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在中俄边境，用一车方便面，换回来一个芭蕾舞团
发布时间：2026-01-05 08:26:38 浏览量：15
我叫王雷，91年的时候，23岁。
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在东北老家的暖瓶厂画了三年花。
就是那种红色的、印着大牡丹的铁皮暖瓶，一笔一笔地描。
描得我眼睛发绿，人生发灰。
那年头，风是从南边吹过来的，吹得人心惶惶，个个都觉得自己的口袋里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钱。
我们厂，一个月工资，八十块。
那时候有个词，叫“下海”。
还有一个词，叫“倒爷”。
每天，厂里休息的时候，听老师傅们喷着唾沫星子聊，谁谁谁家的二小子，去了深圳，发了。谁谁谁，在边境线上跑，一趟活儿顶咱们一年。
我听着，心里的草就跟疯了一样长。
我不想一辈子对着个暖瓶，描那朵永远不会谢的牡丹花。
我爹看出了我的心思，抽着烟，一宿没说话，第二天，眼圈是红的。
他给了我一个存折。
“三千。我跟你妈攒的。要去，就去吧。”
我二舅，我大姨，我那几个刚上班的哥们儿，东拼西凑，又给我凑了五千。
八千块。
在1991年，那是一笔能把人砸晕的巨款。
我揣着这八千块钱，感觉揣的不是钱，是八千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口疼。
我去了绥芬河。
那时候的绥芬河，就是个疯人院。
满大街都是黄头发、蓝眼睛、揣着卢布想换一切东西的苏联人，我们管他们叫“老毛子”。
还有跟我们一样，红着眼睛，揣着人民币想换回全世界的中国人。
空气里都是劣质烟草、伏特加、皮革和灰尘混合的味道。
我一头扎进去，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瞬间就炸了，也懵了。
我该“倒”什么？
皮夹克？望远镜？还是苏联老大哥们的军功章？
我在小旅馆里住了三天，每天就出去瞎逛，听人聊天。
听得我越来越糊涂。
有人说皮夹克好出手，转手就翻倍。
有人说拉倒吧，现在满大街都是皮夹克，你贩我也贩，最后都得烂手里。
直到第四天，我在一个小饭馆，吃一碗两块钱的酸菜粉。
旁边一桌，两个“倒爷”喝得满脸通红。
其中一个，把一包“康帅傅”方便面拍在桌上。
“看见没？这玩意儿，在那边，就是硬通货！”
“那边现在什么都缺，尤其是吃的。一包这个，换个望远镜跟玩儿似的。”
另一个不信，“吹牛逼吧你。”
“我吹牛逼？我上个礼拜，用半车厢这玩意儿，换回来一万多件呢子大衣！你懂个屁！”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
像被雷劈了。
方便面。
我立刻扔下筷子，冲回报社，把门一关。
我开始算账。
一包方便面，进价四毛。一车，能装多少包？换回来的东西，又能值多少钱？
我的心脏砰砰跳，全身的血都往脑袋上涌。
我找到了本地一个车队，租了一辆最大的解放卡车。
然后，我用剩下的所有钱，跑遍了绥芬河所有的商店、供销社，甚至是小卖铺。
康帅傅红烧牛肉面。
我只要这个。
三天后，一辆满载着红色包装方便面的解放卡车，停在了我的面前。
我爬上车厢，看着那一片红色的海洋。
风吹过来，方便面那股特有的、廉价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子。
我感觉自己闻到的不是香味，是金钱的味道。
是未来的味道。
我，王雷，马上就要发了。
我雇了一个叫格拉瓦的翻译，一个瘦得像猴儿一样的中年男人，据说以前是大学老师。
他嘬着牙花子，看着我满车的方便面。
“小兄弟，你这……太大胆了。”
我不懂，“这玩意儿不好卖？”
“不是不好卖。”格拉瓦摇摇头，“是太好卖了。你这么大一车，太招眼。过了境，你保不住。”
我的心一沉。
“那怎么办？”
“找个‘大人物’接盘。一次性出手。你拿钱，他扛事儿。”
“大人物？”
“嗯，有本事的人。”
过境出奇的顺利，或许是格拉瓦打点过，或许是那边的海关人员看着我这一车“食物”，也动了恻隐之心。
车轮压在苏联的土地上。
天是灰的，路是破的，两边的白桦林，叶子都掉光了，光秃秃的树干像一排排的墓碑。
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萧条和压抑。
跟边境这边，我们那个热火朝天的“疯人院”，完全是两个世界。
格拉瓦带我七拐八拐，开进了一个叫波格拉尼奇内的小城。
城里的商店，货架是空的。
人们的表情是木的。
街上偶尔能看到几个醉汉，抱着酒瓶，唱着听不懂的悲伤歌曲。
这就是他们说的“天堂”？
这就是我用全部身家换来的“金矿”？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车停在一个破旧的、像是剧院一样的建筑门口。
建筑是那种很典型的苏式风格，巨大，笨重，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的红砖。
门口的柱子上，还挂着褪色的镰刀和锤子。
格拉eva指了指，“到了。你的‘大人物’，就在里面。”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杆挺得笔直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旧呢子大衣，里面是更旧的西装。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种说不出的高傲和疲惫。
格拉瓦介绍，“这位是德米特里先生，以前是这里……文化宫的主任。”
德米特里看着我的卡车，眼睛里没什么光。
他绕着卡车走了一圈，然后，伸手，从我递过去的一箱方便面里，拿了一包。
他没看我，只是盯着手里的方便面。
红色的包装，在那灰败的环境里，刺眼得很。
他用俄语说了句什么。
格拉瓦翻译：“他说，好东西。”
我心里一喜，“那……价钱？”
德米特里没理我，他转身，推开了剧院那扇沉重的木门。
一股混合着霉味和尘土的味道扑面而来。
他冲我招了招手。
我犹豫了一下，跟了进去。
剧院里面很大，也很空。
红色的天鹅绒座椅，蒙着厚厚的灰，很多都坏了。
舞台上，吊着几块破烂的幕布。
但最让我震惊的，是舞台中央，站着几十个女孩。
不，是女人。
她们穿着破旧的练功服，一个个瘦得惊人，脸颊凹陷，没什么血色。
但她们的姿态，她们的眼神，都透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白天鹅般的骄傲。
她们在练功。
没有音乐，只有一个女人在旁边用手打着拍子。
她们的动作，无声无息，却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我一个暖瓶厂的描花工，哪里见过这个。
我彻底看傻了。
德米特里指着那些女孩，又指了指我车上的方便面。
他说了一长串俄语。
这次，格拉瓦的表情变得非常古怪。
他看着我，像在看一个怪物。
“他说什么？”我问。
格拉瓦清了清嗓子，“德米特里先生说，这些……都是他的芭蕾舞演员。”
“看得出来。”
“他说，苏联……没了。国家不给钱了。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所以呢？”
“所以，她们快饿死了。”
我的心，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我看着舞台上那些女孩，她们的腿，细得像竹竿。
“德米特里先生说，”格拉瓦的声音更低了，“他用她们……跟你换。”
“换什么？”
“换你一车方便面。”
我足足愣了有半分钟。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也怀疑格拉瓦的翻译。
“他……他说什么？用这些人……换我的方便面？”
“是的。”
“他疯了？还是你疯了？”我一把抓住格拉瓦的领子。
格拉瓦吓得直摆手，“不是我，是他说的！原话！”
我看向德米特里。
他站在那里，表情平静，甚至有点庄严。
他不像在开玩笑。
我他妈的。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荒唐了起来。
我是来赚钱的！我是来发财的！
我不是来做慈善的，更不是来贩卖人口的！
“告诉他，不可能！”我吼道，“我要钱！卢布，美元！什么都行！我不要人！”
格拉瓦把我的话翻译了过去。
德米特里听完，没有任何反应。
他只是挥了挥手。
舞台上的排练停了下来。
一个女孩，应该是领舞的，从舞台上走了下来。
她很高，很瘦，金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
她的脸很小，五官精致得像个洋娃娃，但那双蓝色的眼睛，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冰。
她走到我面前，停下。
她就那么看着我，不说话。
那眼神，不是在看一个商人，不是在看一个救星，而是在看一堆……垃圾。
充满了不屑和鄙夷。
然后，她开口了。
说的是俄语。
格拉瓦的脸都白了。
“她……她说……”
“她说什么？”
“她说……‘我们不是商品’。”
说完，她转身，走回舞台。
所有的女孩，都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
那种眼神，比任何辱骂都伤人。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
德米特里叹了口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说了一句。
格拉瓦：“他说，‘孩子，你先看看吧’。”
那天下午，我就坐在那蒙着灰尘的天鹅绒椅子上，看她们排练。
她们排练的是《天鹅湖》。
没有音乐，没有灯光，没有像样的服装。
甚至没有观众。
只有一群饿着肚子的舞者，在一个破败的舞台上，为她们自己，也为她们那摇摇欲坠的尊严而跳。
那个叫板我的金发女孩，就是女主角。
当她踮起脚尖，张开双臂，模仿天鹅展翅的时候。
我忘了她有多瘦，忘了她脸上的菜色，忘了她眼神里的冰冷。
我只看到一只白天鹅。
一只骄傲的、美丽的、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白天鹅。
我一个大老爷们，一个描了三年暖瓶花的糙汉子。
我他妈的看哭了。
晚上，德米特里请我吃饭。
所谓的饭，就是黑列巴（俄式面包），硬得能砸死人。
还有一瓶伏特加。
我们俩，就着格拉瓦的翻译，你一杯，我一杯。
德米特里告诉我，这个芭蕾舞团，曾经是整个州的骄傲。
她们去过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演出过。
她们是艺术家。
但是现在，国家没了，艺术成了最没用的东西。
“她们有的人，晚上会去火车站。”德米特里喝下一大口酒，眼睛红了，“用身体，换一块面包。”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
“那个领舞的女孩，叫卡捷琳娜。”
“她父亲，是红军的英雄，牺牲在阿富汗。”
“她有最好的天赋，她本该去莫斯科，去巴黎，去全世界最好的舞台。”
“但是现在，”德米特里把酒杯墩在桌上，“她只能在这里，等着饿死，或者……出卖自己。”
他看着我。
“小伙子，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有钱，有办法。”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很荒唐。”
“但你看看她们，她们是无价的。她们的艺术，是无价的。”
“你把她们带走，带到中国去。给她们一口饭吃，给她们一个舞台。”
“她们会为你挣来比这一车方便面多得多的钱。”
“我向上帝发誓。”
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那八千块钱，变成了无数包方便面，把我埋了起来。
然后，一只巨大的、美丽的白天鹅，从方便面堆里飞了出来，越飞越高。
第二天早上，我宿醉，头疼得要裂开。
我推开门。
德米特里，还有所有的芭蕾舞演员，都站在外面。
几十个人，安安静静地，在清晨的寒风里站着。
她们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
虽然旧，但是很干净。
她们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昨天的鄙夷。
有的是一种……恳求。
和一种绝望的希望。
卡捷琳娜站在最前面。
她没看我，只是看着远方的天空。
她的脸，被冻得有点发白，像一尊雕塑。
我心里，那个描了三年暖瓶花的王雷，和那个想发财想疯了的王雷，打了一宿的架。
最后，描暖瓶花的那个，赢了。
我对格拉瓦说：“告诉他，我答应了。”
我甚至没想好，我该怎么把一个芭蕾舞团带回国。
我也没想好，带回去之后，我该拿她们怎么办。
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今天，开着这车方便面走了。
留给她们的，可能就真的是死亡。
这个念头，让我害怕。
交易的过程，简单得像一场闹剧。
没有合同，没有文件。
德米特里找来一张发黄的纸，用俄语写了几行字，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说，这是舞团所有演员的名单和档案。
现在，它们属于我了。
然后，他带着一群男人，把我的解放卡车，一箱一箱地搬空。
红色的方便面箱子，堆满了那个破旧的剧院后台。
像是给这个悲伤的地方，办了一场热闹的葬礼。
舞团的姑娘们，收拾好她们简单的行李。
一个小小的、破旧的行李箱，就是她们的全部家当。
我租了一辆大巴车。
她们默默地排队上车，没有人说话。
卡捷琳娜是最后一个。
她走到德米特里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德米特里拥抱了她，像一个父亲，拥抱自己远行的女儿。
我看到，那个一直挺得笔直的男人，哭了。
车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
德米特里，还站在那里，站在空荡荡的剧院门口，一动不动。
像一座雕像。
回程的路，比来时要难一万倍。
我的车上，拉的不是货，是人。
是几十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在海关，我被拦下了。
一个胖乎乎的，官僚气十足的关长，捏着那张德米特里写的俄文名单，翻来覆去地看。
“这是什么？”
“名单。”
“我知道是名单！她们是干什么的？”
“艺术家。跳芭蕾的。”
关长乐了，他看着我，像看一个傻子。
“王雷是吧？你行啊你，倒爷干到这份上，空手套白狼，直接倒腾人了？”
“我不是！”我急了，“我是正经的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他把名单摔在桌上，“交流个屁！你有批文吗？有文化局的介绍信吗？有外事办的许可吗？”
我一个都没有。
我当时就傻了。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些？
我把一群“外国人”弄回国，这在当年，是天大的事。
“要么，把人给我送回去。要么，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关长下了最后通牒。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送回去？
送回那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方？
我做不到。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巴车。
几十双蓝色的眼睛，正透过车窗，惊恐地看着我。
我的心，又被攥住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几张“大团结”，还有我存着应急的几张美金。
我塞到关长的手里。
“大哥，行行好。我这就是一帮……一帮来演出的。真的。”
关长掂了掂，脸上没什么表情。
“不够。”
我一咬牙，把手上的表撸了下来。
我爹在我走之前给我的，上海牌，全钢防震。
“这个，也给您。”
关长看了看表，又看了看我。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挥了挥手。
“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
我点头哈腰，千恩万... ... gratitude.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开着大巴车，冲过了关卡。
一直开出去好几公里，我才敢停下来，靠在方向盘上，大口喘气。
我全身都湿透了。
我成功了。
我把她们带回来了。
但……然后呢？
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口袋，和身后一车茫然的“艺术家”。
我成了一个比她们更穷的穷光蛋。
而且，我还得管她们的吃喝拉撒。
我把她们拉回了绥芬河。
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几乎要倒闭的招待所。
老板看我领着一群老外，开始还以为来了大生意，一听我身上的钱连住店都不够，脸立刻拉了下来。
我好说歹说，把我的身份证押给了他，才勉强开了几个大通铺的房间。
安顿好她们。
我一个人坐在招待所门口的台阶上，抽着烟，看着满街的人来人往。
每个人都喜气洋洋，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自己挣了多少钱。
只有我，像个。
用一车能换回金山的方便面，换回来一个没人要的芭蕾舞团。
我爹知道了会怎么样？我妈知道了会怎么样？
我二舅，我大姨，我那些哥们儿……
我不敢想。
巨大的悔恨和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我觉得我的人生，完了。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是卡捷琳娜。
她递给我一个东西。
是一个黑列巴。
就是那种硬得能砸死人的面包。
应该是她从家里带来的，最后的一点存粮。
我没接。
“我不是为了这个。”我说。
虽然我知道她听不懂。
她把黑列巴，硬塞到我手里。
然后，她用那双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
她一句话也没说。
但我看懂了。
她的眼神里，没有感激，也没有同情。
有一种东西，叫“信任”。
她相信我。
她们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我这个二十三岁的中国愣头青。
我拿着那个硬邦邦的黑列巴，看着她的眼睛。
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就这么完了。
我王雷，不能当一个把天鹅领出湖，又让她们死在泥潭里的混蛋。
我把心一横。
没钱，就去挣。
没饭吃，就去找。
没舞台，我就给她们搭一个！
第二天，我揣着卡捷琳娜给我的那个黑列巴，开始在绥芬河的大街小巷里转悠。
我得给她们找个活儿。
一个能挣钱的活儿。
我去了本地的歌舞厅。
老板是个大金链子，油头粉面。
他听完我的来意，上下打量我。
“苏联的芭蕾舞团？”
“对！”
“正宗吗？”
“那必须的！莫斯科都去演出过！”我开始吹牛逼。
老板摸着下巴，“行啊。让她们来跳。穿比基尼跳。”
我当时就火了。
“那他妈是艺术！你懂吗？！”
“艺术？”老板笑了，“艺术能当饭吃吗？在我这儿，能让客人掏钱的，就是好艺术。”
我摔门就走。
我又去了几个工厂，想找个厂庆之类的活动。
人家一听我是个没单位的“个体户”，后面还跟着一群“老毛子”，都跟躲瘟神一样躲着我。
跑了一天，腿都快断了。
一无所获。
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招待所。
姑娘们都围了上来，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只能摇摇头。
她们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失望，像病毒一样，在那个小小的招待所里蔓延。
我知道，我撑不了几天了。
我的钱，连明天的房费都付不起了。
她们的信任，也快被我耗尽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绥芬河的街上，走到了半夜。
寒风吹得我脸生疼。
我看着这个喧嚣的、疯狂的、遍地黄金的城市。
我觉得它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走过一个露天的广场。
广场上，支着一个巨大的白色幕布。
在放露天电影。
黑压压的，坐满了人。
有大人，有小孩，一个个看得聚精会神。
我脑子里，又“嗡”的一声。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疯了一样跑回招待所。
我把睡梦中的格拉瓦拽了起来。
“走！跟我去个地方！”
我把他拉到那个广场。
电影已经散场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架子。
我指着那个白色的幕布。
“我们，就在这里，演！”
格拉瓦以为我疯了。
“在这里？露天？这天儿，零下十几度，不把她们冻死？”
“冻不死！”我眼睛发红，“饿死和冻死，选一个！”
“可……可谁来看啊？谁会花钱，在外面挨着冻，看什么芭蕾舞？”
“不花钱！”
“不花钱？”格拉瓦更懵了。
“对，不花钱。第一场，我们送给全城的人看！”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底气。
我只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王雷，带回来的不是一堆累赘。
是真正的艺术家。
是会飞的白天鹅。
我找到了广场的管理处，一个看门的大爷。
我给他递上一根烟，好话说尽，说我们是中苏友好访问的艺术团体，想为绥芬河人民做一场汇报演出。
大爷半信半疑，但看我态度诚恳，最后还是同意了。
场地有了。
音响呢？
我又跑去找那个歌舞厅的金链子老板。
我给他鞠躬，道歉，说我上次太冲动。
我说，我借你的音响用一晚上，就一晚上。
以后，我的舞团，在你这儿演出，给你打八折。
老板可能觉得我这人挺有意思，也可能觉得这生意不亏。
他居然同意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回到招待所，把所有演员都召集起来。
我通过格拉瓦，把我疯狂的计划，告诉了她们。
我说，明天晚上，就在城中心的广场。
我们要在这冰天雪地里，跳一场《天鹅湖》。
没有暖气，没有灯光，甚至可能没有一个观众。
但是，我们要跳。
为我们自己，跳。
姑娘们都沉默了。
她们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怀疑，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最后，是卡捷琳娜。
她站了出来。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用生硬的中文说：
“我、们、跳。”
第二天，整个绥芬河，都知道了。
有一群不要命的“老毛子”，要在广场上，免费跳芭蕾。
疯了。
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傍晚，天还没黑。
广场上，已经围满了人。
里三层，外三层。
他们不是来看艺术的。
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想看看这群“老毛子”，到底是怎么把自己冻死的。
后台，就是广场边上的一个公共厕所。
姑娘们在里面，换上了她们最隆重的演出服。
白色的纱裙。
虽然又旧又破，但洗得很干净。
她们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
她们互相搓着手，哈着气。
卡捷琳娜走到我面前。
“音乐。”她说。
我把一盘磁带，塞进了从歌舞厅借来的那台破录音机里。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当那熟悉的旋律，通过那破旧的音响，响彻整个广场的时候。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姑娘们，排着队，从那个简陋的“后台”走了出来。
她们走上那个临时搭建的、铺着一层破地毯的舞台。
当灯光（就是几盏从不同地方借来的大灯泡）打在她们身上的时候。
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惊呼。
太美了。
真的，就像一群从天上下凡的天鹅。
她们开始跳。
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
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情感。
她们的身体，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能看到，她们裸露的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能看到，她们呼出的气，在灯光下，变成了一团团白雾。
但我看不到任何的敷衍和退缩。
她们的眼神，专注而热烈。
像一团火。
尤其是卡捷琳娜。
当她跳起那段最经典的“天鹅之死”时。
整个广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他们忘了寒冷，忘了热闹。
他们只看到一个美丽的生命，在舞台上，做着最后的、最悲壮的挣扎。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卡捷琳娜倒在了舞台上。
全场，一片死寂。
过了好几秒。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
然后，掌声，像雷一样，响了起来。
经久不息。
很多人，都哭了。
那些来看热闹的，五大三粗的东北汉子，一个个都红了眼圈。
演出结束，人们没有散去。
他们自发地，把钱，塞到我们的手里。
一块，五块，十块。
还有一个大妈，提来了一篮子热乎乎的鸡蛋。
“孩子，快，趁热吃。别冻坏了。”
那天晚上，我们挣了多少钱，我没数。
我只知道，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暖的钱。
我用那些钱，在招待所，订了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
有肉，有酒。
姑娘们，狼吞虎咽。
吃着吃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又笑了。
那一夜，我们都喝醉了。
我也哭了。
我不是因为绝处逢生。
我是因为，我看到了艺术的力量。
看到了美的力量。
那种力量，可以穿透语言，穿透国界，穿透寒冷和饥饿，直击人心。
那一晚之后，我们的“天鹅湖”芭蕾舞团，在绥芬河，火了。
一夜成名。
每天，都有人来找我，请我们去演出。
工厂开业，商场庆典，甚至有钱人的婚礼。
出场费，也从一开始的几百块，涨到了一千，两千。
我给姑娘们换了新的练功服，新的舞鞋。
我们搬出了那个破招待所，租了一个带暖气的大院子。
我还专门请了个厨子，每天给她们做好吃的。
红烧肉，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姑娘们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有了笑容。
她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从一开始的警惕和怀疑，变成了依赖和……崇拜？
尤其是卡捷琳娜。
她的话不多，但她会默默地帮我洗衣服，帮我整理那些乱七八糟的账本。
有一次，我因为一个演出合同，跟人吵了起来，差点动手。
是她，挡在了我的身前。
用她那瘦弱的身体，护着我。
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开始带着她们，走出绥芬河。
去哈尔滨，去长春，去沈阳。
我们坐着绿皮火车，穿梭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的演出，都场场爆满。
人们像着了魔一样，追捧着这些来自异国他T台上的“白天鹅”。
我挣到了钱。
很多钱。
多到我不敢相信。
我把欠我爹，欠我亲戚朋友的钱，连本带利，都还了。
我还给我爹妈，盖了新房子。
我成了我们那个小县城里，最大的“名人”。
他们不再叫我“小王”，都叫我“王总”。
但我知道，我不是什么“王总”。
我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班主。
一个领着一群白天鹅，到处卖艺的江湖人。
我喜欢这种感觉。
刺激，自由，充满了未知。
我们最风光的时候，是在大连。
一个香港来的大老板，包下了我们一个月的演出。
在他们新开的豪华酒店里。
每天一场。
一场，一万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
一沓一沓的，堆在我的面前。
我感觉像在做梦。
香港老板很会做宣传。
他给我们的舞团，起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
“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
还给卡捷琳娜，印了巨大的海报，挂在酒店门口。
海报上，她穿着洁白的纱裙，美得不食人间烟火。
下面写着一行字：
“西伯利亚的冰雪女王”。
卡捷琳娜看着那张海报，很久，很久。
然后，她对我说：
“王，我们不是‘皇家’。”
“我知道。”
“我们也不是‘女王’。”
“我知道。”
“那……我们是什么？”
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
“你们是我的天鹅。”
她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开心。
像冰雪融化，春暖花开。
在大连的那一个月，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我们有钱，有舞台，有观众。
我们甚至有了……爱情。
我和卡捷琳娜，在一起了。
没有谁追谁。
一切，都自然而然。
有一天晚上，演出结束，我们俩在海边散步。
海风吹着她的金发，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她突然停下来，问我：
“王，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用一车方便面，换了我们。”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比星空还美的蓝色眼睛。
我笑了。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笔生意。”
我们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
但我们都忘了。
天鹅，是会飞走的。
在大连的演出，还有最后三天的时候。
德米特里，来找我们了。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旧呢子大衣的落魄主任。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他告诉我，俄罗斯的局势，稳定了。
国家，重新开始重视文化和艺术。
他们拨款，重建了那个破旧的剧院。
“王，我的朋友。”他握着我的手，非常激动，“我代表我们的国家，感谢你。”
“感谢你，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她们，保护了她们。”
“现在，是时候，让她们回家了。”
我的脑子，又“嗡”的一声。
回家？
回哪个家？
这里，不就是她们的家吗？
我看向卡捷琳娜。
她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嘴唇紧紧地抿着。
德米特里，拿出一份文件。
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正式的俄文文件。
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他这次来，是代表俄罗斯文化部，接“流落在外”的功勋艺术家们，回国。
“功勋艺术家？”我冷笑，“她们快饿死的时候，你们在哪？”
德米特里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王，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但是，她们属于俄罗斯，属于那个舞台。”
“我们不能没有她们。”
那天晚上，我跟德米特里，吵了一整夜。
我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愤怒，都吼了出来。
他一直沉默着，听着。
最后，他说：
“王，我理解你。”
“但是，请你也理解一个父亲，想接自己孩子回家的心情。”
“她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的心，又被击中了。
我无话可说。
第二天，我把所有的姑娘，都召集了起来。
我把德米特里的话，告诉了她们。
我说，你们可以回家了。
回到你们的故乡，回到你们熟悉的舞台。
我说，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姑娘们，都哭了。
她们围着我，抱着我，不肯放手。
她们说，王，我们不走。
我们哪儿也不去。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但是，我知道。
我留不住她们。
她们的根，在那里。
她们的艺术生命，也在那里。
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找到了卡捷琳娜。
“你呢？”我问，“你也想走吗？”
她看着我，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
“王，我……”
她没说下去。
但我懂了。
我抱住她，紧紧地。
“我明白了。”
“那你……跟我一起走，好吗？”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去俄罗斯，我们可以结婚，我们可以……”
我摇了摇头。
“我的根，在这里。”
我用她曾经对我说的话，回答了她。
我们都知道，我们结束了。
最后的告别，是在火车站。
还是绿皮火车。
来的时候，车上，是我的希望。
走的时候，车上，是我的……心。
姑娘们，一个个地，跟我拥抱。
她们把她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都送给了我。
有十字架，有小镜子，有她们自己编的手链。
卡捷琳娜是最后一个。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她的那张海报，那张写着“西伯利亚的冰雪女王”的海报，塞到了我的手里。
然后，她吻了我。
很长，很咸。
火车开动了。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她们的脸，一张一张地，从我眼前掠过。
她们都在哭，都在冲我挥手。
火车，越开越远。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的芭蕾舞团，我的白天鹅们。
走了。
我又变回了一个人。
我拿着那张海报，一个人，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大院子。
院子里，还留着她们的气息。
练功房的地上，还有她们的汗水。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
现在，梦醒了。
我卖掉了院子，解散了草台班子。
我拿着剩下的钱，回到了我的东北老家。
我没有再回暖瓶厂。
我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饭馆。
一家俄罗斯风味的饭馆。
名字，就叫“天鹅湖”。
生意，不好不坏。
我没再结婚。
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我都拒绝了。
他们都说我，忘不了那个“老毛子”娘们儿。
我笑笑，不说话。
我不是忘不了。
我是不想忘。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喝着伏特加。
我会拿出那张海报。
看着海报上，那个美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冰雪女王”。
我会想起91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那一车的方便面。
想起那个破旧的剧院。
想起那群在寒风中，为尊严而跳舞的白天鹅。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生意。
有赔，有赚。
但只有那一笔，用一车方便面，换回来一个芭蕾舞团的生意。
我知道。
我赚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