsAb水平,患者被分为阴性组(

研究结果

共有390名患者纳入分析,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8.00(32.00-44.00)岁,中位随访时间为53.50(11.00-173.00)个月。在随访过程中,共发生了4例肝脏不良事件,均发生在下降组(4例,3.05%),而稳定组和上升组未观察到肝脏不良事件(P = 0.017)。HBsAb水平变化与肝脏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呈负相关(rs = -0.125,P = 0.014)。

研究结论

HBsAg清除后HBsAb水平下降可能与肝脏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

专家点评:

本研究揭示了HBsAb水平下降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sAg清除后肝脏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提示临床医生在治疗后应关注HBsAb水平的动态变化。对于HBsAb水平下降的患者,可能需要加强随访和早期干预,以降低肝脏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这为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临床依据,特别是在功能性治愈后的长期管理中。

研究八:CHB患者干扰素间歇治疗期间树突状细胞中CX3CR1表达的变化(1356)

第一作者:杨柳

研究背景

在CHB凭借IFN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普遍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治疗过程中出现的HBsAg下降平台期,直接导致部分患者治疗结果不佳。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作为机体免疫系统中的核心抗原提呈细胞,其功能状态直接决定了IFN治疗能否有效激活机体的抗病毒免疫反应。趋化因子受体CX3CR1在DCs的迁移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能引导DCs迁移至炎症组织,并促进其与T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的有效结合。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明确在接受IFN治疗的CHB患者中,HBsAg下降平台期的出现是否与外周DCs表面CX3CR1的表达异常相关,并明确IFN间歇治疗期间DCs表面CX3CR1的表达变化情况。

研究方法

共纳入143例研究对象,分为三大组:CHB未治疗组(CHB组):49例,此前未接受过任何抗病毒治疗;NAs治疗组(NAs组):47例,正在接受NAs治疗;IFN间歇治疗组(P组):47例,接受IFN治疗已进入HBsAg下降平台期。P组患者在IFN治疗中断12-24W后接受再次治疗。分别检测了以下时间点所有研究对象外周血中CX3CR1阳性DCs的比例及CX3CR1的MFI:CHB组与NAs组的基线水平;P组的三个关键时间节点:IFN停药时的基线、停药后12-24W、再次治疗后12-24W。同时,研究对DCs进行了分群分析,包括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pDC)、髓样树突状细胞(myeloid dendritic Cell, mDC)及其亚群(包括mDC1, mDC2以及CD141/CD1c双阴性mDC即DN mDC)。

研究结果

基线检测结果显示,P组患者在多个DC亚群中CX3CR1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CHB组和NAs组。具体包括:pDC中CX3CR1阳性细胞比例、mDC中CX3CR1阳性细胞比例、mDC2亚型及CD141/CD1c双阴性髓样树突状细胞DN mDC中CX3CR1阳性细胞比例及CX3CR1 MFI。这提示CX3CR1的低表达可能是导致患者进入HBsAg下降平台期的重要因素(见表1)。

表1 三组基线DCs亚群CX3CR1表达情况比较

对P组患者的动态追踪进一步验证了CX3CR1的关键作用:在完成12-24W IFN间歇期的35例患者中,DN mDC亚型的CX3CR1阳性细胞比例及CX3CR1 MFI均出现显著升高(见图1);而在完成再次治疗12-24周随访的11例患者中,通过对比“停药基线-间歇期-再次治疗后”三个时间点的数据发现,DN mDC细胞的CX3CR1阳性比例及MFI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特征(见图2)。

图1 P组基线与12-24W间歇期DN mDC表面CX3CR1比较

图2 P组基线、12-24W间歇期及再治疗12-24W DN mDC表面CX3CR1比较

研究结论

CHB患者接受IFN治疗时出现的HBsAg下降平台期,与外周血DCs表面CX3CR1表达不足密切相关,其中CD141/CD1c双阴性髓样树突状细胞(DN mDC)的CX3CR1表达异常可能是关键调控节点。

专家点评:

CHB干扰素治疗中的HBsAg下降平台期是临床诊疗的核心痛点之一,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免疫调控机制解释。本研究的突出创新点在于,首次将焦点锁定于DCs亚群,并揭示其表面CX3CR1表达不足与平台期形成的关联,为这一临床难题提供了全新的免疫视角。另一方面,为后续优化IFN治疗方案提供了潜在的靶点,通过监测DCs亚群CX3CR1的表达水平,可实现对患者治疗反应的精准评估,甚至有望通过调控CX3CR1表达来打破治疗平台期,提升乙肝治疗的临床治愈率。未来还需要继续扩大样本量并进一步深化机制的研究,期待这一成果为优化CHB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重要支撑。

研究九:脂质相关胰岛素抵抗指数在中国成年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诊断价值(1479)

第一作者:曹卫华

研究背景

用于诊断和筛查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的非侵入性评估指标仍然有限。我们的目的是分析脂质相关胰岛素抵抗标志物对代谢异常的NAFLD患者的诊断效果。

研究方法

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包括代谢异常的NAFLD患者(NAFLD-MA组)、代谢异常的非NAFLD患者。基于逻辑回归,分析并比较了五个指标,即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评估(HOMA-IR)、脂质积累产物(LAP)、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内脏肥胖指数(VAI)和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HDL-C)与NAFLD的关系。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用于评估这些指标对NAFLD的诊断能力。

研究结果

共纳入384例NAFLD MA、101例非NAFLD MA和268例NAFLD非MA病例。在NAFLD-MA组中,BMI、肥胖率、代谢综合征率、血糖、甘油三酯、ALT、AST、GGT、HOMA-IR、LAP、VAI、TyG指数和TG/HDL-C均高于非NAFLD MA组;Logistic回归表明,BMI和TyG指数是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AUC是针对TyG BMI 0.819(95%CI 0.773-0.864)计算的,NAFLD检测的最佳临界值是TyG BMI 39.77(敏感性76.30%;特异性73.30%)。对于有或没有代谢异常的NAFLD患者,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甘油三酯和TyG指数是独立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UC是根据TyG指数0.724计算的(95%CI 0.685-0.764)。检测NAFLD的最佳临界值为TyG指数1.580(敏感性69.30%;特异性72.30%)。

研究结论

TyG指数对两种类型的NAFLD均有诊断价值,但TyG BMI对代谢异常的NAFLD患者的诊断价值更高;TyG指数可以单独用作无代谢异常的NAFLD患者的有效筛查指标。

研究十:基于LASSO回归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显著肝纤维化预测模型的开发(2146)

第一作者:邓雯

研究背景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健康问题,随着肝纤维化进展,肝脏相关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尽管肝活检仍然是诊断的金标准,但其侵入性限制了广泛的临床应用。本研究旨在通过LASSO回归法识别关键预测因子,并开发一个非侵入性的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用于临床环境中预测晚期肝纤维化。

研究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纳入了2008年10月到2018年12月间,北京地坛医院通过肝活检诊断为NAFLD的466例患者。根据《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治指南(2006年版)》,患者被分为非显著纤维化组(Non-SigFib,S0–1)和显著纤维化组(SigFib,S2–4)。通过医院信息系统(HIS)和实验室信息系统(LIS)获取患者的基本人口学数据、病史、实验室指标、影像学检查结果及病理学检查结果。采用LASSO回归进行特征选择,并构建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决策曲线分析(DCA)和自助法重采样对模型进行评估和内部验证。

研究结果

在466名NAFLD患者中,354名被归类为非显著纤维化组,112名为显著纤维化组。LASSO回归从40个候选特征中选择了10个用于模型构建。该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19,灵敏度为83.9%,特异性为85.3%。经自助法验证后,修正后的AUC为0.907,且模型校准良好(Hosmer-Lemeshow检验,P = 0.845)。该模型显著优于传统指标,包括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比率指数(APRI)、纤维化-4指数(FIB-4)和瞬时弹性成像(LSM)(DeLong检验,P

研究结论

该非侵入性预测模型结合了性别、糖尿病家族史、年龄、BMI、TBIL、HDL、血PLT、INR、PcIII和LSM,在识别NAFLD患者显著肝纤维化方面表现出优异的辨识度和校准度,显著优于现有的非侵入性评分。该模型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具有促进早期干预和个性化管理的潜力。

专家点评:

本研究基于LASSO回归法开发了一个非侵入性预测模型,用于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显著肝纤维化的风险。该模型整合了多个临床变量,如性别、糖尿病家族史、BMI、血液指标等,具有出色的辨识度和校准度(AUC为0.919)。与传统的APRI、FIB-4及瞬时弹性成像(LSM)等评估工具相比,该模型表现更优,能够提供更为精准的风险预测。对于临床实践而言,这一模型的非侵入性特征使其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尤其在资源有限或无法进行肝活检的情况下,能够有效辅助医生进行早期干预和个性化管理,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因此,该模型有望在NAFLD的早期筛查与治疗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十一:门静脉肝窦血管病合并门脉高压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0134)

第一作者:曹卫华

研究背景

门静脉肝窦血管病(Porto-sinusoidal vascular disease, PSVD)目前诊断率仍低,本研究旨在探讨PSVD的临床特征、影响因素及临床结局。

研究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纳入接受肝活检并确诊为PSVD患者,收集患者人口学、临床病史资料,根据是否伴有PH,患者分为PH组和非PH组。根据PSVD最新诊断标准筛选并评估其临床特征与病理组织学特征,并分析PSVD合并门静脉高压(portal hypertension, PH)患者的影响因素及PSVD患者临床结局。

研究结果

共282例患者确诊为PSVD,其中113例患者伴有PH,169例不伴有PH。最常见的就诊原因是肝功能异常(69.15%)。PSVD患者首次就诊的最常见的原因是肝功能异常(69.15%),腹部不适(12.77%)和乏力(8.51%)也是PSVD患者的常见就诊原因。此外,39名患者(13.83%)因体检发现脾肿大就诊,8名患者(2.84%)因胃肠道出血就诊,22名患者(7.80%)因血小板减少就诊。PSVD患者初次就诊时门静脉高压的临床症状:61例(21.63%)患者存在食管胃静脉静脉曲张,门体侧支循环(49/282,17.38%)是最常见的特异性门静脉高压体征,30例(10.64%)患者在肝活检前已出现肝脏失代偿。大多数患者在肝活检前的病程为1 月至5 年,甚至更长时间。总体PSVD患者主要是中年女性(56.38%),平均年龄为44.82±14.56岁。PH组患者白细胞(WBC)(p=0.020)和血小板(PLT)(p= 0.000)水平较低,白蛋白水平(p= 0.019)和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 PTA) (p= 0.000)较低,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水平(p= 0.000)较高,且肝脏硬度显著增加(p= 0.000)。非PH组患者基线总胆红素(TBIL)(p= 0.006)和直接胆红素(DBIL)水平(p= 0.000)较低,γ-谷氨酰转肽酶(GGT)水平(p= 0.019)更高。肝脏活检组织病理学显示,所有患者中OPV(86.17%)是最常见的特征性病理变化,门静脉异常(93.26%)是最常见的非特异性病理变化,其次,窦周纤维化也比较常见的非特异性性病理变化(59.57%)。在特征性组织学特征中,PH组门静脉闭塞性病变(OPV) (p= 0.048)和不完全间隔性肝纤维化(ISC) (p= 0.040)占比更高。在非特征性组织学特征中,portal tract abnormalities (p= 0.033)在非PH组更常见,但architectural disturbance (p= 0.000)和non-zonal sinusoidal dilation (p= 0.001)在PH组更常见。逻辑回归分析提示PLT (p= 0.001)、LSM (p= 0.000)是PSVD合并PH的独立危险因素。患者中位随访18.5个月后,基线期肝功能代偿患者中5.56%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患者首次出现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非PH组患者在随访期内均未进展为门静脉高压。

研究结论

PSVD可表现为门静脉高压或肝酶异常,不同临床表现患者的病理特征差异显著。PLT、LSM是PSVD合并PH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不伴有PH的PSVD患者疾病进展缓慢,其临床特征以GGT水平升高为主。

研究十二:慢性γ-谷氨酰转移酶升高的门静脉肝窦血管病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4642)

第一作者:曹卫华

研究背景

在临床实践中,大量患者出现不明原因和复发性γ-谷氨酰转移酶(GGT)升高。本研究旨在探讨持续GGT升高的PSVD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

研究方法

这项回顾性研究包括2014年1月至2025年4月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肝活检的不明原因持续GGT升高患者。持续性GGT升高是指过去一年内连续三次测量值超过正常上限(ULN)的两倍。如果患者在活检时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或碱性磷酸酶(ALP)同时升高超过ULN的1.5倍,或者他们已知GGT升高的病因,则将其排除在外。其他排除标准包括过量饮酒、活动性传染病、恶性肿瘤或其他影响肝功能的全身性疾病。收集了人口统计学数据和临床病史。根据PSVD的最新诊断标准,患者被分为两组:GGT升高≥2×ULN的患者被确诊为PSVD(PSVD组),GGT升高≤2×ULN的患者没有PSVD(非PSVD组。分析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以确定持续GGT升高的PSVD的特异性特征。

研究结果

共纳入313名不明原因持续GGT升高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了肝活检。根据活检结果表明PSVD是否是GGT升高的病因,将患者分为PSVD和非PSVD组。在表1中,191名患者(61.02%)被诊断为PSVD,而122名患者(38.98%)没有PSVD。与非PSVD组相比,PSVD组的白细胞(WBC)计数(pp=0.005)和血红蛋白(HGB)水平(p=0.050)显著降低。此外,PSVD组ALT(ppp=0.006)。表1中,PSVD组的凝血酶原活动度(PTA,pp=0.002)和肝硬度测量值(LSM,p=0.001)也较低,而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较高(pp=0.012)和LSMp=0.029)的患者比例更高。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在表3中,白细胞[OR 1.238,95%CI(1.083-1.416),p=0.002],PTA[OR 1.033,95%CI(1.013-1.053),pp=0.028]和LSMp=0.007]成为持续不明原因GGT升高患者PSVD诊断的独立危险因素。

研究结论

诊断为PSVD的不明原因持续GGT升高的患者表现出较低的白细胞、PTA、GGT和LSM。白细胞、PTA、GGT

研究十三:阿伐曲波帕在治疗慢性肝病合并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择期手术的疗效和安全性(2449)

第一作者:曹卫华

研究背景

评估阿伐替博帕治疗慢性肝病(CLD)患者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为需要提高血小板计数的患者提供临床指导。

研究方法

在这项单中心前瞻性研究中,血小板(PLT)计数

研究结果

共招募了108名基线PLT计数P=0.009)、中性粒细胞(NE,P=0.016)、血红蛋白(HGB,P=0.011)和PLT(P=0.001)水平显著升高。如图2所示,基线PLT与年龄(P=0.014)、白细胞(P=0.046)、血红蛋白(P=0.001)和凝血酶原活动度(PTA,P=0.023)呈正相关,与国际标准化比值(INR,P=0.020)呈负相关。逻辑回归确定基线PLT是治疗反应的独立预测因子(P=0.002)。总体队列和应答者的PLT计数在治疗后第5天开始上升,在第10天左右达到峰值,在第40天降至基线。如图3所示,到第5天,无应答者仅表现出轻度PLT升高(剩余

研究结论

Avatrombopag的有效率为83.33%,基线PLT越高,预后越好。PLT计数在第5天增加,在第10天左右达到峰值,并且耐受良好,没有安全问题。

专家简介

谢尧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肝病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病毒学分会委员

中华肝脏疾病杂志、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实用肝脏病杂志编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基金评审专家

研究方向为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临床治疗和预防的研究,对慢性乙型肝炎及临床治愈、慢性丙型肝炎个体化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

承担北京市科委、首都医学发展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十一五”与“十三五”专项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近五年发表相关SCI论文100余篇。

李明慧 教授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二科主任,首医HBV感染、临床治愈与免疫联合实验室主任,肝病教研室主任,共享型研究型病房主任,北京市医管中心肝病登峰人才,北京市卫健委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肝病学科带头人。

中国女医师学会公卫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与肝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肝病基础医学与实验诊断协作组委员,中国毒理学会临床毒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分子诊断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北京肝病学分会常委,中国预防医学会生物安全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肝病分会乙肝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肝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北京药理学会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理事,亚太肝病联盟常务理事。

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北京自然科学基金、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北京市科委基金等多项基金评审专家、多家SCI及核心期刊杂志编委。

研究方向:病毒性肝炎发病机制、预防和治疗。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0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0余篇,专著10部。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十一五、十三五、十四五重大专项子课题、市科委重大专项、首发行业专项、消化协同中心等20余项科研项目。

所带领团队的“慢性乙型肝炎预防,临床治愈及诊疗创新技术的建立及推广应用”以第一完成人荣获2025年度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科技创新奖、荣获2023年第8届五洲女子科技奖(国家级、医务工作者终身荣誉科学奖) ; 所带领团队的“慢性乙型肝炎预防、诊疗创新技术的建立及推广应用” 荣获2021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所带领团队的“慢性乙型肝炎预防、治愈及诊疗一体化 新技术的建立及推广应用”获得首都医科大学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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