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始末 十

发布时间：2026-01-03 17:09:00  浏览量：15

和地域观念所固有的排外心理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无休”。

鸟铳

靠宗法关系和私人情谊来维系战斗力也不一定完全可靠，为此曾国藩还有一手准备，就是“取具保结”。湘军士兵都由营官在本地招募，必须是身家可靠的农民，由地方官员为其作保后才可以从军。士兵入伍前都要登记原籍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附册以便清查。这实际上是把民间的“保甲法”移用到募兵制度上，它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兵勇的手脚，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或临阵脱逃。从军的农民受到军队和地方的双重控制，一旦当了逃兵，将领就会按保结通知地方，由知县缉拿归案，甚至罪及乡族，因此湘军士兵为了宗族和妻子，不得不努力在战场上搏杀，不敢妄生私逃之心。

骆秉章就说：“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这样一来，湘军就“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根，最后就深扎在曾国藩那里。

湘军在组织、营制、选兵上有种种优越性，但这些特点，一些优秀军队如戚家军，也大致具备。换言之，仅靠这些特点，湘军并未能超越传统精兵的范畴。

如前文所述，与湘军对阵的太平军，乃汉唐以来未见之“杰贼”，尤其在战争后期，李秀成、杨辅清等人大量装备走私的西洋军械，亲兵营甚至用上了欧洲的来复枪。在得到呤唎、白齐文等“洋兄弟”相助后，李秀成的部队甚至用上了西洋操典，与华尔的洋枪队乃至英法联军交手都不落下风。然而天京雨花台一战，李秀成因十倍于湘军的优势兵力，携带两万杆洋枪和若干门开花大炮，仍不能击败尚在瘟疫中的湘军。这种战绩说明，湘军有可能已经突破传统军队的范畴，具备了近代化的特征。

红衣大炮

曾国藩以书生统带乡农，大量使用读书人充任军官，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做法使湘军军官接近了欧洲近代军队的水平。欧洲近代军队，军官都受过基本水平以上的国民教育，有相当的文化基础和精神自觉，再经军校训练而养成。如果按古代社会的标准，这些近代军官都算得上是读书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远远超过了传统军人。

近代军队的一个特点是标准化，军队的训练和战术写成步兵操典，全军上下执行统一的训练、军令系统。要使用操典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就必须让军官识字看书。湘军诞生前中国很少有军队颁发统一的营制，下发作战手册，原因是基层军官多不识字，只能凭经验自我发挥。因为湘军连基层军官都有一定文化，所以曾国藩能够把湘军的训练和作战条例写成文字颁发，进而统一了军队的操作体系，这是湘军大大超越传统军队的地方，也是书生领军的真正优势。

但湘军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战斗力，军官和士兵以血缘、业缘、地缘为纽带凝聚在一起，又带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湘军更像是将领的私军而非国家常备军，就这一点而言，不但不能与近代军队相比，与秦汉以来的正规军相比也大有倒退。湘军的这种双重属性，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双重影响：

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才兼文武又讲求实用主义的半近代化军官团，在战后纷纷升任地方大员，开启了引进西洋科技的自强运动，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近代化；湘军军饷自筹、士卒自募的原则，使得晚清军队大多兵为将有，又开近代军阀割据之滥觞。功过是非，难以评说。

将领不强调兵法和武艺，士卒当然也就不强调聪慧。最早出来带兵的江忠源，规定选兵“

胆气为上，坚朴次之，技艺又次之”。

曾国藩对此更进一步，他的标准是“

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

十二岁就杀过人的勇士秦舞阳，见到秦王政时却色变震恐。秦舞阳的武艺不是不高明，勇气不是不突出，但到了宫殿上被王家肃杀之气一压迫，立刻就害怕了。战场上千军万马奔腾，肃杀之气又比宫廷多出百倍，再勇于私斗的武士都会因感到自身的渺小而害怕。反倒是山里出来的质朴农民，粗糙的生活让他们精神麻木，他们的情感不够细腻，心理状态起伏更小，经过训练后畏大人胜过畏敌军，畏军法甚于畏刀枪，容易在战场的巨大压力下保持镇定。

湘军选拔将领的标准带有儒家化育人才的大气，选兵的标准却有申韩法家的功利，甚至带有几分恶毒。简言之，湘军用人，士兵要傻，甘心当炮灰，全是愚昧少心窍之人，才便于控制；将领要有文化能务实，但又要有一点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