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狗消失无踪，野生动物走上舞台，新加坡这座城市在挑选自然

发布时间：2025-12-05 18:10:01 浏览量：35

很多第一次来到新加坡这座城市的人都会感到一丝异样，这里看不见猫。不是你不够仔细，而是整个城市几乎没有流浪猫的身影。

流浪狗也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在城市绿地中横行的巨蜥、水渠里大摇大摆的水獭，偶尔还能看到飞过大学校园和居民区树梢的犀鸟。

这些动物成了这座高度秩序化城市的一部分，也成为它讲述自身故事的素材。

而猫狗的消失，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

1989年，新加坡国会通过所谓“禁猫令”：公共住房（也就是占全体住宅约八成的祖屋）禁止饲养宠物猫，违者最高罚款4000新币，相当于现在约2万人民币。

那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在这座讲究秩序和可控性的城市里，“不可控”的猫狗并不受欢迎。

这套思路延续了三十多年，一直到2024年5月，新加坡动物与兽医服务局才公布新规，从2024年9月1日起，祖屋住户每户最多可以养两只猫、一只狗。

看似“松绑”，其实管理更细，金毛这类大狗是禁养品种，所有宠物必须植入芯片，初次养宠的人要上网课，学习如何做“合格铲屎官”。

这些制度的真正目标，并不是管理那只安安静静待在自家沙发上的猫，而是防止它成为城市的“流浪”风险源。

一旦猫狗登记在册芯片在身，如果有人不想养了，把它默默丢在楼下草丛里，在这座城市就是可以被追责的行为。源头控制、高额罚款、强制登记，这就是新加坡用来消灭“城市噪音”的方法。

于是，街于是，街头猫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祖屋楼下成群结队的鸡，半家养、半野化的鸡。草地上的告示牌严肃提醒：“抓、吃这些鸡将面临罚款”。

经济上行的新加坡，用法律和罚金把“穷人式的混乱”清理掉，却容忍、甚至包装那些更“有故事”的野生动物，让它们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

同样的逻辑也在其他统计数字中重复，2024年，新加坡生育率跌到0.97，创历史新低，2023年全年只出生30500名婴儿。

新加坡的温度全年舒适，治安稳定，福利并不算差，可是人们就是不想生。对比之下，那些不需要投票、不会抱怨、不会上网骂政府的动物，却在这座城市“活得很好”。

当一个国家可以精确地管理谁能养猫、谁能住哪里、谁有资格扩大家庭的时候，“没有流浪猫”的街道，看起来干净体面，却也显得冷冰冰。

那么问题来了，被赶出舞台的猫狗腾出的城市缝隙，到底被谁填上了？

但猫狗的空缺，并没有让这座城市变得荒芜，反而被另一类野生动物填补了，那些看起来“更野”、更神秘、更有话题度的动物。

最典型的是水獭，上世纪，新加坡的水獭一度因为环境恶化而绝迹，但随着沿岸水质的改善，它们逐渐重返城市。

2014—2015年起，媒体开始密集报道“水獭家族争斗”，2019 年滨海湾水獭与碧山水獭的冲突被写成“黑帮战争”，之后各种纪录片、文创周边、IP形象接连出现。

水獭群体全岛也就100 多只，数量并不多，但它们活动范围大、活泼、不怕人，于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到处都是”的错觉。水獭成了城市明星被拍、被写、被讲故事。

但问题是它们是野生动物，不是可爱吉祥物。许多被浪漫化的镜头背后，其实是水獭为了争地盘打得皮开肉绽，有人类误触巢穴被它们追咬，水獭吃掉居民花钱养的观赏鱼，可这些被官方包装成一种“自然冲突的美学”。

类似的例子还有巨蜥，在植物园或某些水渠边，你可能会看到一米多长的蜥蜴在草地上晒太阳，然后“扑通”一声跳进池塘，神态从容，丝毫不怕人。

这是猿鳄巨蜥，在中国是一级保护动物，却在新加坡随处可见。这种动物适应力极强，几乎什么都吃，在东南亚不少国家早已种群庞大。

在新加坡它甚至成为常态化背景的一部分，水獭会围着它们玩闹，它们用尾巴驱赶这些“调皮蛋”，游客见了也只是拍照留念，不觉得稀奇。

相较于猫狗的不可控，巨蜥这种足够野、足够强壮却不会引发“动物保护”争议的物种，反而成为更理想的城市居民。

它们无需救助、无需庇护所，不会让人以为它们“需要帮助”，它们的存在让城市看起来接近自然，却不会破坏秩序。

犀鸟也是类似的例子，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就能看到冠斑犀鸟，它们体型巨大，羽色醒目，嘴上带着夸张的盔突，有时甚至在地铁站旁的行道树上筑巢。只要不攻击人，当地人基本默许它们的存在。

皇冠八哥在印尼、马来西亚是有价无市的“会唱歌的货物”，可在新加坡，它们是重点保护动物，有人甚至说，全世界一半的个体可能就栖息在这座城市里。

鼯猴长相怪异，面部似猴，身体却像一块旧抹布，还能在树间滑翔。在婆罗洲雨林，这种动物难得一见，但在新加坡的自然区域，几分钟就能看到好几只。

这些例子在讲述一个故事，新加坡这座城市并没有完全切断与自然的联系。它选择了某些动物留下来，不仅留下还让它们参与城市叙事，甚至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

只不过，这种共存并不纯粹。被留下的动物符合城市管理者的标准：独特、引人关注、但不会制造麻烦。它们在社交媒体上有传播价值，在政策层面容易被规训，这不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而是一种生态展示。

如果只在新加坡市区逛商场，就会以为这是一座毫无自然可言的金融城。
但只要打车到北端的双溪布洛湿地（Sungei Buloh），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

这片地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养虾池，后来因为一位汇丰银行董事、自然爱好者理查德·黑尔坚持游说，再加上新加坡自然协会的推动，政府在90年代初把这里划为湿地保护区。

今天，这片湿地成了城市里少数仍保持高物种多样性的空间，这里有全球最大型爬行动物斑鳄，仅全岛约二十余条，其中一些就盘踞在这片水域。

这里有眼镜王蛇、红树林竹叶青、绿瘦蛇等蛇类，可以看到几十种鸟类，每逢候鸟迁徙季，这里更像是一个天然的“中转站”。听上去是非常成功的保护案例，养虾池退场湿地回归，动物也回来了。
但如果再往前追溯一层，为什么这片湿地当年会变成养虾池？为什么必须等到80年代才有人出来“求情”？就会发现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新加坡本岛的原始雨林在19世纪中叶就被砍得所剩无几，今天的许多“自然保护区”，其实是人为复绿、重新设计后的产物。

这意味着，这不是“被打扰的自然”，而是“被重新安排的自然”，哪些动物可以留下、哪些树种被种回去，是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