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忠臣，自封清官，自认爱国，他实际是清末舞台上最丑陋的一角

发布时间：2025-12-07 22:55:39  浏览量：27

副标题：清朝历史杂谈110-清末义和团时期，哪位官员杀洋人最多？没错，就是这位堪比跳梁小丑的毓贤

每当阅读清朝历史，尤其是清朝最后那十几年的历史之时，对于过往认知的割裂感极强。自从义和团之后，清朝最后的那十一年，堪称玄幻。清末的荒唐岁月中，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跳梁小丑一样的人物，比如今日文章的主角-毓贤。

没错，从名字您能看出点端倪，您见过谁姓“毓”的吗？鄙人没见过，所以，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位称名不称姓的清朝旗人。纵观晚清的最后岁月，如同一出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完全是在胡闹。在这舞台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角色。而本文所要详述的毓贤，算是那位格外卖力的演员，他头戴“清官”的高帽，身披“忠臣”的华服，挥舞着“爱国”的旗帜，却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演尽了一个王朝末日跳梁小丑的全部荒唐与罪恶。

这些刀，让您想起了什么？

毓贤其人，历任曹州知府、山东巡抚、山西巡抚。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刘鹗先生在《老残游记》中的痛彻感悟：“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当一个官僚的“清廉”与极端的酷虐、狭隘的排外、膨胀的野心相结合时，其造成的灾难，远比贪腐更为深重和惨烈。

但是比较讽刺的是，这“清官”的帽子，也是他自诩的，在那样荒唐的岁月里，如果他真的能算是一个清官，从其举措推测认知，他顶多也是因为自己的贪赃行径没有暴露出来，仅此而已。如果您已经读到了此处，咱们不妨用短暂的十几分钟，简单讲述毓贤的故事。

公元1842年，毓贤出生在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叶赫地方颜扎氏家族，说实话，鄙人也搞不懂什么是叶赫地方颜扎氏。总之，很显然，这家人属于满清的既得利益者，甚至是可以深度获得利益的群体。稍微自带讽刺的一点，他出生那年恰好是《南京条约》签约的那年，也正好是满清书写屈辱的开端。说实话，如今快两百年了，用别样的眼光去看待满清的滑稽，也许是对待历史该有的认知，总比包衣后代强行洗白满清说嘉定、扬州之屠是民族融合的说辞要更加正向。

很好，回到话题中，继续说毓贤，上一段已经定性，看待他和他背后满清主子们的故事，您大可按照看喜剧的心态，他们有多丢人，咱们看的就有多高兴。

毓贤的官场发迹史，是一条用无辜百姓的鲜血铺就的“红地毯”。1889年，已经47周岁且仕途蹉跎的他终于署理曹州知府。急于立功晋升的毓贤，选择了一条“捷径”，即是以恐怖统治创造“政绩”。他很快获得了“屠户”的外号。

他的“治盗”手段，堪称一部酷刑百科全书。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然而，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发明是“站木笼”。他在衙门前设木笼十二架，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悬其中，脚下垫砖，使人处于一种“似踏非踏”的状态。囚犯稍一动弹，便会被铁钉刺得血肉模糊；而当其试图踏砖喘息时，行刑者便抽去砖块，令其最终在无尽的痛苦中被活活吊死。惨死笼中者“几乎天天都有”。

在毓贤的逻辑里，人命不是需要审慎对待的司法对象，而是他官服上用以邀功的冰冷数字。他曾在三个月内屠杀超过两千人，其辖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名”，实则是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恐怖景象。敲击这段文字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后来有两个人也做过类似的事，以数字记录冰冷的屠戮记录。就事议事，还请不要过分解读。

一些某某团留下的古迹，也不知道那几年怎么样了

可悲的是，这套血腥手段，却成了毓贤仕途的火箭推进器。上司欣赏其“果于杀戮”，认为他“善治盗，不惮斩戮”。于是，毓贤一路高升，从曹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东按察使，直至1899年擢升为封疆大吏——山东巡抚。他的顶戴花翎，每一丝红缨都浸透了曹州百姓的冤魂之血。一个为了个人仕途不择手段、将暴力奉为圭臬的极端功利主义者在特殊的关头，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前台，开始了令人窒息的表演。

如果说在曹州的暴行展现了毓贤对内的残忍，那么他在山东巡抚任上的作为，则将其投机与祸国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您可以详细看看眼前这个记录年份的数字-公元1899年，彼时山东民教冲突尖锐，义和拳也正是在毓贤治下的山东兴起。

曾残酷镇压过大刀会的毓贤，敏锐地嗅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朝廷内部对义和拳是“剿”是“抚”争论不休，而以端王载漪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正需要一股“民心”力量来对抗外洋，巩固权位。

毓贤迅速完成了从“剿匪屠夫”到“拳民慈父”的惊天变脸，毓贤显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荒唐行径是错误的。他提出“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义和拳招安，并更名为“义和团”，使其合法化。他公然宣称义和团“民心可用”，甚至自诩为义和团“魁首”之一。他授意拳民“乘隙攻击教堂、打击教士”，并允许其旗帜上大书“毓”字。当外国传教士请求保护时，他“下令置之不理”。这一系列操作，看似是支持民众反侵略，实则是极其危险的政治投机。哪里危险呢？您看看毓贤最终的结局便能猜测出端倪。他将一股充满朴素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又迷信、盲动、组织松散的社会力量，精心包装成服务于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他其实并非真正相信这些“神功”，而是看中了他们“灭洋”的狂热，可资利用以博取顽固派赏识，并宣泄自己极端的排外情绪。

然而，这种毫无底线、不计后果的煽动，很快引火烧身。列强强烈抗议，清廷在压力下将其撤职。但毓贤并未收敛，他进京后奔走于载漪、刚毅等权贵门下，极力鼓吹义和团“忠勇可嘉”，甚至获准面见慈禧，极力推荐。这番操作居然还奏效了，可见清末的岁月有多么的可笑又可悲。公元1900年，毓贤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从一个因纵容拳乱被罢免的官员，到被派往另一个重要省份继续主持同一套危险游戏，清廷中枢决策的荒唐与颟顸，与毓贤个人的钻营与煽惑，在此形成了可悲的共谋。

在山西巡抚任上，毓贤的表演达到了疯狂的高潮，也将他虚伪与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一到任，便痛斥那些理性看待拳民的官员，将义和团奉为“义民”，大开巡抚衙门，发放钱粮、“毓”字钢刀，热情接待各地涌来的拳民。在巡抚衙门前，他曾亲自监斩外国传教士，甚至包括儿童，其行为令人发指。

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山西成为了庚子国难中血流成河的重灾区。据后世统计，全省共有191名外国传教士及超过一万名中国教民及其家属被杀害。焚毁教堂与医院225所，房屋两万余间。这场以“爱国”为名的屠杀，充满了野蛮与非理性。更显其虚伪与阴险的是，他曾将数十名求救的教士骗入巡抚衙门承诺保护，却在夜半派兵涌入，将他们全部杀害。一面以“清官”“正人君子”自居，一面行此背信弃义、残忍狡诈之举，毓贤人格的撕裂与阴暗至此已无以复加。当然，无论读到此处的您有多么愤怒，本质上毓贤与其背后的支持者们是意识不到这卑鄙的行径是多么可耻的，对于那样认知的人，其存在的价值就是演绎什么是跳梁小丑，仅此而已。

肥头大耳的形象极具辨识度

然而更加可笑的是，这个在百姓和拳民面前耀武扬威、在顽固派面前慷慨激昂的“硬汉”，骨子里却是个懦夫。后来，当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战事急转直下时，他虽上书表示要率团“勤王”，实则“畏惧洋人，借故推脱”。直到北京沦陷，他才慌忙随慈禧西逃。他的“主战”与“排外”，从来不是基于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理性担当，而是一种攫取政治资本的成本极低的表演，一旦需要付出真实的个人代价，便立刻原形毕露。说到此处，我有想起一个古老似乎又新鲜的故事，那些一天到晚“喊打喊杀”的人，您问问他，要他自己上战场的时候，看他是如何表态吧。

毓贤的结局是什么呢？他最终成了清朝末日来临的献祭品，无疑，这充满了讽刺。八国联军后来将毓贤列为“罪魁祸首”。为求议和，清廷不得不将其作为替罪羊抛出，先革职，然后发配新疆。1901年2月，追加处罚的诏书在甘肃兰州追上他，奉命将其就地正法。颇具黑色幽默的是，这个一生酷爱用“站木笼”折磨他人的“屠户”，最终自己也成了王朝谢幕的祭品。

临刑前，他留下了自挽联，仍不忘自我标榜：“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老成谋国，切须早慰两宫心。” 至死，他都沉浸在自己是“忠君爱国”而蒙冤的悲情叙事里，对自己亲手点燃并煽旺的、烧毁了无数中外生灵和国家利益的燎原大火，毫无真正的忏悔。更吊诡的是，因其“清廉”的名声，死后竟有山西百姓为之建祠供奉，直至清政府勒令拆除。这恰恰印证了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的忧虑：一个“清官”的招牌，足以遮蔽多少愚昧的眼睛，让世人忽略其“小则杀人，大则误国”的滔天罪恶。

从另一个角度看，毓贤实则是晚清这台腐朽政治机器生产出来的一个标准“废品”，却又是一个毒性极强的“危险品”。他集酷吏之残暴、投机者之无耻、极端排外者之愚昧、懦夫之虚伪于一身。他的“清廉”，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成了他刚愎自用、肆意妄为的护身符和心理凭仗。他的存在与得势，深刻揭示了清朝统治阶层在末日来临前的集体性癫狂：他们不愿、也不能进行真正深刻的自省与改革，只能抓住“排外”这根虚无的稻草来维系自尊，并利用毓贤这样的官僚去煽动民粹，以图转移矛盾，其结果却是将国家和民族拖入了更深重的灾难。

李鸿章临终前痛骂“毓贤误国”，骂的岂止是毓贤一人？骂的正是孕育了无数个“毓贤”的那个无可救药的体制与时代。那个时代的存在，就是华夏大地几千年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耻辱，至今让人无法释怀的悲哀。

历史终究尘埃落定，毓贤作为“王朝末日的跳梁小丑”，已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他曾自我标榜过的充满美好寓意的词汇，最终以拙劣的表演，成为清末荒唐舞台上的一抹独特，仿佛让人酩酊大醉后的呕吐物，污秽不堪，难以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