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梅”刘长瑜：舞台女英雄的两段婚姻经历悲喜交加的人生抉择与舞台光影下的坚守
发布时间：2026-01-20 15:45:00 浏览量：2
1967年4月的北京，春寒还在，深夜的急诊室灯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走廊尽头，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演员捏着丈夫的病历本，手指关节发白。医生压低声音对她说：“要有思想准备，最多几个小时了。”这一刻，刘长瑜的人生，猛然拐了个弯。
很少有人想到，舞台上那个英姿勃发、能把《红灯记》中“李铁梅”唱得热血沸腾的姑娘，台下竟要在丈夫的病床前，承受这种撕裂式的告别。她的两段婚姻，一段以绝症收场，一段在风雨之中相互支撑，与其说是“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一个戏曲人在人生起落之间的挣扎与坚守。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线真正拉开，从1942年算起，这个从“千金小姐”变成“铁梅”的女子，命运似乎一直在走极端：家世显赫，却从零练功；舞台辉煌，却饱受非议；婚姻得之不易，又被病魔生生夺走。她的人生，远比舞台上那几出戏复杂得多。
一九四二年的那个冬天，她刚来到这个世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周家小女儿，将来会把整个青春都搁在京剧的唱腔和水袖里。
一、
“千金小姐”进科班：从家学到梨园
1942年，刘长瑜出生于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家庭”。她本姓周，祖籍江苏无锡，父亲周大文，早年就读于天津新书学院，结识的同学，多是军政界后来颇有来头的人物。青年时期，他曾赴日本进修电讯业务，回国后在军中任电务处处长，后来又在北平担任过市长。这样一位手握实权的父亲，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上层人物”。
母亲刘氏是周大文的三姨太，出身秀丽温婉。因为母亲姓刘，她这个小女儿，反倒随了母姓。家里人口多，辈分杂，但物质条件优越，雇人伺候，衣食无忧，用“千金小姐”来形容，那一点也不过分。
偏偏周大文对京剧情有独钟。别人家做官的爱收藏字画，他却乐意泡在戏园子里。每逢有时间，就哼几句西皮、二黄，有时索性把小女儿抱在腿上，一边唱一边给她讲戏文里的故事，哪出是谁的本戏，哪段是“拿手好戏”，说得头头是道。
孩子的耳朵是最灵的。刘长瑜常听父亲这么唱，慢慢就跟着学，先是乱吼几句，久而久之，竟有板有眼。周大文留心一听，发现这丫头嗓子清亮，吐字也很利索，便生出让她走梨园路子的念头。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文艺教育也在重新搭架子。这一年，9岁的刘长瑜考入中国戏曲学校，走进了真正的科班生活。表面上看，她从坐轿子的小小姐，变成了每天趴地上压腿的学员；实际上，她的命运，就此从“高门闺秀”的轨道转向“梨园弟子”的道路。
戏曲学校的日子，说好听是“学艺术”，说直白点就是吃苦。晨功天不亮就得起，压腿、下腰、翻跟头，冬天手脚冻得通红，照样得练。白天学身段、念白，晚上还要背戏词。那时的孩子，没有什么“兴趣班”的说法，既然进了科班，就意味着要把命往这个行当上押。
1951到1959年，将近八年时间，她一直在学校里专攻京剧旦行。慢慢地，青衣、花旦、刀马旦，她都尝试过。雪艳琴、俞振飞、李玉茹，这些在当时相当响亮的名字，都曾在她的成长阶段，给过亲授点拨。能得到这种阵容的指导，放在当年，是极高的起点。
1958年，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荀慧生。荀派的唱腔，讲究俏丽、细腻，韵味十足。荀慧生看她嗓音清脆、形体灵动，很适合走荀派路子，便将她收至门下，重点教她青衣与花旦，并鼓励她多涉猎不同角色。那几年，她已经能挑起《红楼二尤》《辛安驿》里的重要角色，舞台上愈发自如。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959年前后，刘长瑜不仅是剧团里的年轻演员，还是校里的戏课老师。下午排戏，晚上带课，身兼二职。看上去挺风光，其实压力一点不小。她没有退缩，反而借着这份压力把功底越磨越实，也积累了相当扎实的舞台经验。
二、
“铁梅”成名：聚光灯背后的冷箭
刘长瑜在圈内崭露头角，是有过程的。1961年，她在《香罗帕》中扮演一个配角，因为形象、唱念都很出彩，被不少观众记住。这种“从小角儿起步”的方式，很符合传统戏曲的规律——先从角落里站稳，再往台中央走。
真正让她在京剧圈里“立住名号”的，是和萧润德合作的《卖水》。这个戏是根据电影《火焰驹》中的一段情节改编的。剧里写唐朝名将之子李彦贵被陷害后的艰难生活，故事不复杂，却极有戏剧张力。她演的是丫鬟梅英，既要俏皮聪明，又要有义气担当，唱做并重，很考功夫。
刘长瑜把这个人物演得鲜活：眼神有灵气，台步干净利落，几句唱腔把观众的情绪带得起起伏伏。很多老戏迷就是从《卖水》开始记住了她，觉得这个小旦角儿以后有前途。
不过，真正把她推到全国观众面前的，是后来的《红灯记》。这出戏的地位，不必多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样板戏”之一。剧中的“李铁梅”，形象鲜明：又红又专，既有革命气概，又有青春活力。这种人物，一旦演得好，很容易成为演员的代表性角色。
但一开始，《红灯记》的“李铁梅”，并不是为她准备的。
那时，北京的观众提起青年旦角，会自然而然想到杜近芳。杜近芳嗓音甜润、功底扎实，又受到梅兰芳的器重，是许多老戏迷追捧的对象。剧院筹备《红灯记》时，最初考虑的“正印铁梅”，就是杜近芳。刘长瑜连演员名单都没进，属于“备胎之外”。
之所以后来有了变数，是因为剧本设定的“李铁梅”，年龄偏小，更接近豆蔻年华的姑娘。舞台调度、人物气质都要求演员要有一种青涩劲儿。导演组在反复斟酌之后，觉得需要找个年纪更合适、形象更贴近角色的演员顶上，这才想到已经在《卖水》中表现出色的刘长瑜。
于是，选角方向悄然调整，刘长瑜被推到台前，开始接触“李铁梅”这一角色。排练期间，她上下一心钻戏，琢磨人物的性格、节奏，拿唱腔、拿身段，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等到正式演出，她那一声声“爹爹，你坐下歇一歇”，唱得台下观众眼眶发热，“刘铁梅”就这么立住了。
人是红了，麻烦也跟着来了。
在当时的戏曲界，竞争从来不在台前吵架，而是在背后用各种方式显露出来。剧院里有的人不服，觉得她是“空降”到主角上的，也有人拿她的家世说事儿，私下里添油加醋，传一些“出身复杂”“性格不好”的闲话。更麻烦的是，《红灯记》本身的知名度太高，演员的一举一动，很容易被放大。
久而久之，关于唱腔、台风的质疑，她听得多了，明里暗里的冷嘲热讽，也少不了。观众席上看得是“铁梅”的刚烈与坚定，后台走廊里，却是长年累月的压力、误解和不必要的是非。
这种挤压，不是一次两次的争执，而是长期笼罩在身上的阴影。到了60年代中期，她已经在剧院里站稳脚跟，事业似乎走在上升通道上，内心却越来越疲惫。尤其是在她出演“李铁梅”走红后，那些围绕她身世、品行的闲言碎语，竟延伸到了家庭和亲友，让她常年心绪不宁。
有一段时间，她的情绪明显低落，睡眠不好，时常莫名烦躁，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后来她回忆，那段日子，“整个人都像被罩在玻璃罐里，外面听得见看得见，自己却出不去”，再这样下去，很可能真的会发展成精神疾病。
也正是在这段阶段，她做出了一件原本并不在计划中的选择——结婚。
三、
两次婚姻：生离与相守
早在戏曲学校的时候，她就结识了一位同事。两人一起排戏、演出，朝夕相处，慢慢产生了感情。那时的她，把全部心思都压在艺术上，对婚姻并不上心，心里总觉得，结婚会牵扯精力，影响事业发展，所以从没主动推动这段关系往“成家”方向走。
但是，当种种非议和压力一股脑压下来，她开始本能地想找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每日回到宿舍，面对空荡荡的房间，那种被孤立、被误解的感觉，会被放大十倍。情绪一天天往下掉，她也明白，自己需要一个支点，至少要有一个人在身边说：“别怕，有我呢。”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她把原本想搁置的婚事提上日程。两人本就有感情，再加上彼此熟悉，相处顺畅，于是走进婚姻，对她而言，也像是一种避风港。
婚后的生活起初说不上多浪漫，但安定踏实。唯一不太正常的，是丈夫那种夜里止不住的剧烈咳嗽。她曾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对方总是摆摆手，说“老毛病，没什么事”。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对“咳嗽”不够重视，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看似寻常的早晨。那天刘长瑜外出演出，丈夫独自在家，突然感到胸闷、气短，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怎么也缓不过来。他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赶往医院。接诊的医生看他面色发黄、身形消瘦，问：“哪里不舒服？”他只说了一句：“老咳嗽。”医生敏感，立刻安排做胸部透视。
X光片一出来，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得多，肺部有明显的阴影。基层医院设备有限，只能紧急转往条件更好的大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的诊断像一块石头砸下来——恶性肿瘤。
拿到诊断书那天，刘长瑜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纸上短短几行字，几乎把她刚刚建立的家庭生活全部击碎。她控制着自己不在医院嚎啕，只是缓慢呼吸，让眼泪不要立刻涌出来。
在那个年代，对癌症的治疗手段有限，手术是主要方式之一。家人商量再三，决定给丈夫做手术，寄望通过切除肿瘤来延缓病情。结果出人意料，手术之后，病情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发展得比之前更快，癌细胞像是被惊醒了一样，迅速扩散，整个肺很快被占据。
刘长瑜心里并不甘心。剧团间有人传来各种偏方，她一一记录，试图从民间疗法里找到一线希望。各种汤药、草药，能试的都试过。可时间不理会任何人的焦虑，到了1967年4月，情况陡然恶化，丈夫被紧急送入医院，面部戴上氧气罩，身体每一次起伏都异常艰难。
医生例行抢救之后，只能把她叫到一旁，小声交代：“最多几个小时了。”这类话，说多了，医生自己也麻木，可落到当事人耳朵里，却像闷雷，震得人心掉进冰窟。
她走到病床前，看见丈夫的眼睛仍在努力寻找她的身影，嘴唇微微动，却说不出话。那一刻，她压下泪水，俯身在他耳边低声说：“你就放心地走吧，你该做的都做了，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别担心。”话一说完，绷了许久的弦终于断掉，眼泪止不住地流。
丈夫去世后，她整个人像失了魂。第二天醒来，她猛然发现身边空空如也，昨天还在身边咳嗽、说话的人，一下子成了记忆。她坐在床边，怔怔地发呆，眼泪不受控制地一次次掉下来。那种由生离带来的巨大空洞，不是语言能填补的。
不久之后，追求者陆续出现，有的是同事，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体面人”：有写文章的，有在机关任职的，还有家底殷实的商人。有人写了情书，言辞热烈，有人托人带话，表示愿意娶她，给她“重新开始”的生活。
她全都婉拒。情绪还在哀痛中的人，很难立刻投入新的感情。她很清楚，在这么短时间内匆忙改嫁，对自己也好，对任何一方也好，都不会是负责任的做法。于是，她干脆给自己留出一点空档，把门关上，静静待着。
大约一周之后，她冷静下来，从头审视自己的处境。生活终究要继续，孩子要养，工作要做，人不可能一直停在原地。她开始反过来想，如果真要找一个新的伴侣，与其从陌生人中挑选，不如考虑一个彼此了解、性情稳当的人，这样在相处中，至少少很多试探和猜测。
这一思路，很快落到一个具体人身上——剧院里的武打演员、武戏编导白继云。
白继云在剧团里口碑不错，性格平和，对人热心，与同事关系融洽。刘长瑜遭遇丧夫之痛时，他没有花哨的安慰，只是默默帮忙料理一些琐事，偶尔说几句实在话：“你要吃饭，要睡觉，台上还等着你。”这种不夸张、不煽情的关心，反而让人觉得可靠。
在长期相处中，他的认真与厚道，一点点落在她眼里。她慢慢意识到，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恋人，却有可能成为一生可以倚靠的伴侣。两人感情水到渠成，1968年，两人正式成婚，这也是她此后一直相守到晚年的婚姻。
婚后的日子，谈不上锦衣玉食，但安稳、和平。在外界的风言风语面前，家庭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即便外边的舆论、剧院里的种种非议仍不时出现，她也有了一个可以回去放下盔甲的所在。遇到情绪低落之时，是白继云和亲友们的陪伴，把她从抑郁的边缘一点点拉了回来。
到了七十年代末，形势逐步变化，文化文艺领域开始恢复、调整，刘长瑜也迎来了职业上的“回波”。
四、
从“铁梅”到“老师”：舞台内外的另一种沉淀
1978年前后，剧团陆续恢复传统剧目，《香罗帕》《红楼二尤》《卖水》等戏重新排演。刘长瑜再次登台，嗓音依旧清亮，身段仍旧利落，她的“铁梅”形象还在观众心里，但很多人开始重新发现，她并不止会演一个“李铁梅”。
在此基础上，剧院又新排了《金玉奴》《燕燕》等剧，让她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展示荀派艺术的味道。对一个中年演员来说，这一阶段的演出，不再只是“证明自己行不行”，而是更加注重如何把人物的内在层次掘出来，演得有分寸、有火候。
随着资历和影响力的不断积累，她不再只是一个“台柱子”，而开始担任管理和指导工作。她曾任中国京剧院常务副院长，当选第五届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多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还被维也纳音乐学院聘为名誉院长，这些头衔背后，是几十年积累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
晚年的她，基本淡出演员队伍的第一线，把主要精力放在传帮带上。国家京剧院请她担任艺术指导、艺术委员会主任，年轻演员排练新戏、复排老戏，遇到拿不稳的唱腔、转不过弯的身段，常会请她到场“提一嘴”。她看得多、演得多，一句“这里节奏慢半拍”“这句词得藏一点哭腔”，往往就能点醒后辈。
虽然渐渐不常出现在大众视线，但只要有重要的京剧活动，邀请她出席，她仍然会登台。一身干净的衣服，简单打理的头发，只要一开嗓，那种经过几十年磨砺的嗓音、控制力，立刻让台下听得心里一沉：老一辈的底子，真不是说说而已。
2020年7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国韵京声·云上华章——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上，她出现在舞台上，穿粉色西装上衣，头发已经花白，却精神奕奕。一段唱罢，吐字清楚，声线依旧通透，让许久未在现场听她唱戏的观众颇为惊讶——岁月可以带走容颜，却带不走这些年累积下来的功夫。
2021年1月14日，她迎来79岁生日，圈内外不少朋友送来祝福。有媒体翻出她年轻时的照片：黑发如云，眼神明亮，笑起来带着一种不事雕饰的爽朗。衣服样式很简单，颜色也朴素，却遮不住那股子戏曲人特有的舞台气质。
同年6月，好友兼老搭档钱浩梁的追思会在北京举行。钱浩梁曾在《红灯记》中饰演李玉和，和她在台上配合多年，是共过风雨的同行战友。那天，她因为身体原因迟到了一会儿，一上台就先向在场的人鞠躬致歉，声音略带颤抖：“我先给大家道个歉，我来晚了，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我真想给大家磕头致谢，我对不起大家。”
她哽咽了一下，又接着说：“钱浩梁是一个特别深厚、特别为京剧奋斗终身的，非常出色的京剧艺术大家。”说到“奋斗终身”几个字时，她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咀嚼这四个字所包含的重量。
听着这些话，很难不想到一个事实：当年的青年演员，如今大多已至耄耋之年，有的仍在台下教戏，有的已经化作照片上的一抹笑影。那一代人，把几乎全部的青春都留在了戏曲舞台。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们在自己的行当里，的的确确做到了“用一生去干一件事”。
刘长瑜的一生，既有显赫家世带来的起点，也有梨园圈内难免的人情冷暖，有在聚光灯下的荣光，也有病房里的诀别；有被舆论压得喘不过气的日子，也有靠着家庭和职业责任挺过去的阶段。这种悲喜交加，不是戏台上几句唱词可以概括，却实实在在地写在她的人生轨迹里。
当年那个被父亲引着走进京剧世界的小女孩，后来经历了成名、被误解、丧夫、再婚、复出、授业，走到如今，她的名字已经与“铁梅”紧紧相连，也与荀派京剧紧紧相连。她把自己的一生，确确实实押在了戏曲这条路上，从少年到白头，始终没有离开这一方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