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鲤灯舞的光亮，陪叔祖走过战火与衰老|边地浮生
发布时间：2026-02-12 18:44:39 浏览量：1
“边地浮生”系列
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昆仑山的采玉人到湘江畔的绣娘，从北疆与金雕共生的驯鹰人、背鹿角的人到海南终生漂泊的疍家渔民——这些故事是传统手工艺匠人、小众从业者与特殊族群共同编织的生存史诗。他们用双手对抗时间的消逝，以智慧延续文化的血脉，却在现代化浪潮中经历着坚守与妥协、消逝与重生。
通过系列走访，作者记录下那些被折叠的职业记忆、鲜为人知的生活形态，以及少数族群独特的生存哲学，为时代留下鲜活的文化切片，也叩问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可能。
所有的故事，都始于一条用灯火勾勒的鱼。
在莆田，鱼意味着丰收、富足与生生不息，而九鲤灯舞，便是人们向天地献上的一场关于光的幻梦。
对于我的朋友陈凡平而言，关乎鱼灯的记忆很复杂。他3岁多开始接触鱼灯，2025年，陈凡平过完38岁生日，是位已有多年“工龄”的做灯人。他记得，幼时，爷爷用粗糙的双手将他扶上肩头，引着他第一次触碰错综交叠的灯骨。后来，叔祖在灯下，一笔一画为他描摹“九鲤”的图谱，讲述何谓“龙门”。还有好多个夜晚，九鲤灯舞起，街巷里人影如鱼群游弋，灯火蜿蜒如河……
那一条条璀璨的光之鱼，曾流淌过战乱、贫瘠和变迁，也点亮着一代代执灯者们的悲与欢。
以下由陈凡平口述。
据我爷爷回忆，我大概从三岁起就对鱼灯着迷。
我奶奶的小叔，是整个村子里出了名的造灯高手——我唤他“叔祖”。他家院墙的角落里，总倚着几条用细竹扎就的鱼骨，有些蒙着素白的画纸还未上色，有些已经完工。每当爷爷牵着我去叔祖家串门，我总会第一时间挣脱他的手，摇摇晃晃地扑向他院子里最大、最好看的一条鱼灯，任凭谁哄骗拉扯，也不撒手。
懂事后，每年元宵便是我最期待的日子，比大年夜的满桌美食还诱惑。因为那一晚，长长的街巷会汇成一条流动的光河，叔祖领头做的九鲤鱼灯会被彻底点亮，那些朱红、靛蓝、鎏金的鱼儿、游龙和鳌灯被舞灯人高高举起，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摇头摆尾，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竹柄游进夜里。在我眼里，这样的夜，才是整个莆田真正醒来的时刻。
为了营造一场充满光之鱼的夜晚，往往距离节日还有好几个月，家中的长辈们就开始埋首于厅堂廊下做鱼灯。
叔祖这个平日里只会务农、老实巴交的老头儿，因为会做灯，便成为年节前最受欢迎的人。即便叔祖那时已经老了，舞不动沉甸甸的灯架，可一身的气力与念想，全倾注到这做鱼灯的手艺上。
我在书里读到过鱼灯的历史，它们在中国流传已有数百年，各省形态寓意都不同。而莆田独有的九鲤灯舞起源于唐代，在明清时最盛行。九鲤包括龙、鳌、鳜、鲈、鲡、鲤、鲫、花鱼、金鱼，象征着水神，舞灯意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国泰民安。
在叔祖未出生的旧时代，这灯舞十二载一轮回，只在龙年的元宵节可得一见。若是当地发生重大旱情、瘟疫或有特殊的庆典事项时，九鲤灯舞才会破例举行。
每年五六月，家家户户便着手预备：进山择竹、描摹画谱，请能工巧匠扎制鱼灯。灯成之日，并不急于舞动。历经试灯后，由请来的道士行法开光，用沾了朱砂的笔墨，为鱼目点睛——鱼灯由此被赋予神魂，由竹纸之形化作通灵之物，俗称“请驾”，舞灯人自那时起，就可执着形态各异的灯盏出巡。
鱼灯阵蜿蜒如游龙，遍访村中每家每户。舞灯人跟随着火把的带领，迎着铜锣鼓镲的节奏，且舞且唱。鱼灯随着莆仙戏的抑扬顿挫起伏转折、明灭闪烁，仿佛真鱼游弋于人间街巷，将福瑞吉祥送入千家万户。
最后一场，是“鱼跃龙门”。九鲤翻腾转阵，汇聚如潮，于高潮处蓦然收束——继而所有鱼灯被恭敬地捧至村口，在一场庄重的火焰中升化归天，这个环节被称作“回宫、化龙”。火光熄灭，余温犹存，一切复归寂静。人们心怀感念，静候下一个龙年。
而叔祖和鱼灯的故事，并不一如现在这样美好，他生在战乱频发的年代，舞一次九鲤灯对他而言，要艰难、神圣得多。他看过很多次的九鲤灯起，夜色被一尾尾璀璨的灵鱼划破，那光影烙在他的眼底，一生未曾熄灭。
叔祖生于1922年，彼时，莆田时局如交错的溪水，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村民大多依旧土里刨食，看天吃饭。叔祖自小便见识过最为隆盛的祈愿——元宵也好，中秋也罢，九鲤灯舞是不可或缺的祈福大事。若是当年风调雨顺，舞灯就是感谢神明庇佑，若是灾年不顺，舞灯则是向上天祈福，求来年的顺遂平安。
那时的莆田乡下，孩童们也没有太多消遣的玩具，跟着大人学做灯，便成为一种不错的娱乐。
我叔祖有两个最好的玩伴——阿炳和阿桶。阿炳出自镇上有名的中医世家，青砖大宅的门庭里总飘着淡淡的草药香。他年纪稍长，性子沉静温和，已有了几分未来小郎中的模样。而阿桶则住在镇子最边缘的窝棚里，母亲早逝，父亲是给人抬轿子的轿夫，家徒四壁。他常年打着赤脚，一身粗布衫裤补丁摞着补丁，皮肤黝黑发亮，像条泥鳅般灵活，又带着野草般的生机与泼辣。叔祖的家境介于他们之间，家里有几亩薄田，饿不着，却也远谈不上宽裕，算是寻常的中农人家。
孩子们不会计较家世的云泥之别，他们最常聚在一起的地方，除了田野溪边，便是镇里会扎灯的人家庭院之内。村里会做灯的人很多，且大多是宗亲，可依旧有水平高低之分。叔祖每每回忆起旧时光，总会反复提到他的几位师傅，虽然他们都早已故去。
古法做灯，以造灯骨为先，这也是最复杂的环节。叔祖的小舅明启，最会“处理”竹子。
他在海边的盐场工作，烈日和海风将他打磨得如同一株坚韧的青松。叔祖说自己一直记得他的模样——眉眼深邃，鼻梁高挺，每一次发力牵拉盐耙或肩扛盐包时，臂膀和脊背的肌肉紧绷似满弓，透着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近乎野性的张扬。若非岁月艰辛，他本该是个惹人注目的俊俏后生。
盐场的劳作单调重复，明启阿舅习惯了与海风潮声为伴，多数时候只是抿着唇，专注着手里的活计。可一旦闲暇下来，他总带着以叔祖为首的一帮孩子们，结伴去山上找竹子做灯。
叔祖说，明启阿舅是个沉默寡言，又很温柔细致的人。他总会不厌其烦地招呼着孩子们，教他们如何挑选竹子：“要找竹节修长的青竹，竹节之间距离越远，越适合做灯骨。”也不时低声提醒：“手莫要放这里，当心刺。”
当地人做鱼灯最喜欢选 “西天尾青竹”，因莆田沿海气候湿润，竹纤维更坚韧，耐潮不易腐，选竹子也讲究时节，霜降后至冬至前的竹子最好，竹内的糖分已转化，不易生虫。处理竹子听上去是件极其简单的事，可实际上分毫马虎不得，得耐心去掉头尾、竹心和毛躁的部分，再将剩下的竹条分解成一个个竹片。
竹子劈好了，真正的学问才从此刻开始。
不同的鱼灯，对骨架的要求截然不同。威严的龙灯需要一气呵成的气势，非四米半长、碗口粗细的整竹不足以支撑其腾跃之姿；而灵动的鲤鱼灯，则需选用更短更宽的竹片，才能拗出圆润饱满的弧线，模拟鱼尾摆动的瞬间。分解好的竹子还需根据本身的干湿程度，投入水中浸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微妙博弈。
叔祖慢条斯理地回忆：“阿舅有泡竹子的秘诀，能很好地把握‘火候’。干一点的竹子要泡一周，湿一点的两三天就够。所以，每半日我们就得去探探它们，用手指捻一捻，感受软硬变化，判断成了没。”
这是一道容错率极低的工序——浸泡不足，韧性未达，弯折时便会应声而裂，前功尽弃；浸泡过头，竹身便会渗出黏滑的汁液，材质也因此酥软报废，再无筋骨。浸泡时还得选一块平整的青石板压竹，避免竹条漂浮，导致吸水不均。
泡好的竹子，才可以进入慢火烤干的阶段。明启小舅也是跟他的爷爷学会了用荔枝木柴火烤竹子，这种果木燃烧温度稳定，能让竹条更易塑形且不易开裂；等到竹条表面微泛焦黄，用指甲轻掐能留下浅痕就成了。
经过水浸软化与火烤定型的竹条，终于褪去凡骨，具备成为灯骨的资格。它们纵横交错，重新被赋予成鱼、龙、鳌的形态。每一处关节的连接，都需用搓捻成长条的棉花纸细细缠绕，再以纸糊黏合固定。这道工序要求极致精准，倘若有一处骨架弯折失误，或是在捆绑时意外断裂，整个灯架便可能前功尽弃，必须拆解开来，从头开始。
灯架既成，便进入了赋予其血肉与灵魂的阶段——贴纸与绘彩。那时，阿炳总会偷偷从家里的药柜角落，捡些苏木、栀子之类的药材，拿来充当天然的染料。
首先需要用洁白的画纸，小心翼翼地裱糊整个灯骨，形成光洁的底色。随后，依据神兽的尊卑特性，敷染不同的灯身。
在叔祖会做灯的宗亲里，就属胡秀才极其特别。据说他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的应试者，是乡里仅存的几位正经“秀才公”之一。科考废止后，他满腹的“之乎者也”再无用处，只好在族中的旧祠里设塾教书，叔祖的开蒙识字，便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五十多岁的胡秀才人生得清瘦，总穿老式长衫，无论何时都保持着读书人的体面，却也与周围的农耕世界格格不入。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连锄头都握不稳，走在田埂上都怕他让风吹倒了去。族里人都知他迂腐，却又敬他肚里的墨水。
每逢灯节前，便是胡秀才一年中最受尊崇的时候。他的手是拿笔的，扎不了竹骨，裱不了白纸，但那支蘸满了墨与彩的笔，却能给素白的灯胚“点魂”。乡人们会捧着精心扎好的灯架，恭敬地请到他那间满是书卷味的屋里，奉上几条鲜鱼、一袋盐作为酬劳。他便捻着胡须，端详片刻，然后提笔濡墨，凝神静气间，朱红的鳞片、鎏金的云纹、黑龙的怒目便逐一显现，栩栩如生。
叔祖那时已被扎灯的手艺迷住，却独独缺了彩绘的本事。他不敢明着求教，便时常从家里偷偷揣出几块米糕或一条咸鱼，溜到学堂的窗根下，踮着脚看秀才公如何运笔。看得入了神，便忘了形，有时会被秀才发现。胡秀才也不真恼，只是板起面孔，用戒尺敲敲桌面，骂道：“学问之道，在明师正授，偷窥不是君子所为！”叔祖便赶紧将怀里的“贡品”捧上去。秀才瞥一眼，语气便会缓和下来：“嗯……虽非时鲜，倒也知礼。罢了，近前来看吧。”
就这样，叔祖用从厨房顺来的口粮，换来了胡秀才半推半就、旁敲侧击的真传。他那手足以乱真的绘灯本事，竟大半是从这位不会扎骨、只懂笔墨的迂腐秀才那里“偷”来的。
胡秀才笃信神明，还向叔祖传授了许多祖辈传下、不容僭越的规矩。比如鱼灯骨架的捆绑固定，绝不可使用麻绳。他反复嘱咐叔祖：“这灯，最后是要焚化敬奉神明的。麻绳兆头不吉，菩萨会不喜欢。”唯有洁净的棉花纸，才配承载这份与神沟通的虔敬。
叔祖得了胡秀才的真传后，画的鱼灯越发灵动逼真，鳞爪须鳍皆栩栩如生。可他却独独做不好那九鲤灯中最为尊贵，也最需气魄的一条——龙。
屡试不成后，阿炳便拉着叔祖、阿桶一起，提上一壶自家酿的米酒，径直去寻镇子里最老的船工阿庚伯。阿庚伯住在临海的一处矮棚里，是镇上公认做龙灯的头把好手，论起辈分，也算是阿炳家的一位远房表亲。
阿庚伯年逾古稀，脸庞被海风和岁月雕刻得如同老榕树的盘根，布满了深褐色的斑纹与褶子。他总佝偻着背，但那并非衰弱的象征，而是长年与风浪搏击、与橹舵较劲所留下的习惯性姿态。他们三个玩伴，不止一次蹲在老伯家临海的草棚里，痴迷地看着那双布满老茧与皱褶的手，如何将柔韧的竹篾拗成神龙、游鱼的骨架。
阿庚伯说：“妈祖庇佑下出海的渔民，需要这鱼灯指引。”他们这些靠海为生的人，无数次祈求海不扬波、满舱而归；而“九”这个数，是极数，亦是吉数，九鲤巡游，便是将人间最圆满的福气，一路洒遍莆田的街巷。
阿庚伯做的龙灯尤其传神，人们夸赞他的灯时，总带着玄乎的猜想：“兴许是阿伯出海多了，见过真龙呢！”叔祖心里明白，那并非是见过真龙，而是阿庚伯将他一生在海面之上所目睹的惊涛骇浪的磅礴、云开雾散时的壮美，全都凝练进这竹篾与棉纸构筑的形体之中。许多关于“龙族”的灵韵与窍门，叔祖皆是在那河风咸湿的棚子里耳濡目染得来的，阿庚伯甚至还传授了些做其他灯的妙法给叔祖。
龙灯要明黄为底，彰显其九五之尊的帝王之气，龙鳞多以银、黑、红三色描绘，威严肃穆。龙角需用天然竹枝巧妙拗制，龙须来自戏曲所用的长髯，飘逸灵动，不怒自威。莆田传统龙灯几乎不会画四爪，因旧时 “四爪为蟒、五爪为龙”，民间祈愿用三爪龙，既显威严又合民俗。
鳌灯通体则以闪亮的银白为主，背纹绘“八卦图”，凸显其作为水中精怪的神异与力量。至于其他鱼灯，则追求惟妙惟肖，青鱼染青，红鲤绘赤，色彩鲜活逼真即可。
其中，就属龙灯最为耗时，从扎骨到绘彩完成，要二十六七日；鳌灯稍简单些，也需要十五至十八天；最常见的鲤鱼灯，手艺纯熟的匠人十多天便可完成一盏。
若要制成包括龙、鳌、九鲤在内的完整一套灯阵，则需要倾注好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啊，我很小的时候就懂了。”叔祖轻描淡写地下了结论，“没诚心的人，做不出好灯。”
叔祖得了“几位老师”的真传后，做的鱼灯越发精美，好似这门手艺，很早就流淌在血脉里。
阿桶性子急，手不巧，论做灯的少年人里，唯有阿炳是叔祖唯一的“对手”。平日里，他们一同下河摸螺，上树摘果，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可一到做灯的时节，便各自关起门来暗暗使劲，非得在元宵那晚，比出个高下不可。他做的鲤鱼灯轻盈灵动，阿炳做的鲶鱼灯憨猛有力，两人谁也不服谁。
灯成之后，叔祖与阿炳的较量，便转换到了巡游演绎的部分。
正式出灯前，每盏鱼灯的腹部都会被牢牢装上木制手柄，灯内点燃洋油蜡烛，跃动的火光自此被禁锢在纸绢之中，等待着以黑暗为幕布的绽放。舞灯队以手持璀璨“龙珠”的引者为核心，九名舞者各执一盏灯，此外还有手持火把照路、肩扛木质龙门以及吹打锣鼓钹镲的乐手协同——一支完整的队伍，往往需二十余人，皆是本家宗亲。阿炳的叔父、堂哥都擅灯舞。
舞起之时，一切行动皆听锣鼓号令。九尾鱼灯随乐声逡巡游弋，演绎着“嬉游、觅珠、围珠、抢珠、跳龙门”五大经典程式。
“龙门” 以“两根高三米的杉木为柱”，“横梁雕刻‘云纹’，柱底绑红绸” ，舞灯时九盏鱼灯依次从龙门下穿过，且灯身不能触碰龙门柱，象征 “越过难关、迎来顺遂”；旧时龙年 “跳龙门” 时，还会在龙门下放置 “五谷袋”，鱼灯穿过时踢动五谷袋，谷物散落后寓意 “五谷满仓”。
“抢珠”的过程也极为精彩——舞灯人矮身屈膝，让灯架贴近地面，左右腾挪，模拟鱼儿争食的姿态；执龙珠灯的人步伐会忽快忽慢，时而将龙珠举过头顶，时而藏于身后，营造一种九盏鱼灯追逐跟随的态势，旧时的匠人还会在灯柄处装“小风口”，就能更好地控制火光。
那时的舞法，承载着与神明沟通的厚重信仰，严谨而复杂。老辈人相信，唯有动作到位、阵法规范，方能将虔诚的心意与吉祥的寓意完整地奉予神明。少年们的生活虽然清贫，总能在这样热闹的九鲤灯舞中找到乐趣。
若岁月能一直如此缓慢流淌，或许叔祖与阿炳、阿桶的友谊会持续到老。然而，一切的平静在1937年戛然而止。
日军在那一年，开始空袭莆田。包括叔祖在内的少年们，都跟着各自的家人，慌忙弃家逃难，躲进山区，好躲避日军的沿村扫荡。曾经握着画笔、执着竹刀的手，只能紧紧攥着为数不多的口粮和逃命的包裹。
叔祖说，每个深夜里，山风呼啸的时候，他就会失眠，时不时想起家中未做完的鱼灯，想起昔日灯火璀璨的夜晚。那游动的光之鱼，成了战乱年代里，对和平与安宁最深切的念想。
日军占领厦门后，莆田的沿海地带便再无宁日。1939年起，日机的轰炸开始频繁地撕裂莆田县城和涵江镇上空的宁静。巨大的轰鸣声、爆炸声和随之升起的浓烟，成了每隔几天就会发生的日常。叔祖和族人们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无数个奔逃的循环。
每一次村里的警报响起，人们就像受惊的潮水，向山林涌去。大多数人习惯用扁担，一头挑着自家年幼的婴童，另一头则是应急的吃食——一点米、地瓜等等。
叔祖记忆里，在逃亡中第一个倒下的人是阿桶的母亲。那一天，空袭来得突然，他们一家人正随着邻里在一段相对开阔的山路上往山林跑，日军的飞机突然从云层中俯冲下来，机枪子弹飞速扫向人群，人们尖叫着扑向路边的沟壑和田埂。
混乱中，叔祖亲眼看见跑在前面的阿桶母亲踉跄倒地，背篓里还装着尚在襁褓里的婴儿。等众人手忙脚乱把她搀扶起来时，她的半边脸和肩膀已被鲜血染红，大家这才发现她的右耳已经被子弹整个削掉了，可她好像感觉不到痛，只是茫然地看着地上的血迹，然后发疯似的先去确认背篓里的孩子是否安好。
在山林里避难的日子，瞬间就将往日里孩童间争强好胜的意气磨洗得干干净净。叔祖一家仓促出逃，所带口粮有限，时常陷入困顿。阿炳的父亲作为村里的老郎中，此时就成了这临时聚落里的依靠。
很多人都听过他治疗怪症的故事——有人夜里抬了一位急症病人来，抽搐不止，说昨日还正常，今日连正常行走都不行。阿炳父亲把完脉，眉头立马锁成了川字，他唤来所有徒弟依次诊脉，让他们感受这难得一见的脉象。徒弟们一个个屏息凝神，上前搭脉，观瞧，又一个个面露困惑与犹疑地退下。最终他力排众议，开了一剂谁都不敢用的猛药——方子里有鹤草芽、生川乌、斑蝥等剧毒的东西。药灌下去不久，病人上吐下泻，排出许多只长虫，抽搐随即停止，不久便安稳睡去。
自此，阿炳父亲行医的本领和仁心，便广为人知，在乱世中更显珍贵。他们采撷山中草药诊治受伤的乡民，总能收到些应急的口粮作为谢礼。阿炳也总会寻些由头，将自己省下的薯干或是杂粮饼塞到叔祖手里，伴着一句拙劣的解释：“我阿母非要我拿来的，她说你太瘦了。”叔祖不善言辞，只好把谢意埋在心里，想着日后再寻机会报答。当下的大家，除了活着，别无奢求。
而叔祖族亲里那位最重体面的胡秀才，在深山避难所的角落，也时不时给孩子们开课。学生多的时候仅有五六个，课本是一本边角磨损的《千字文》。
无论前一夜的逃亡多么惊惶，只要日头稍好，稍稍安定，他便召集孩子们来习字。没有笔墨，便折了树枝，在平整的沙土地上，一笔一画地书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他写得极慢，极认真，写罢，便让孩子们用手指依样描摹。孩子们书写时，他捻着稀疏的胡须，带着往日塾师特有的抑扬顿挫：“无论世道如何艰险，人不可不识己、不识天地、不辨是非。此乃读书之根本。”
偶尔有敌机凄厉的呼啸从远空掠过，孩子们会吓得猛地缩起脖子，惊恐地望向天空。胡秀才也会停顿，脸色苍白，握紧拳头，但很快，他又会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用树枝敲敲地面，将孩子们的注意力拉回来——授课，或许是他唯一能抓住的、与那个崩塌前的文明世界相连的缆绳。
土铳是当时比较趁手的“武器”，叔祖族亲里的几位青壮年，自发组成一支自卫队，夜色沉下来的时候，便是他们自发巡逻、值守的时辰。叔祖的父亲偶尔也会参加巡逻，夜巡时，几人一组，轮流将一面用于示警的铜锣挂在腰间，依靠对地形了如指掌的优势，穿梭在每一个敌人可能来犯的隘口、桥头、乡路与田埂的黑暗里。夜巡人的手始终按在那面铜锣上，那是一旦发现敌情，便要敲响、惊醒整个村庄的性命攸关之物。
叔祖说，那时，连素来最好脾气的明启小舅也变得暴躁起来。日军来了之后，明启工作的那片海边滩涂成了最危险的地方。日本人视盐为战略物资，把它们叫作“海上白银”，不仅要供应他们的军队，更要掐断当地的民生命脉。他们甚至组织了专门的抢盐队，像鬣狗一样扫荡盐场。
明启小舅和他的盐工兄弟们便开始了一场场隐秘而决绝的抗争——藏盐和毁盐。
每次得到预警，他们会立即推着独轮车，悄无声息地潜入盐田。不敢点任何灯火，唯有借着月光，飞快地将最上等、最干燥的盐坨铲上车，盖上厚厚的、浸过水的草席掩盖气味，然后运往早准备好的隐秘地点——有时是废弃多年的地瓜窖深处，用干草和木板虚掩；有时是偏远的、芦苇比人还高的荒滩，挖坑深埋。
若时间来不及运走，便只能毁盐。叔祖至今记得有人低声描述那时的场景：盐工们赤着脚，站在及踝的卤水里，望着身后那一片他们辛苦结晶出的盐山，抬起铁锹，狠狠地砸向堤坝的水闸口，或者奋力在盐田的田埂上刨开豁口，让海水倒灌进纯净的盐田。盐粒很快会在水中迅速溶解、消失，他们将一整季的心血化为乌有，也绝不让一粒盐去资敌。
几位教他做灯的长辈们，在战事的侵扰下，都仿佛一瞬间变了模样。叔祖同我说：“那时候的记忆，总是混合着鲜血、硝烟和泥土的味道。”活下来，也是一种残酷的幸运。
1940年，庚辰龙年，若无战事，本应是莆田各个乡村大闹“九鲤灯舞”的盛大年份。然而，战乱之下，村庄十室九空，人们只能龟缩在山坳里，恐惧着不知何时会来的扫荡。
那一年年初，阿炳家里收到消息——老船工阿庚伯被炸死在海里了。
战争来临，阿庚伯最熟悉的宁海桥成了要道，也成了死地。渔民、小贩、农民，都成了天然的情报员，是当地国军的“眼睛”和“耳朵”。日军的据点设在桥另一头，时不时有巡逻队和冷枪。但河两岸的消息、紧缺的药品盐巴、甚至重要的人，都需要有人来渡，这让阿庚伯的船变得格外重要，有时是几袋救命的粮食，有时是蜷缩在舱底、面色苍白的地下人员，更多的时候，是他用性命揣回来的、一字千金的口信与纸条。
叔祖他们几个，对老人的逝去无可奈何：“他做的龙灯，像真龙下凡一样，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阿庚伯的死讯传来没多久后，明启小舅也没了。他所在的盐场，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成了焦土，几乎没有盐工成功出逃。
胡秀才虽侥幸活下来，精神却日渐溃败——他本就是个将毕生信念寄托于斯文礼乐、脆弱又守旧的文人，在一次轰炸中，他亲眼看到了自己平常最喜欢的学生——那个背书最快的孩子，安静地躺在尘土之中，半张脸还干净着，另半张脸只剩一片赤红色血肉。胡秀才没再像之前一样哭喊，只是喉咙里发出一种既不是哭也不是笑的“咯咯”声。从那天起，他再没讲过学。
腊月刚过，胡秀才在族亲面前反复掰着手指，喃喃算出即将到来的元宵节时，忽然对惶惑的族人们挥舞着手臂，凄厉而癫狂反复喊着：“灯！元宵要舞九鲤灯！礼不可废，神明在看！倭寇恶鬼……需以九鲤之光驱之！”
大人们都说胡秀才是彻底疯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舞灯？
可少年们却突然有了各自的思量。阿桶把叔祖、阿炳和另外几个玩伴召集起来，满腔都是恨意：“我阿妈的耳朵不能白掉，阿庚伯和明启叔、还有那么多人的血更不能白流。胡先生……也不能白疯。”
阿炳一向老实、冷静，此时也应了一句：“今年是龙年，真龙要翻身，不再声响。他们越想毁了我们的日子，我们越要过得像以前一样！”
叔祖也不曾怕过，他想念小舅，也替自己的师傅们不平：“这也许是胡秀才的最后一个愿望了。”
于是，少年们便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物尽其用——他们砍来新生的绿竹，虽不如青竹柔韧，也能凑合一番；剥下树皮，采来茜草、栀子，再反复捶捣，便能榨出朱红与明黄的汁水做墨；秀才逃难时不忘揣着家里的好笔墨，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最为金贵的洋油蜡烛，是从各家凑来的，每一滴都需省着用……
元宵月夜，少年们组成了一支极其简陋的舞灯队，趁夜色，在山林深处聚集。没有喧天的锣鼓，只有压低声音的吟唱和小心翼翼地舞动。叔祖回忆起那一晚，神采飞扬起来：“鬼子都懒得很，夜里的山谷，只有我们和重新亮起的九鲤灯。”
九盏灯虽然粗糙，舞步却一点都不敷衍，曾经最传统的程式——“跳龙门”，被庄重而谨慎地完成，少年们有着统一的心愿：鱼跃龙门，山河重整。那一夜，被叔祖请来的胡秀才看完了舞灯，心满意足，终于安静了下来。
可这场隐秘的祈福，并未立即让他们如愿。不久后，日军对山区开始清剿，他们又开始了一次次的奔逃。后来，日本人消停了一阵子，村里来了几支军队，帮着老百姓重建了一些宅子。阿炳和他的父亲，也跟着部队走了，那里缺少军医，而他们父子刚好补上。临行前，阿炳将自己过去学到的所有关于灯舞的图谱、口诀、阵法变换的细节，毫无保留地口授给了叔祖。
在那血色岁月里，叔祖再也没见过阿炳。
过了一年，阿桶也背起行囊投了军，声称“要杀几个鬼子报仇”。叔祖没有像之前一样手足无措，战乱年代，他已看惯了生死离别。
1942年起，有人多次观察到日军的飞机低空飞过莆田城区、涵江、江口、黄石等地上空，投下不明物体。不久之后，这些地方的老鼠开始大量异常死亡，随后镇子里就开始有人发烧，淋巴结肿得如鸡蛋大，皮肤出现骇人的黑斑。疯了的胡秀才没能躲过鼠疫，最后死在了镇外一座废弃的破庙里。
1945年，是叔祖最喜欢的年份。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整个莆田仿佛都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憋了多年的浊气。警报声从此绝迹，天空不再有狰狞的铁鸟轰鸣，海岸边也看不见异族的军舰。那持续多年的、浸透着鲜血、硝烟与恐惧的日常，终于像退潮般狼狈撤去，留下满目疮痍，却也有一份劫后余生的、颤抖的安宁。
那一年的中秋，叔祖和当年幸存下来的伙伴们自发地凑在了一起。中秋之夜，一支九鲤灯队，再次游弋在久违的街巷上。锣鼓敲得震天响，仿佛要把这些年缺席的声响都补回来；鞭炮肆意炸裂，像是在为每一个逝去的魂灵送行。
灯火蜿蜒流淌过断壁残垣，也流过刚刚开始清理的街道，光影映在每一张仰起的、带泪的笑脸上。叔祖说，那一刻，他感觉那条中断了的光之河，又重新开始流动了。
战争的伤痕需要时间平复，在这片渐渐复苏的平静里，叔祖娶了同村一位性情温婉的姑娘。两个历经动荡的年轻人，决定携手共度接下来平凡岁月。妻子知道他心里装着那门手艺，虽不十分理解那竹条纸片间的执着，却为他留出院子一角，收拾做灯后留下的狼藉。
1946年，叔祖的长子出生，又过了一年，女儿也来到这个世界。生活虽然依旧贫困，却终于让他得以在相对宁静、儿女绕膝的环境中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
1949年后，百废待兴。叔祖和他的兄弟们也曾在元宵节里，将那蒙尘已久的九鲤灯灯架重新请出来，凑上几个人，潦草地舞过那么几回。一切都围绕着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曾经神圣庄重的仪式，早已褪去祈福问卜的神秘色彩，也无人再奢谈什么“鲤鱼化龙”的祥瑞。在大家眼里，它至多算是一项有点特别的娱乐消遣，是劳作一年后，一点聊胜于无的、带着些许旧年味道的助兴节目。
1966年，随着那场浩劫的风暴席卷而来，一切“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都成了必须被打倒砸烂的对象。九鲤灯舞很快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没人再敢提，更没人敢舞。
外面“破四旧”的口号声震天响，那曾赋予叔祖无上荣光、连接着神性与乡情的技艺，一夜之间成了需要彻底割除的“毒瘤”。叔祖被迫给自己戴上一副麻木顺从的面具，绝口不提任何与“灯”有关的字眼，手艺活在他的血液里，他却要假装它从未流淌过。
彼时，叔祖家那几亩薄田和略有余粮的光景，成了需要“再审查”的证据。还有人“举报”他师从胡秀才这种“旧时代残余”，且精通那套被视为“封建迷信”象征的扎灯手艺。几项“罪名”叠加，叔祖便成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目标。
很快，叔祖被羁押，被要求“交代问题”，可就当他有了向死的决心时，又突然被放了——从部队回来的阿桶亲自接他回家，并做了他的担保人。到家后的叔祖才敢开口说话，千言万语却堵在胸口。阿桶却只是摆摆手：“没事了，阿炳没回来，可我以后都在。”
作为从战场上下来、带伤复员返乡的党员，又是“贫农”出身，阿桶的身份成了叔祖这一家“中农”的“护身符”，让他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叔祖不想惹事，依旧夹起尾巴做人。整整十载春秋，他最好的年华，在这漫长的沉寂与压抑中悄然而逝。
直到浩劫结束，几乎被一代人遗忘的九鲤灯，才终于又被重新点亮，开始了它艰难而缓慢的重生之路。
可叔祖的一儿一女，并未成为他期待的传灯人。那璀璨的鱼灯，在他们的记忆里，并非连接着神圣的祈愿或狂欢的夜晚，更多是父亲在昏暗油灯下沉默劳作的侧影，以及那些与“旧风俗”隐隐挂钩、时而带来麻烦的复杂标签。
叔祖的一双儿女像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最羡慕的是那些能被招进镇上初具规模的农机厂、橡胶厂的人，那是“工人老大哥”的荣耀；再不济，也是跟着生产队搞副业，或者学着跑点小运输、做点木工泥瓦匠，那都是能计工分、见现钱的手艺。时代的口号和潮流，指向的是“生产建设”与“破旧立新”。叔祖那套烦琐的、寄托着神灵与旧梦的扎灯技艺，在他们看来，既不能快速换来粮食和布票，又隐约与某些需要“划清界限”的东西沾边，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不务正业”。
小女儿后来嫁了人，搬去邻村，和叔祖本没有多少相处的时间。儿子成了一名司机，跑车路途遥远，长期不在家中。叔祖和他们好像形成了一种默契，他极少再试图将那份沉重的热爱与技艺强加给显然志不在此的下一代。
岁月毫不留情地压弯了叔祖的脊背，风湿使他的手指僵硬颤抖，独自搬运一根长竹都成为艰难的挑战。重要的年节前，当那套大型灯组必须维护或赶制、而他实在无力独立完成时，他才会用商量的甚至带着些微歉意的口气，向早已成家、各有忙碌的儿女开口。
儿子有力气，能帮他搬运、固定粗重的框架，但手法粗糙，只求快和稳，对弧度是否优美、骨架是否灵巧毫无感觉。女儿细心些，能帮着递工具、剪剪纸，或者按照他指点的数字编号，把绘好的鳞片贴到对应的位置，像完成一道陌生的工序。他们干活时，很少问“为什么”，只是执行“怎么做”，屋里就剩下竹篾摩擦声和简单的指令交谈。活计一完，他们便又匆匆收拾行囊，返回那个属于他们的、忙碌而现实的世界。院子里重归寂静，只剩下叔祖和他那些尚未被点亮的、沉默的鱼龙。
他曾对我说：“我的孩子们没看过我们小时候那条街巷被鱼灯照成河的样子。他们只看到这东西差点惹祸，后来又赚不来钱。手艺要传下去，光靠血脉不够，还得靠……缘分。”
1989年，叔组的背佝偻得厉害，手也因风湿而时常疼痛，他总跟我爷爷絮叨：“再过两年我七十，也该走了。”
那年冬天，阿桶离世，得知消息后，叔祖坐在窗前沉默了很久，然后缓缓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向堆放着竹材的角落。他翻找出最好的青竹片，点上暖炉，烘烤着僵硬的手指，然后以一种近乎固执的缓慢，开始扎灯骨。每一道工序对他来说都极度耗力，不得不做做停停。这一盏灯，是一位行至生命黄昏的老人，为他仅剩的童年伙伴，所做的最后一程陪伴。
叔祖对我爷爷说：“阿桶和我们不一样，他喜欢胖胖的鲤鱼。”当最后一笔鳞片被仔细绘好，红鲤灯在昏暗的屋里散发出柔和光辉。叔祖用尽全身力气在院子里点起火盆，将这尾鲤鱼捎给了另一个世界的好友。那是叔祖的收官之作，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亲自上手点亮任何一盏鱼灯。
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门做灯的手艺，绝不能断。
爷爷是理解叔祖那份深藏的遗憾的。他亲眼见过叔祖在无人打扰的午后，对着未完成的龙灯骨架出神，那目光里的热切与寂寞激烈交织。他也听过叔祖在儿女匆匆帮忙后又匆匆离去时，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那份毕生所爱无人接续的落寞，如同灯熄后的青烟，萦绕在老人的晚景里。
或许正是因着这份不忍，爷爷才总是有意无意地牵着年幼的我往叔祖的小院里去。他认为，一个孩子纯粹好奇的眼睛，一双笨拙却愿意模仿的小手，哪怕只是绕着灯架跑一跑，摸摸彩纸，问几个天真问题，都能像一小簇火苗，短暂地照亮老人寂静的院落。
因此，当已经年迈的叔祖发现我这个孩童对鱼灯满是兴趣时，便对我爷爷说：“要是我还能活得长久些，迟早可以把这门手艺教给我们的小凡平。”
打我记事起，叔祖的背脊就已经弯成了一道温柔的弧线，但他的眼神在触及竹篾和灯火时，依然亮如星子。我总是钻进叔祖堆满竹屑的小院，不为别的，就想摸那些半成品的灯架，踮脚去够垂下的彩纸。叔祖并不急着教我，只是笑眯眯地任我捣乱，偶尔削下一小段柔软的竹篾，拗个最简单的环，塞进我手里：“拿稳，这就是鱼的眼睛框子。”后来想想，这也算是一种启蒙。
等到90年代中期，我上了小学后，课余时间依然泡在小院。叔祖开始给我分配“任务”——让我把刮好的竹篾按粗细分开，归拢到不同的陶罐里；或者，在他糊纸时，我要用手稳稳地按住纸张的边缘。叔祖偶尔也会说些童言趣语：“手按在这里，不能太轻哦，要像按住一条想溜走的鱼。”
我开始接触做灯最基础的概念：篾的韧性、纸张的纹理、浆糊的厚薄。偶尔，叔祖会让我试着用钝头的小刀刮去竹节上突出的毛刺，第一要求永远是：“手要躲开刀口，眼睛要看准。”在他眼里，安全与耐心，比手艺本身更重要。
升入小学高年级后，我的力量和理解力都增长不少。叔祖开始教我处理竹材的真正起点：如何用特制的篾刀，顺着竹子的纹理将它破开。这是关键的一步，下刀的角度、用力的均匀，决定了竹篾的品相。我的手腕还不够稳，常常劈歪。叔祖会握住我的手背，带我感受那股顺势而下的力道。那时起，在叔祖的严密看护下，我终于被允许靠近那盆用来烤竹定形的炭火。叔祖教我如何观察竹篾表面颜色的微妙变化：“看到泛出蟹壳青，摸上去烫手却不焦，就是好了。”
那些年，我的家人忙于务农，并没有参与和做灯相关的活计，他们也无暇顾及我私下做了什么。他们认为，反正跟着叔祖，我总不会学坏。
2000年，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循着模糊的族谱线索，找到莆田乡下的祠堂。他带着外地口音，却声称自己是阿炳的曾孙。叔祖彼时已年近八旬，见到来客，仿佛时光猛地倒流了几十载。他仔细端详年轻人的眉眼，试图从中找寻故人旧影。
原来，阿炳和父亲当年随军离去，凭着一身精湛的医术与过人的聪慧，后被遴选进入保密单位，自此便如一滴水汇入大海，隐去姓名与踪迹。他为自己的父亲送了终，却遗憾不能在有生之年举家踏入故土，最终在异乡病逝。孙辈按照他的遗言，一路返乡，为先辈的归家之路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2001年，叔祖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好转，我们都说，人逢喜事能冲散病与灾。
扎鱼灯 | 作者供图
那时，我已经上初中，叔祖终于开始教我捆扎灯骨，告诉我如何通过交叉捆绑，让竹篾的连接处既牢固又灵活：“这里要打死结，因为它承重；那里要活络，鱼尾巴才能摆起来。”我也开始学习不同鱼类的骨架结构，画着简单的比例图。叔祖用我做坏了的灯架做教具：“你看，这里多了一根，鱼就笨了；那里少了一根，灯就撑不起肚子。”
这一年，我终于在叔祖的全程指导下，独立扎成了一盏一尺来长的小鲤鱼灯架，虽然比例有些失调，但终究是个完整的“骨架”。
到了高中，我的审美和控笔能力都有了提升。叔祖终于把胡秀才时代传下来的配色口诀背给我听：“龙鳞金，需掺赭石方不轻浮；鲤肚白，稍染淡青乃有水意。”他不再亲手调色，而是口述比例，让我自己试验，直到调出那种“对的味道”。
叔祖的身体越发衰弱，指导更多变成了言语的提点。我开始反复练习制作整套灯舞中的不同灯型，从常见的鲫鱼、花鱼，到复杂的龙、鳌。叔祖常常只是坐在竹椅里看，偶尔给我些指点。到叔祖再也搬不起竹子时，我的手已经能稳稳举起最重的龙灯。有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像个“不合时宜”的旧魂，真的坚持了下来，守在叔祖身旁，一学，就是这么多年。
叔祖对于鱼灯作品极为严格，在他没有认可之前，我这个人和我做的灯都属于“预备役”，是没有资格参与巡游的，只能看着他们表演。直到2003年元宵，叔祖背着手，在我做的一盏鲤鱼灯前端详了许久，然后轻轻点了点头。那一年，巡游的队伍里，终于有了一盏我亲手做的灯。
后来，叔祖越来越老，手抖得连竹筷都握不稳。他只好时常搬一把竹椅，坐在我家院落的阳光里看着我做灯，时光仿佛倒流，只是角色已然互换。他偶尔会出声指点：“那片竹，要压在这一根的上头，才吃得住力。”“如今找不到棉花纸了……这种细塑料绳，捆扎时得换个手法，要死扣，不然要滑脱。”
扎鱼灯 | 作者供图
若是有小孩子好奇前来，叔祖会对他们招招手：“来，阿公告诉你这条鱼该怎么游。”
他的眼睛依然明亮如少年人，仿佛所有的光，都从前尘往事里汇聚而来，落在我手中的竹条与彩纸之上，指引着它们，成为新的游鱼与神龙。
2006年，我还在读高中，叔祖已经八十多岁高龄。
彼时，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如同被潮水带走，纷纷奔赴大城市打工谋生。古老的技艺在现实的生计面前一年比一年难以为继。老辈人围着火盆抽烟，发愁如今连利索的十来个人都凑不齐。
灯舞传了这么多代，向来是男人的事，直到负责组织的阿叔望着名单上寥寥数人叹气。于是，第一个女孩子被她的母亲牵来了。她十七八岁，从小看自己堂哥舞灯，很是喜欢。堂哥去了深圳电子厂后，她便提议，由她接下堂哥原本要执的“鳌”灯。
有了第一个，便有第二个、第三个女孩。起初，她们动作生疏，脚步怯生生的。老辈的师傅们背着手看着，偶尔摇头，却也不再出声反对——无人可用的窘迫，比任何规矩都更有说服力。
变化就这样发生了。舞灯队里，每年都有女儿家的身影。外出赚钱的男人们或许不曾想到，他们空出的位置，正被一群同样热爱这项传统的女孩们稳稳接住，让那盏险些暗下去的鱼灯，得以在新的时代里，继续摇曳生辉。
只是，舞灯这件事，也不可能如最初般纯粹。
我高中毕业后，并没有去读大学，而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了福州，跟着一位木工师傅学艺，节庆、闲暇时间才回家探亲。父亲觉得，有一门手艺会比读书更稳妥些，但叔祖对这件事并不赞同，他从未想过让我以做鱼灯为生，老一辈的人都早已认定，做灯是没办法养家糊口的。叔祖希望我能继续读书，因为他永远记得胡秀才的一句话：“读了书，才会有大出息。”
舞灯 | 作者供图
2008 年，莆田九鲤灯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叔祖那一辈的老人几乎都已经故去。那一年，北京申奥成功的夜里，整个镇子都沸腾在欢庆的喧嚣里。而我，也终于第一次真正走进了舞灯的队伍。灯是叔祖指点着几个叔伯扎的，执灯的九个人，也依旧全是宗亲。我被分派的差事，是举着火把，站在灯队的两侧配合巡游。但仅仅是举着那簇跳动的火焰，走在龙灯与鱼影之间，感受着那份灼热和光亮，我便已经觉得无上光荣。
此后，叔祖会安排我去参加年节的庆典。有次，村里拨下些演出补贴，却被领头的一人昧下，未分给大家。我年轻气盛，愤懑难平。叔祖知晓后，觉得可笑，宽慰我道：“这灯舞了多少代，都没有酬金，只图祈福和热闹，怎么到了你们手上，有吃有喝有穿，反而计较起来了？”
我听不进去，觉得哪怕技艺了得，也求不来彻底的公平，加之那时候在福州学艺也忙到脚不沾地，便赌气撂了挑子，很久都未再碰灯。
2009年年底，叔祖在睡梦中离去，我匆匆从福州赶回村里，跪在他灵前，望着他的遗像，想着他这一世经历的风霜和与鱼灯的缘起缘灭，才突然醒悟了他过往话语的重量。
叔祖走后，我深感责任在肩，只要有空，便会重新拾起竹片与画纸。中秋、元宵等年节再次成了我最期待的日子。我的心境突然变得不同——我认为自己不再仅仅是“叔祖的传人”了，我得想办法让这鱼灯在我手里也能活下去。我渐渐在福州认识了一波莆田的年轻人，开始尝试着组建新的团队。
我的队伍里，近一半成员是女性，表妹阿娟也是其中之一。她原本在莆田的制衣厂做工，手脚麻利，心也细，后来到福州更大的工厂干活，在村子里时，就跟着她的阿爸做过灯。她说：“我舞不了重灯，但可以学扎小灯，做彩绘，后勤也行。”阿娟带来了女孩子特有的耐心和配色灵感，我们尝试在一些小鱼灯上用了更清雅的渐变色彩，年轻人很喜欢。
除了族亲，装修工阿强也和我一样，从小喜欢鱼灯。他在外面做了好几年家装，手上的功夫格外灵巧，还对结构和力学有点心得。他用新的绑材改良了老灯架，既轻便又牢靠，就算是女孩子们举着也省力。我们试验了很久，既怕丢了传统的神韵，又想让舞灯人更轻松，最终做出来的新灯架，重量轻了约四分之一，舞动起来却更灵动飘逸。
我们开始给外地游客表演，参加“非遗”展会。一开始也有老辈人嘀咕：“这成了表演，还是我们的‘九鲤灯’吗？”但当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外地孩子，望着游动的光之鱼眼中发亮，追着问“这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让更多人看见、知道，也是除了祈福之外，做灯人应有的本分。
当然，新的烦恼并不少。排练时间需要协调大家下班后或者周末的空隙；微薄的演出补助如何公平分配；面对商业邀请，如何在保护和传播间取得平衡……这些是叔祖那辈人未曾面对过的课题。
新的问题面前，总有新的解决办法。我向球队学习，也准备了“候补队员”，和认识的老板拉过几次“友情赞助”，至少能帮我们解决材料和服装的成本问题；城市里拥挤，我们没有仓库，场地也有限，平日就只拿木柄练习，并不耽误互相纠正动作；有些传统不能变，我们也坚守着舞灯的底线，拒绝改变舞灯的程式，也不愿意穿商家制作印满广告的衣服，更不会随着喧嚣的流行乐曲舞灯……总之，我慢慢发现，当你极力地想做一件事，就不会找任何借口推脱。
后来，我几乎每年都张罗起小团队参与福州或莆田的节庆活动，执着地按照叔祖传下手艺，举着“龙珠”走在最前列，等锣鼓响起，让灯河流动。
队伍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老手艺人的后代，也有因喜爱而加入的外省年轻人。灯还是那九盏鱼灯，舞的还是那套古朴的程式。但舞灯已不再仅仅是献给神明的祈愿，也是我们这群普通人，一场自觉的奔赴。
2025年，叔祖已走了十六个年头。如今的我，只是生活在福州的一位普通木雕师傅，与“大富大贵”无缘，日子像刨花般，平实而细碎地堆积着。唯一让我觉得自己有些不同的，是这些年来，舞灯这件事被我像钉榫头一样，稳稳地坚持了下来。
队伍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阿娟很早就嫁到邻市，如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生活的重心被奶粉、尿布和功课填满，那双曾灵巧贴鳞片的手再难抽出时间握住灯柄练习。阿强到底是有魄力的人，早就不满足于在福州做装修，他几年前南下深圳，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朋友圈里是陌生的高楼与酒局，那盏我们一同琢磨过的改良鳌灯，不知是否还在他某个仓库的角落蒙尘。
现在随我舞灯的，多是散落在福州及周边的莆田老乡与远房族亲。我们在同乡的院子里排练，怕扰民，就用方言喊着鼓点……令我惊喜的是，队伍里也有了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总有还在读书的大学生，从非遗社团或纪录片里找来。他们学舞步有些笨拙，但听得认真，问得仔细，那些古老的程式和寓意在我口中复述时，我觉得我终于有了几分当年叔祖教我时的模样。
在老家莆田的村子里，也还有那么一拨人像我一样，在年头节尾，固执地让竹骨纸魄的鱼龙重新游弋起来。我们或许并不熟络，却共享着同一套古老的口诀和同样的月光。想到这里，那份源于叔祖、曾一度沉重无比的孤独感，便悄然稀释了。
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叔祖往生后的第一个元宵夜，我梦到了他。在梦里，他给我做了一盏最繁复华丽的龙灯，我像小时候一样，把灯死死抱在怀里，试着听竹节的呼吸。他拉我坐在院落的门槛上，我们抬头即是一条璀璨的灯火之河，一条条光之鱼摇曳着游过他的瞳孔，再也没熄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