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小国:在三大强国鸡蛋上跳舞39年,秘诀不只是抢劫和认怂
发布时间:2025-11-28 08:49:39 浏览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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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城头,高季兴盯着江北方向派来的使者,又瞅了瞅江南方向的水军战旗,再瞄了一眼西边蜀地的商队,最后把目光落在手头那份"请求归顺"的奏章上。这份奏章他已经改了七遍,字里行间透着股子谄媚劲儿。正是这份刻意雕琢的谄媚,让这个仅辖三州十七县的小政权,在五代十国的夹缝里周旋了整整三十九年(924-963年)。若从907年担任节度使算起,则历五主五十六年。
后世史家说起这段历史,总绕不开"高赖子"这个绰号。但南平能成十国里国祚最长的政权之一,靠的绝不仅是“没节操”。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点破了关键:"季兴以叛臣之子,乘乱世而有荆南,从诲继之,犹能保其境土者,盖以天下未定,诸国皆务自守,无暇远略。"——当大国需要缓冲区时,"赖"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高季兴这辈子,开局便是地狱难度。他本名高季昌,按《旧五代史·世袭列传》载"本陕州硖石人",《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则透露更尴尬的细节:因家贫被卖入汴州富商李让(后改名朱友让)家为奴。这种出身在五代不算罕见,朱温麾下大将多有此类履历。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中和三年。朱温任宣武军节度使,李让献财被收为养子。某次宴会,朱温见高季昌"状貌奇伟",动了栽培之心。碍于辈分混乱,最终让朱友让收其为养子。这个"三代养子"身份,让他得以在军界立足,积功升至毅勇指挥使。
天复二年,朱温与李茂贞争夺唐昭宗,高季昌献上诈降计,《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三载:"季昌选壮士马景等十余人,诈为降卒,持短兵夜缒城入,劫杀茂贞守将,纵火焚营。"这把火,既烧出了朱温的帝业,也烧出了高季昌的前程——迁宋州刺史,后复升颍州防御使,并恢复渤海高氏之姓。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正式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但此时的荆南,早已不是唐朝时横跨鄂渝川的八州雄镇,仅存江陵孤城,户口不足万户。高季昌站在残破的城墙上,那股子乱世枭雄的狠劲油然而生:"老子要把这死局走活!"
高季昌求贤若渴,但真正帮他稳住基本盘的,是进士梁震。此人本不屑与朱温为伍,辞官归隐途中被强留江陵。他提出的"白衣宾客"身份——不任实职,只做顾问——既保全了文人气节,又避免了杀身之祸。这种灵活用人的做法,被孙光宪、司空薰等士人效仿,形成南平独特的幕僚文化。
在梁震等人辅佐下,江陵渐复元气:修高氏堤防江水,劝农桑以足军食,通商贾而聚货财。至后梁末年,已能养兵三万。这一时期高季昌尚属本分,毕竟朱温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再跋扈也不至于即刻反目。
但朱温一死,乾坤颠倒。乾化二年,朱友珪弑父,朱友贞又杀兄,朝廷威信扫地。高季昌趁机攻占归、峡二州,于乾化三年(913年)受封渤海王。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梁,高季昌为避其祖父李国昌名讳,改名高季兴,姿态极低地入朝觐见。
这场朝觐实为豪赌。李存勖征求伐蜀还是伐吴的意见时,高季兴想起司空薰"假道灭虢"的警告,力主先取蜀。李存勖大喜,亲拍其背以示嘉许。这段《资治通鉴》有载,但"绣掌印于衣"未见正史,或为民间演绎。
高季兴确实凭此获封南平王(924年),但也险些被扣留,幸得郭崇韬以"道义"劝解才脱险。归来后他对梁震感叹:"不听君言,几葬虎口!"——这句肺腑之言,暴露了他绝非只知抢劫的莽夫,而是懂得在刀刃上取巧的生存大师。
南平的核心国策,是利用其"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截留各国贡品。江陵控扼长江中游,南汉、闽国、楚国乃至后蜀的贡使皆必经此地。
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蜀,高季兴趁洛阳兴教门之变,劫夺李继岌押送的蜀地财货,并杀押运官,手段之狠震惊诸国。
李嗣源质问时,他竟耍赖道:"船翻人亡,财货沉江。"更索要夔、忠、万、归、峡五州。李嗣源怒而削其官爵,发湖南、蜀地两面夹攻。高季兴凭连日大雨、粮道不通死守江陵,同时遣使向吴国称臣,获封秦王。最终后唐退兵,他则再次上表请罪,姿态卑微到连后汉大臣都不忍深究(注:此情节见于《宋史·荆南世家》)。
这种"截留——被讨伐——认怂——再截留"的循环,成为南平生存常态。楚国使节被劫,发兵来攻,他立刻归还财物,赔尽笑脸;楚军一退,他又奇袭岳州,俘虏刺史李廷规向吴国邀功。诸国使者路过江陵,无不提心吊胆。马楚君主马殷曾怒斥其"无赖",却也不得不承认:留着这个缓冲区,比灭掉它更有利。
乾祐元年(948年)高季兴去世,长子高从诲继位。
这位"文献王"比他父亲更精,将截胡事业发扬光大,史称"从诲辄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使者谴责或发兵讨伐,即复还之,了无惭色"。乾祐三年讨要郢州被拒,他当场翻脸攻城,战败后又遣使请罪,态度之谦卑连后汉隐帝都哭笑不得。应了电视剧里狄仁杰那句经典——“前倨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
高从诲在位二十年,南平的外交弹性已达化境。他同时向中原王朝、南唐、后蜀称臣,各家赏赐来者不拒,贡使路过则照抢不误。诸国皆鄙其为人,却也默契地不取江陵——因为谁都明白,这个"老赖"政权,正是各方势力博弈的平衡点。
乾祐元年(948年)十月高从诲病逝,子高保融、弟高保勖相继继位。高保融"迂缓",高保勖"骄奢淫逸,大兴土木",但这两人至少在一点上清醒:南平的存续,全赖中原无力南顾。建隆三年(962年)高保勖去世,遗命传位侄子高继冲,因"其子年幼,恐不能事大国"。
建隆四年(963年),赵匡胤等来了机会。湖南周行逢去世,部将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廷求援。赵匡胤派卢怀忠探查荆南,回报:"甲兵虽整,不过三万;民困于暴敛,取之易耳。"
赵匡胤
正月,宋军以平叛为名南下,要求高继冲派兵助战。主降派孙光宪、梁延嗣将三千精兵拱手送出。二月初九,李处耘率轻骑直抵江陵城下。高继冲在城北十五里迎接时,江陵已插满宋军旗帜——这场"假途灭虢",连戏都懒得演全套。
二月初十,高继冲纳土请降。南平国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尽入宋土。十国中最弱小的政权,在"鸡蛋上跳舞"三十九年后,终被轻轻一碰,碎了。
南平的灭亡,看似窝囊,实则必然。但"高赖子"的形象背后,是高季兴父子在江陵修堤筑城、劝课农桑的务实治理,是他们对地缘价值的精准拿捏——存留南平,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护身符"。
直到赵匡胤出场。这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君主,要的是郡县而非藩属。高保勖临终前的清醒,高继冲的无奈投降,都印证了欧阳修的判断:"天下已定,诸国皆亡,荆南岂能独存?"
江陵的亭台楼阁犹在,长江水依旧东流。那个在三大强国间左右逢源的小朝廷,最终成了史书里一个略带滑稽的注脚。可有时想想,所谓"老赖"的没节操,何尝不是夹缝政权最现实的生存之道?他们不要面子地活了三十九年,最终没逃过被统一的命运。这或许正是历史的残酷:小国的挣扎,在大国的棋局中,注定只是权宜之计下的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