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鸿 | 一座既神奇又神秘的城市——读张建铭《文物里的张掖》
发布时间：2025-12-18 11:36:00 浏览量：34
一座既神奇又神秘的城市
——读张建铭《文物里的张掖》
以文物为切口，以文物为起点，张建铭通过《文物里的张掖》写出的是厚重、深邃、璀璨的张掖。文物是什么样子的？规格、花纹、颜色、质地、装饰、年份等要素在张建铭笔下均有详实的介绍。商代铜爵、战国鹰头铜饰、汉代绿釉浮雕龙虎纹器物盖、魏晋时期牛耕画像砖、唐吐蕃墓单耳带盖镶珠金壶、宋代龙泉窑观音像、北凉时期破城锤、元代的僧帽鸭嘴流铜壶、明代阿弥陀佛带座铜像、清代魁星点斗铜造像莫不如此。
张建铭《文物里的张掖》封面
关于明代铜造像，张建铭如此详细描述其共同特征。“佛陀和观音面部宽平，方中见圆，丰满端正，眉眼细长，五官秀美，表情略带笑意，慈善祥和，静穆柔美；躯体结构协调，比例匀称，宽肩细腰，四肢健壮，袒右肩或上身，肌肤丰润饱满而不肥腴，手势柔美优雅而不做作，褶绉流走自然、起伏逼真、曲折生动、富有质感，边缘纹饰刻画细致入微，裙摆覆膝铺座，膝部呈椭圆形群褶，裙边曲卷形如水波，给人以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飘逸感和律动感，造像皆配莲花座，多为双层束腰仰覆莲瓣组合，一周满饰莲瓣，上下对称分布，叶瓣饱满肥厚，莲头上翻，瓣尖饰卷云纹，台座上下边缘皆饰联珠纹，上小下大，平衡稳重，造型十分规整，装饰非常考究。”
《文物里的张掖》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首要之处在于对文物本身具体、详实、全面的刻画与书写。张建铭笔下的任何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或者说整部书关于文物的梳理、理解、定义，莫不以此为源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张建铭倚靠的是可采之据与可信之史。可采与可信，皆因文物而来。有那么多文物在历史长河里先后出现，且几乎完好保存至今，张掖是悠久的、博大的、深邃的；身在张掖，有如此多包括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宝贝可供回味、摩挲、遥想，张建铭是幸福的。
在张建铭笔下，张掖是神奇的张掖，是神秘的张掖。神奇是已知，神秘是未知。神奇也好，神秘也罢，无不透露出张建铭对张掖这片土地的深沉爱恋。神奇与证据有关，神秘与想象关联。证据让人产生无边想象，神奇助力神秘越发神秘。
四坝文化时期石推磨
出土于甘州区龙渠乡石崖洞穴内的战国时期铜麋鹿，或许可以表明，“远古时期祁连山区和黑河流域一带，曾是气候温润、水量丰沛的水草丰茂之地”，唯有这样的环境才适合麋鹿生存。很显然，这样的张掖，与如今的张掖，对比起来何止是强烈反差？出土于骆驼 城遗址的彩绘壁画砖，多达数百块。画上有伏羲、女娲、炎帝、西王母等神话传说，更有大量农耕、家居、畜牧、宴饮等现实生活场景，可谓亦实亦虚、亦真亦假。宰牛、宰羊、切肉、厨房加工、采桑、晾衣、耕种，古人具体如何操作，均有完整、详实的描绘。先民们如何生活，据此不难做出可信度极高的想象。
再比如由一面面铜镜而生发的想象，在张建铭笔下是这样的——“照见汉时边关城头的明月，照见万里长征、以关城为家的戍边士卒的辛苦日常，照见羌笛声声、胡笳悲切和长相思勿忘言的誓言，照见空老边关、将军白发征夫泪的真实世界。”因重要的地理位置，因独特的文化底蕴，张掖这座城市注定与边塞的戍守与边疆的征战无法分割。从胡腾舞铜人像谈起，到推究胡腾舞与胡旋舞的由来，直至文末的浮想联翩，文章可读性极强。“也正因为如此，面对这件形神毕肖的胡腾舞铜人像，我们仿佛穿越千年，看见丝绸之路驼马商旅不断，河西走廊‘凉州胡儿’穿梭，长安街头胡姬酒肆喧闹，大明宫上阳宫胡舞胡乐翩跹盘绕，几多繁华，一派升平……”那是大唐盛世，也是盛世大唐，其开放度与包容度，不仅此前没有朝代可比，后面也没有王朝可望其项背。
这些源于想象的文字，为这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普及著作，增添着别样的神采。那是令人神往的张掖，那是无法完全求证却依稀在目前的张掖。
匈奴动物图饰
既有文物，又有人，与流传至今的文物密切相关的人。历史以文物为证据，文物或历史均有人创造。少了人的勾勒与书写，历史的讲述势必缺少活力与空间。文物是固化的，人是活动的。透过一件件文物，张建铭把与张掖有关的历史人物，一个个请出来“现身说法”，可谓既深刻又生动的选择。一座城市之所以拥有璀璨的文明，一座城市之所以拥有深厚的底蕴，与先民的作为关系极大。
1974年出土于张掖西北古居延甲渠侯官遗址的两枚汉简，与河西大将军窦融有关。正面两行书写、反面一行书写中的文字，提及的人物、头衔、僚属、官职等，包含关于河西地区的许多信息。作为东汉名臣的窦融，曾被刘秀授予凉州牧，执掌河西时，实行宽和亲民之政，招揽各方豪杰，推行军农结合的“农都尉”“田吏”制度，注重发展农牧业，严禁伐木保护环境，为地区安定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为名重一时的政治家。这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光，身在其中的百姓，想必是比战时多出几分甘甜的。
汉代木立马
由人及人心，是历史书写的纵深挖掘。论及端庄无比、优雅至极的释迦佛铜坐像，张建铭的书写并未止步于对文物外观的描述与文物来源的梳理，而是指向对人心的谛听。“造像的精细规整、用心至极，是人们对佛极尽恭敬虔诚之态度和心理的体现。”随后，他进一步写道：“苍生拜佛，大多并非为了参禅得道、顿悟成佛、度己度人，而往往是身陷困境、跪佛求生。”如此说，则坐像越美越精致，人们对佛的恭敬越虔诚与深刻，求生的意念当然也就越发强烈。越是乱世，心中对佛的依赖性便越强。
张建铭关于历史人物的书写，并不都指向独当一面、声名远播的英雄人物，在他笔下，普通人或芸芸众生亦有清楚的显影。若无本觉尼姑等一代代住持与僧人的倾力守护，大佛寺的《大波若波罗蜜多经》与《大方广佛华严经》等明清典籍在乱世里怕是在劫难逃。时而转移深山，时而封在廊柱之间，人在哪里，经书就在哪里。命在哪里，经书就在哪里。1975年，74岁的本觉尼姑因土炕起火被焚辞世。于拆除烧残之小屋时，人们才发现封存在夹墙里的12个经橱。为珍藏佛经，纵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可以接受。本觉尼姑用自己的行动解释了何为“献身”。
魏晋莲花铜吊灯
一件件文物被讲述完毕，如同完成一场漫长的接力，接力中铺展开的是张掖悠久、漫长的历史画卷。文物与文物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早先的历史必然为后来的历史埋下必要的伏笔。张建铭以时间为顺序，以文物为具体线索，串联起张掖的前世今生。在我看来，《文物里的张掖》兼具科普性与学术性，既适合孩子们品读，也可以是大人们极好的案头读物。只要细细品读，那座遥远的张掖便如在目前，令人如同穿梭在千百年历史中流连忘返。
(作者简介：张家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泉州市作协文学评论专委会副主任，散文与评论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福建文学》《海峡文艺评论》《回族文学》《厦门文学》《书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曾获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伯鸿书香阅读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四川省报纸副刊年度文艺评论二等奖、泉州青年“五四”奖章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