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闪耀联合国——中国共产党在多边外交舞台上的首秀（节选）
发布时间：2025-12-11 02:14:09 浏览量：51
10月24日，是联合国的80岁生日。抚今追昔，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国中的“四强”之一，英国路透社在介绍《联合国宪章》签署时曾写道：“二战中参战时间最长的中国获得了第一个签字的殊荣。”在当年联合国发行的纪念卡中，还有一张董必武用毛笔签署宪章的照片。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亮相，也是我党在联合国一个个高光时刻的开端。”我会会长董绍壬说，希望更多的人记住这一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时刻，了解其多么来之不易。
“公等凌空去，中华气概雄”
一些学者认为董必武能够参加中国代表团，是顾维钧的举荐和罗斯福的恩赏。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人民的呼声和中共在抗日中的地位。
历经接近14年的艰苦抗战，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有19个，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1945年初，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抗击着58%的日军和95%的伪军。力量对比的逆转，让中共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在备忘录中直言“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报告也盛赞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效率的抗日武装”。
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前，美联社认为在282名与会代表中，“最具影响力”的只有16人，其中就包括董必武。这也说明，中共逐渐在海外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另外，董必武本人的“低调”，也让蒋介石低估了他在外交上的能量。
抗战期间，董必武常驻重庆，参与领导了整个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工作。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他更是独当一面。
他的杰作之一，就是促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抗战后期，董必武加强同外国记者的接触，主动向他们提供1943年的作战记录、边区民主建设的成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邀请他们前去考察。
1944年，驻华外国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访问陕北和延安。董必武闻讯，立即报告延安，为迎接外国记者团做好了准备。经过月余参访，外国记者撰写了大量有关根据地的报道，如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打破了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封锁。
“别看他当年60岁了，但他从年轻时就学英文，在黄州府中学当老师时还教过英语，又有在日本、苏联留学的经验，能直接看俄文原文，晚年80多岁还拿着自制的卡片背俄语和英语单词，而且背的是很难的专有名词。”在董绍壬眼里，爷爷很有语言天赋，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
董必武将赴美参会的消息传出，延安沸腾了。4月6日，延安机场人声鼎沸，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罗瑞卿等数百人，喜气洋洋地到机场欢送董必武。
欢送董必武离开延安赴美。
陈毅还触景生情，写了一首诗《送董老出席旧金山会议即日出洋》：“公等凌空去，中华气概雄。九州方擒虎，东亚正飞龙……”
谁知起飞后不久，飞机就在秦岭上空遇到了恶劣天气，不得不折返西安。董必武怕停留时间过长，影响行程，便与飞行人员商定，“能飞就飞，继续前进”。
再次起飞后，颠簸不停，不少人呕吐不止，董必武却十分镇静。飞机进入四川盆地，又发现重庆上空天气状况十分恶劣，只得连夜转到成都新津机场降落，第二天才到达重庆。
次日，民主同盟四十余人在重庆举行茶话会，欢送董必武。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沈钧儒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言说：“我们欢送董必武先生，是欢送中国人民的代表。”
国民党当局仍不停地找麻烦。中共原本决定派伍修权与董必武同行，国民党却以伍修权患病为口实，未允许他出国。最终，董必武率陈家康、章汉夫登上一架没有座位的小型军用飞机赴美。同机前往的还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大公报》总经理胡霖。
国民党拦住了伍修权，却不知章汉夫也是外交干才，另一位秘书则是因才华横溢而被费正清欣赏的陈家康。
多年之后，顾维钧还感叹：中共成功的一个原因是，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新中国一建立就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当了22年，直至去世）。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宋子文和其他代表一起乘坐专机赴美，而我爷爷他们坐的是没有舒适座位的美国小型军用机，行程也非常曲折。”董绍壬说，这架军机先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尔各答，然后转赴中东，跨越非洲，横飞大西洋，到拉丁美洲的巴西，最后才飞到美国纽约机场，前后共飞行了将近10天，一行劳顿的情形，可想而知。
接着，他们又随中国代表团马不停蹄地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的旧金山，此时，大会已经开幕在即。
“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富丽堂皇的旧金山大歌剧院开幕。会议期间，陆续参加的共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和1726名各代表团顾问、专家、秘书，还有2636名采访记者，气氛十分热烈。
中国代表团成员，左起董必武、吴贻芳、魏道明
开幕当天，中国代表团有6位成员发表讲话，董必武尤为引人注目。他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是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由宋子文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吸引60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堪称一场“舆论战”。被国民党当局宣传为“危险人物”的董必武，自然成了记者关注的焦点。
一位美国记者好奇而又友好地请董必武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他是否真有点“危险”。董必武通晓英语，没等翻译人员翻译，便落落大方地站起来，用英文向大家致意。
他还风趣地来了个开场白：“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有人挖井，有人传说井下有人挖井，又有人传说挖井挖出人，大家看我是哪种人？”
记者看到“危险人物”原来是一位温文尔雅、嘴巴上蓄有两缕胡须的长者，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位记者问他：“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的团结与和谐？”董必武答：“是的，但非直接的。”他的话语简洁而有分寸，可谓举重若轻。
从5月3日起，各代表团成员分成4个专门委员会审议《联合国宪章》草案。董必武被安排在第三专门委员会，审议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条文。因为涉及战后殖民地的托管问题，这个专门委员会的争论最为激烈。
中国代表团主张，不仅应对托管领土加上“独立”的目标，同时对非自治领土也应加上有关独立的内容。虽然中方主张遭到了英、美、法等国的激烈反对，但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这一建议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在草拟这一方案时，为了让中国代表接受折中方案，美国专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动之以情，诱之以利。
对此，中国代表坦然相告，我们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利益，只是衷心希望民族独立成为联合国的基本目标。
“托管绝非变相殖民，最终目的必须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与自由。”最终，这一主张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第76条。诚如董必武所言，“争论中心为委托，商量大事不糊涂。”
“这种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立场，为大会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董绍壬说，后来中国重返联合国，是亚非拉兄弟抬着我们进去的，其实这种互信，在1945年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大多数时候由首席代表顾维钧带队，他对董必武颇有好感，回忆录中特别写道：“董是一个上了年纪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似乎比李璜更善辞令。”
据他回忆，董必武“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无不就商于我”，从来没有主动提过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分歧。每当中国代表团内部开会提及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总是缄默不语，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的利益而来的印象”。
作为唯一一位两次参加全球性和平会议（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和二战后的旧金山会议）、并且每次都作为代表团主要成员的外交官，顾维钧深知董老“维护大局”有多难得。
董必武能搁置两党矛盾，其实极为不易。开会前，国共两党在国内的对立日益尖锐。开会时，蒋介石密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严防中共借会议煽风点火”，“密切监控动向”。
除了被秘密监视外，国民党还策动美国报纸抹黑中共。对此，董必武早有预案，刚到美国就用“快函”宣布，“国外的一切说话，都将交给新华日报正式发表，以免道远讹传。”
董绍壬说董必武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他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维护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谋求的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四强”中第一个签字
6月26日，《联合国宪章》举行签字仪式。按照英文顺序，中国代表团是“四强”中第一个签字的国家。
旧金山退伍军人大厦布置了签字台。直径11英尺的灰蓝色圆桌和一把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椅子放在签字台中央，桌上摆放着用皮面装订的《联合国宪章》和过渡时期文件，还有专门为中国代表设置的毛笔和砚台。
备受欺凌的中国，终于以强国姿态走进了联合国，那些参与瓜分中国的德国、日本已成为可耻的战败国，而另一些参与者，如英、美等国，则不得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中国，平起平坐，共商大事，这是何等的扬眉吐气。
中国坚持抗战14年，终于使自己在联合国中有了一席之地。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
遗憾的是，一手缔造联合国、并坚决地把中国拉入“四强”的罗斯福总统，却没有看到《联合国宪章》签署，由于他的突然去世，美国总统已经换成了杜鲁门。
仪式当天，董必武穿着在唐人街买的新西装，握笔蘸墨，他的手因激动微微颤抖，字迹却愈发刚劲。这一幕被联合国摄影师定格，成为宪章签署仪式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
签字仪式历时8小时，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签字（波兰虽然未参会，但作为创始国预留了席位），战后新秩序由此奠基。
“当晚，我爷爷在旧金山电台向国内发表演说，介绍大会盛况，并畅谈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这次演讲，名义上是面向国内同胞，实际上是利用美国的电台，又一次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经中苏法英美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批准，发生效力。从此，10月24日成了联合国的生日。
联合国没有忘记董必武的贡献。1975年董必武逝世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作为《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者之一被人们怀念”。
1986年，我国发行两枚董必武诞辰百年纪念邮票，第二张即选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照片。
用毛笔签下的“董必武”三字，是中国共产党亮相多边国际舞台上的明证。“这一刻的到来殊为不易，现在知道的人却不多。”我会特地以红色短剧的方式呈现了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