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茶发展三十年，中国奶茶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

发布时间：2026-01-03 21:35:58  浏览量：16

1997年的郑州燕庄城中村，张红超推着半露天的小推车，

在夏夜里忙着往纸杯里舀刨冰。

他拿着一杯自制刨冰回老家，请奶奶先尝。

老人从柜底摸出攒了很久的3000元钱，塞到孙子手里。

这笔钱成了那辆小推车和一堆二手设备的启动资金，

也成了后来中国最大茶饮连锁的最初火种。

与此同时，远在云南，一个10岁的孩子王云安还在念小学，

父母来自浙江温岭，在中缅边境的贫困县做小百货生意；

江西丰城荣塘镇的六岁男孩聂云宸，被父母带到广东江门，上小学前还在泥地里玩耍；

云南的三岁幼童张俊杰，还没上幼儿园。

若干年后，这些名字会对应中国茶饮门店数排名前几的品牌创始人：

蜜雪冰城、古茗、喜茶、霸王茶姬，以及茶百道、沪上阿姨等，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奶茶帝国”的新秩序。

然而在1997年，“奶茶经济”这个说法几乎还不存在。

那时中国仍是一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发展中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7年中国名义GDP约为9,678亿美元，

人均GDP不到800美元，人均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

在这样一个阶段，街头饮品更多是冰棍、汽水，偶尔有冰镇啤酒，

很少有人会把奶茶当成一种日常消费。

要理解今天奶茶品牌群雄并起的格局，需要从更早的一代人讲起。

1962年，吴伯超出生在台北市民生社区的空军眷村。

退伍后，他为了养家做过各种小生意，却几乎是“开一家倒一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中泡沫红茶店风靡一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盟了一家，

结果还是在激烈竞争中亏损离场。

32岁的他被迫承认，靠着照着别人模式开店，很难翻盘，

于是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相当激进的决定：离开台湾，去香港闯一闯。

1994年，他借了80万台币高利贷，凑够150万台币，

在旺角租下不足40平方米的小店，取名“仙迹岩”。

香港的铺租远高于台湾，仅房租一个月就是8.5万港币，

如果三个月赚不回成本，就只能关门打工还债。

开业第一个月生意惨淡，他咬牙掏出一笔钱在报纸上打广告，

把“台湾奶茶”的概念写得格外醒目，结果生意逐渐好转，

一天可以卖出七百多杯奶茶，月营业额冲上约40万港币。

这在当时足以在北京或上海全款买下一套百平方米住房，可见利润之丰厚。

靠这股势头，他迅速扩张，在香港开了二十多家店。

后来因为股东内斗，团队带着品牌“北上”，在1996年前后进入上海，

改名为“仙踪林”。

这是许多内地城市里最早出现的“奶茶店”形态之一，

对那一代城市青年来说，仙踪林宽敞的门店、明亮的装潢、二三十元一杯的奶茶，

几乎代表着一种遥不可及的都市时髦。

与街边几块钱一杯的手摇饮相比，它更像是一种“场景消费”。

紧接着，上岛咖啡、快可立、大卡司等一批台湾品牌陆续登陆内地。

它们大多扎根一二线城市，装修讲究，价格不菲。

此时奶茶不便宜的关键原因是，当时鲜奶、奶粉都不便宜，

而可以替代部分奶源、提升口感的植脂末（奶精）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每吨价格比奶粉还高。

中国还没有成熟的植脂末生产能力，奶茶难以形成低成本的工业化供应链，只能停留在高价小众层面。

局面在2001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彼时，汕头一家乳品厂的研发员柳新荣注意到，

进口植脂末需求旺盛，一吨要卖到近2000美元，价格甚至超过奶粉。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块市场一旦国产化，成本将被迅速打下来，

于是辞职回到老家江苏吴江创办嘉禾食品，国内第一批植脂末工厂由此出现。

随后，广东文晖、江西维尔堡、福建邦邻、无锡超科、江苏皇室等企业相继入局，

产能迅速释放，植脂末从稀缺品变成了“白菜价”原料。

供应链的这一变化，使以植脂末为底料的廉价奶茶有了腾飞的基础。

真正把街头奶茶推向全国的，是一支草根加盟军团。

1998年，一家名为“上海避风塘茶楼有限公司”的公司在上海注册成立，

随着加盟商另起炉灶、品牌拆分，市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避风塘奶茶”。

2003年前后，上海、沈阳两系避风塘推出了“接客”和“街景”奶茶连锁，

从沿海打到内陆，从北到南，从一线延伸到三四线城市，两三年间开出近千家门店。

加盟费用不高、技术门槛不高，一杯粉冲奶茶就能立店，

这种极度“草根化”的模式迅速铺满街头。

同一时期，各地本土品牌也像雨后春笋般冒出，

北京有“鲜果时间”，上海有“茶风暴”，杭州有“茶极便”，武汉有“一杯茶”，

江西有“洪都大拇指”，长沙有“奶熊奶茶”，

甚至还有把杯装奶茶做成全国零售品类的“香飘飘”。

从2005到2015年，各个奶茶品牌混战不休，一批倒下，一批又站起来，

却始终没有一个品牌能真正一统江湖。

2003年，张红超找到一座废弃铝厂大院，向几十位乡亲东拼西凑借到10万元，

开出一家集刨冰和家常菜于一体的“蜜雪冰城家常菜馆”。

这家店面积大约15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两百人就餐，

既卖冰淇淋、刨冰，也卖炒菜、简餐。

因为看准附近苦学生多，他刻意把价格压到极低，

汉堡3元，薯条和素菜1.5元，扬州炒饭2.5元，荤菜五六元。

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爆品，是用二手冰淇淋机折腾出来的冰淇淋，只卖1元。

这样的定价，让这家店迅速变成附近学生口中的“穷鬼食堂”，排队能拉出两三百米。

2003年前后，河南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刚刚过7000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约2200元，而全国平均城镇和农村收入分别为8472元和2622元，

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远高于这一水平。

对那些从农村进城上学的孩子来说，一杯星巴克或一球哈根达斯都远远超出日常预算，

正是在这种收入结构下，“用极低价格换取极大客流”的生意逻辑，

在河南这片土地上显得尤为顺理成章，也深深烙进了蜜雪冰城的品牌基因。

2007年，蜜雪冰城成立十年后，第一座中央厨房终于建成，

第一个加盟商也出现——那就是弟弟张红甫。

张红甫从小几乎没怎么下过地，被父亲寄予厚望，

考上黄河科技学院后读了半年就退学外出工作，又过了两年决定跟着哥哥一起干。

他性格急、目标大，不满意蜜雪冰城那种“慢慢来”的节奏，

2009年提出股权改革，吸收职业经理人，

联合股东“请”哥哥回家常菜馆，自己接手饮品业务。

他想把蜜雪冰城从“土里刨食”的形象洗掉，做成一家现代化公司，

没想到一年之内营业额翻倍，兄弟们一起挣大钱、开豪车；

之后就砍掉热餐，只专注茶饮；自建工厂，掌握供应链。

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后来登上榜单的品牌也在各自的轨迹上缓慢起步。

24岁的王云安用大学期间倒卖小商品攒下的钱，

在浙江温岭大溪镇开出第一家“古茗”。

大城市铺租太贵，他干脆把店开在乡镇，

这一选择后来使古茗牢牢占住县域市场的位置。

为了留住最早的一批加盟商，他在选址上比为自己开店还用心，

早年古茗吸引的，多是攒了一点钱的打工人或不太成功的小生意人。

为了给这些人留下利润空间，他狠心把总部毛利从18个点砍到不到8个点，

一箱101元的杯子只卖给加盟商104元，

每搬上一箱四层楼，再搬下来一层楼，他才能挣到那三块钱。

2013年前后，古茗开到七十家店时，王云安和合伙人一年加起来只赚七十万元，

意味着每开一家店，他自己只多拿五千。

看起来“很不体面”，却换来了少人窜货、加盟商抱怨大幅减少的局面。

2017年，古茗门店数突破一千。

另一边，蜜雪冰城也在经历“成长的烦恼”。

2014年前后，公司完成产业链和办公场所升级，吸引到大量加盟商，扩张明显提速。

张红甫提出要冲击“千店”目标，而张红超担心供应跟不上，

会拖累加盟商生存。

门店快速增加意味着要采购更多设备和原料，供货商加班加点仍然供不上，

不少加盟店已经装修完毕，冰淇淋机、制冰机却迟迟到不了，原料频繁断供。

张红超南下海南，又放心不下自己的品牌，

打电话建议弟弟带着管理层南北巡店。

直到真正走访一圈，他们才发现有的门店后厨一团糟，地上满是糖粉混合物，

设备和出品标准千差万别，尤其是南方门店断货严重，生意明显下滑。

于是张红甫在2016年主动放慢开店速度，

严格控制新店数量，集中资源提升营运和单店盈利能力。

奈雪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种路径。

彭心出生于湖北荆州，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年薪接近四十万元，却一直惦记开一家烘焙店。

2012年，她辞职拿着商业计划四处找投资人无人理会，

直到遇见从事餐饮多年的赵林，三个月后两人结婚，赵林随即全力支持妻子创业。

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诞生，采用“茶饮+软欧包”的组合，

瞄准一线城市白领女性，很快在一线城市走红。

与蜜雪冰城、古茗这类“从县乡起步”的品牌相比，奈雪天生站在了收入更高的客群面前。

另一方面，沪上阿姨则将视线从上海重新转回更广阔的北方下沉市场。

创始人夫妻原本在安利、雅芳做到高级经理，

2013年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店，

把血糯米、红豆、燕麦等五谷融入奶茶中，首月销售额就突破四十万元。

高房租、高人力成本让他们意识到，若要做连锁，

必须寻找更多二三线城市作为根据地，于是2014年起以山东为起点，

陆续向河南、河北、天津、东北扩展，如今已经拥有超过9000家门店，

并成功登陆港股市场，创始人夫妻借此跻身亿万富豪行列。

真正引爆资本市场注意力的，是喜茶。

2012年，21岁的聂云宸在广东江门一条靠近学校的小巷里开出第一家“皇茶”，

借鉴贡茶的现萃茶做法，在奶盖配方上加入芝士，

推出更厚重的“芝士奶盖茶”，单杯售价一度高达三十元左右。

2013年，皇茶走出江门，先试水中山，

两年间在珠三角开出五十多家门店，每家都很火。

由于“皇茶”商标难以注册，他干脆收购了“喜茶”这一现成商标，避开长时间的纠纷。

2016年，喜茶迎来了关键一笔投资。

曾创办乐百氏、后来把公司出售给达能的何伯权，

在长期淡出饮料行业后转身做天使投资人，恰逢看到喜茶的项目汇报。

经过现场考察，他与IDG资本共同为喜茶注资约1亿元，

开启了街边奶茶品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额融资”。

喜茶的成功直接改变了投资人看待茶饮的方式，

也间接推动了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霸王茶姬等品牌后来陆续走向资本市场。

在这场资金和门店数的竞赛中，霸王茶姬的路径尤为曲折。

2017年，24岁的张俊杰回到昆明创立霸王茶姬，

希望在当时已经拥挤的新茶饮赛道里开辟一条“国风原叶鲜奶茶”的路。

他起初并不顺利，单店月营业额也就十几万元，还在不断关店。

为了改变局面，他需要一笔大钱，一个亿回购三位合伙人的股份，

另外两个亿用来重塑品牌。如果融不到，他很可能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边缘化。

从北京到上海再到深圳，他至少拜访了四五十家机构，

大多止步于早期尽调阶段，有的甚至连投资人都见不到。

直到XVC这样一家新成立不久的机构出现，

对方因错过喜茶、蜜雪冰城、古茗等项目而格外焦虑，

在深入接触后认为张俊杰果断、思路清晰，愿意按照七亿元估值出资，并在后续连续跟投三轮。

2018年至2021年间，霸王茶姬先把总部搬到成都，

对产品和门店进行“回炉重造”，

砍掉水果奶盖等复杂品类，将配方极简化为“鲜奶+鲜茶+糖”，

把核心产品“伯牙绝弦”打磨成可以高度标准化的爆品；

同时借鉴喜茶大店模式，却在视觉上采用中国传统榫卯结构，

水墨屏风等国风元素，打造出辨识度极强的空间体验。

2021年9月，霸王茶姬在成都春熙路开出全国旗舰店，门口第一次排起长队。

到2022年，城市经理储备、标准门店建设、工程流程基本跑通，

但账户上的钱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还差最后一笔资金来启动全国扩张。

再次四处碰壁后，最终还是老股东XVC追加出资。

就此，霸王茶姬踩下油门，从2022年至2024年门店数从1087家跃升至6440家，

短短三年跻身全国茶饮前五。

根据其招股书披露，2024年公司净收入达到约124亿元，净利润约25亿元，净利率超过20%，

单店平均月GMV在50万元以上，门店关闭率长期保持在行业平均水平以下。

同一时期，蜜雪冰城和古茗也完成了各自意义上的“质变”。

截至2023年底，蜜雪冰城在全球开店数已超过4.5万家，

成为门店数量全球第一的连锁品牌之一，2024年终端零售额约数百亿元。

2025年上半年，蜜雪集团实现营收约148.7亿元，净利润27.2亿元。

2025年初，蜜雪集团在港交所上市，首日股价大涨，

资本市场对“低价规模化”的商业模式给出了相当积极的反馈。

古茗则稳扎稳打，深耕县域及三四线城市。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4年底，古茗门店接近9800家，

主要分布在下沉市场，营收和利润在上市茶饮企业中保持中等偏上的增速。

茶百道、沪上阿姨分别在华东、华北等区域形成密集网络，

门店数均已突破8000至9000家，并陆续完成上市，创始团队的财富也随之跃升到“百亿级”量级。

在另一端，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高端新式茶饮代表奈雪的茶，

则长期受制于高成本与客流波动，上市以来盈利表现不稳定，

几度被媒体形容为“守着好地段却难挤出利润”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