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舞厅血案

发布时间：2026-03-06 22:37:08  浏览量：1

民国二十三年的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上梧桐叶子遮天蔽日，白天看着还算清静，一入夜就热闹起来。百乐门舞厅的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那些有钱的老板、洋行的买办、还有租界里的各色人等，就从四面八方的弄堂里钻出来，往那灯红酒绿的地方涌。

孙鸿发开的丝厂在闸北，手下养着三四百号工人，在生意场上也算个人物。他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有幢小洋房，太太是苏州人，生了三个女儿，这些年不大管他。孙鸿发今年四十五岁，肚腩起来了，头发却还乌黑，每天往头发上抹一层发蜡，梳得一丝不乱，去百乐门跳舞。

他看上的是舞厅里一个叫阿珍的舞女。

阿珍二十二岁，浙江诸暨人，来上海三年了。她长得不算顶漂亮，但胜在眉眼间有一股子鲜活气儿，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眼波流转间自有一股媚态。孙鸿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个应酬的局上，朋友请客，叫了几个舞女作陪。阿珍那天穿了件月白缎子的旗袍，襟上别一朵栀子花，坐在那里不大说话，只偶尔抿嘴一笑。孙鸿发那一晚跳舞跳得心不在焉，眼睛总往她身上瞟。

后来他就常去百乐门，每次去必点阿珍的台。跳完舞请她吃夜宵，先是大世界的汤圆，后来是老半斋的刀鱼面，再后来就是国际饭店的西餐了。阿珍也不推辞，笑着跟他去，但别的什么话也不多说。孙鸿发送过几回东西，一对银镯子，一瓶香水，阿珍都收了，谢了，但也就这样了。

孙鸿发心里痒得难受。他在生意场上混了二十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花点钱，总能摆平。可阿珍这样子，倒叫他摸不着深浅。

后来他托人打听，才知道阿珍是有丈夫的。她男人叫阿祥，在法租界拉黄包车，是个老实人，夫妻俩租住在吕班路一条弄堂的亭子间里。阿珍出来做舞女，是为了贴补家用。阿祥起初不肯，但架不住日子艰难，也就默许了。

孙鸿发听到这消息，心里反倒定了。有丈夫不要紧，有丈夫才好谈价钱。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孙鸿发找到阿祥拉车常歇脚的那个路口。阿祥正坐在车把上等客，见一个穿长衫的胖子走过来，还以为是客人，忙站起来招呼。孙鸿发摆摆手，说我不是坐车的，找你谈点事。

阿祥愣了愣，跟着他走到旁边一条僻静的弄堂里。孙鸿发开门见山：你老婆在百乐门跳舞，我常去捧她的场。我很喜欢你老婆，想跟她处处朋友。你要是肯让一让，我愿意出三百块大洋。

阿祥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三百块大洋，他拉一辈子黄包车也攒不出来。他攥着车把的手指节发白，喉咙里像卡着什么东西，想骂人，又骂不出来。末了他闷声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得问她。

孙鸿发笑着拍拍他肩膀：你回去商量商量，想好了到百乐门找我，就说找孙老板。说完塞给他五块大洋，说是请他喝茶的，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阿祥回到亭子间，阿珍正坐在窗前补衣裳。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侧影，脖颈弯出一道柔和的弧线。阿祥看了她一眼，又把眼睛挪开，闷头坐在床沿上。

阿珍问他怎么了，他不吭声。问急了，他才把下午的事说了。说完又补了一句：我没答应他。

阿珍手里的针停了停，半晌没说话。后来她把衣裳放下，走到他身边坐下，靠着他肩膀，轻声说：三百块呢，够你还清那笔债，还能攒点本钱做个小买卖。

阿祥猛地抬起头：你这话什么意思？

阿珍没看他，眼睛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井，说：我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着，咱们这样苦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阿祥不说话了。他想起自己欠车行那八十块大洋的押金，每个月利息滚着利息，永远还不清。想起阿珍那双本该绣花的手，如今天天在舞厅里被人攥着，陪笑脸，陪跳舞，陪那些油腻腻的男人喝酒。想起冬天最冷的时候，亭子间里生不起炉子，两个人挤在一床薄被子里，她把他的脚捂在怀里暖着。

他忽然就软了。

又过了几天，阿祥去百乐门找孙鸿发。孙鸿发正在三楼吃茶，见他来了，笑着招呼他坐下，让茶房沏了一壶龙井。阿祥拘谨地坐在沙发边上，屁股只沾了半个边，手心攥着裤缝，全是汗。

孙鸿发也不急，慢悠悠地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闲话。末了阿祥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孙老板，那个事……我跟她说了。

孙鸿发眼睛亮了亮：她怎么说？

阿祥喉咙动了一下：她说……她听我的。

孙鸿发哈哈大笑，拍着阿祥的肩膀说：好，好！你放心，我孙某人说话算话，三百块大洋，一分不少。这样，后天晚上，我在老正兴摆一桌，请你两口子吃饭，咱们先认识认识。至于那个……慢慢来，慢慢来。

阿祥木木地点了点头。

吃饭那晚阿珍没去。她说身上不自在，在家歇着。孙鸿发也不恼，跟阿祥两个人吃了一桌菜，喝了两壶酒，临走时塞给他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五十块大洋，说是定金。阿祥捏着那包钱，手都在抖。

接下来几天，阿祥像丢了魂似的。他照常出车，照常拉客，但常常拉着拉着就走错了路，客人骂他也不听见。晚上回到亭子间，阿珍还是那样坐着补衣裳，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有天夜里他睡不着，听见阿珍在抽抽噎噎地哭，把脸埋在枕头里，哭得压抑又委屈。他想伸手去拍拍她，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翻个身假装睡着了。

到了约定那天，阿祥对阿珍说：晚上我出去，去王家码头那边拉夜车。你……你在家等他。说完就出门了，没敢回头看。

阿珍一个人坐在亭子间里，看着窗外一点点暗下去。她把那件月白缎子的旗袍翻出来穿上，又对着那面巴掌大的镜子，把头发抿了又抿，抹了一点口红。镜子里的人陌生得很，她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孙鸿发那天下午本来打算早点出门，去霞飞路买一盒巧克力带上，再做个体面样子。刚换好衣裳要出门，电话响了，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个董事，约他晚上去一品香吃饭，说有要紧事商量，事关明年丝厂的订单。孙鸿发推辞了几句，那边却不依不饶，说是法国总领事也要来，不去不给面子。

孙鸿发心里急得像火烧，却也没法子。一品香的饭局吃到九点多，他又被拉着去逸园跑狗场，陪着几位洋人赌了几轮，出来时已经快十一点了。他叫了辆祥生出租汽车，催着司机往吕班路开。

吕班路那条弄堂窄得很，汽车进不去，他在弄堂口下了车，摸黑往里走。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几户人家窗子里还透着光。他找到阿珍住的那幢房子，推开虚掩的后门，顺着木楼梯往上爬。楼梯咯吱咯吱响，他心里也跟着一跳一跳的。

亭子间的门虚掩着，里面有光。他推门进去，喊了一声：阿珍？

没人应。

他往里走了两步，看清了屋里的情形，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

阿珍倒在床边的地上，脸朝上，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微微张着，脖子那里一滩黑红的血，已经凝固了。她身上还穿着那件月白缎子的旗袍，但已经皱成一团，被血浸透了大半。她的头还在，却歪在一边，像是被什么钝器砸过。

孙鸿发两腿发软，扶着墙才没倒下去。他想喊，喉咙里却发不出声。他想跑，腿却不听使唤。不知过了多久，他猛地转身，踉踉跄跄冲下楼，跌跌撞撞跑出弄堂，拦了一辆黄包车，说了句金神父路，就瘫在车上，一路上止不住地发抖。

回到家他灌了半瓶白兰地，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阿祥回来了。他在王家码头那边拉了一夜车，一个客人也没拉到，天亮时才往回走。他故意走得很慢，想在弄堂口耗到中午再上去，但两条腿不知不觉就把他带回了那幢楼。

楼梯还是咯吱咯吱响。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推开门。

他看见了阿珍。

后来的事，是巡捕房的人说的。阿祥在门口站了多久没人知道，等邻居听见嚎叫声跑上来，他已经瘫坐在门口，浑身发抖，脸白得像纸，嘴里反反复复只会说一句话：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

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很快来了。带队的探长姓金，在法租界干了二十年，什么案子都见过。他让人把尸体抬走，又叫人把阿祥带回去问话。阿祥起初什么都不说，只反复念叨那句话。金探长也不急，让人给他倒了杯热水，等他慢慢缓过来。

到了下午，阿祥把前因后果说了。金探长听完，皱着眉头问：那个姓孙的后来去了没有？阿祥说不知道，他一夜没回来。金探长让人去找孙鸿发。

孙鸿发在家里躺了一天一夜，见巡捕房的人上门，反倒松了口气。他知道躲不过，老老实实把那天晚上的经过说了一遍。金探长听他说完，问：你到的时候，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孙鸿发想了想，说虚掩着。屋里有没有被翻过的痕迹？孙鸿发说没注意，只看了一眼尸体就跑了。

金探长点点头，让人把孙鸿发也带回去，暂时不许离沪。

案子查了几天，没有头绪。弄堂里住的人杂，有拉车的，有做小买卖的，有在工厂做工的，谁也说不清那天晚上有没有见过可疑的人。阿祥天天被问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些，问得他整个人都木了。

金探长觉得这事蹊跷。孙鸿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杀人不像，他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必要。阿祥更不像，他要是想杀人，何必费劲去约孙鸿发？那天晚上他确实在王家码头那边，有拉夜车的同行作证。

那会是谁？

又过了几天，金探长在弄堂里转悠的时候，听见几个老太太在墙角说话。他耳朵尖，听她们提到什么“叫夜的”。他停下脚步，凑过去问：几位阿婆，你们刚才说什么叫夜的？

一个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认出是巡捕房的，便说：嗐，就是那个讨饭的，以前天天晚上在弄堂里走，一边走一边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见了。

金探长心里一动：什么样的人？

就是那种叫花子，不知道从哪来的，在弄堂里住了好几个月，后来有一天就不见了。

金探长又问了些细节，心里大概有了数。他让人去打听那个叫花子的下落，又安排人守在那条弄堂里，等着。

过了两天，一个巡捕来报，说在徐家汇那边看见一个讨饭的，长相跟阿婆们说的差不多。金探长说先别惊动他，让他再晃两天。

那天夜里，月亮很好。弄堂里静静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一个黑影从弄堂口走进来，手里拄着根棍子，走得很慢。他走到阿珍住的那幢楼附近，忽然停住了。

弄堂拐角处，有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响起来：还我命来……

黑影猛地一抖，站在原地不敢动。

那声音又响起来，飘飘忽忽的：还我命来……

黑影手里的棍子掉了，他转身想跑，却看见巷子两头都有人堵着。他腿一软，跪在地上，嘴里乱喊：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金探长从暗处走出来，蹲在他面前，说：不是你杀的，你跑什么？

那叫花子浑身筛糠一样抖着，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是她……是她自己撞上来的……

金探长让人把他带回去，连夜审问。叫花子叫老四，江北人，逃荒到上海，在弄堂里住了几个月，白天讨饭，晚上帮人巡夜，混口饭吃。

那天晚上，他照例在弄堂里走，走到阿珍那幢楼底下，听见楼上有动静。他探头看了一眼，见亭子间的门开着，里面亮着灯。他心想是不是可以上去讨口热水喝，就顺着楼梯上去了。

推开门，他看见一个女人穿着月白旗袍，站在窗边。那女人听见动静转过身来，看见他，吓了一跳，刚要喊，他不知哪来的胆子，冲上去捂她的嘴。两人扭打起来，他顺手摸到桌上一个铜制的烛台，劈头盖脸砸下去，砸了几下，那女人就不动了。

他看见血，才慌了。他本想跑，又想起这女人是舞厅的舞女，听说都有钱，便在屋里翻了一遍。翻出几块大洋，还有一对银镯子。他把东西揣进怀里，又看了那女人一眼，转身就跑。跑到楼下，他想起那铜烛台还在手里，随手扔进了弄堂口的阴沟里。

金探长让人去阴沟里捞，果然捞出一个铜烛台，上面还带着干涸的血迹。

案子破了。老四判了死刑，秋后问斩。孙鸿发关了三个月，花了五千块大洋打点上下，总算脱了干系，但丝厂的生意受了影响，租界里的洋人也不大愿意跟他来往了。阿祥被判了两个月，罪名是卖奸，出来后人已经废了，拉不动车，天天坐在弄堂口发呆，后来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

金探长结案那天，在巡捕房里坐了许久。有人问他这案子有什么稀奇，他摇摇头说：没什么稀奇，就是穷人想发财，富人想玩女人，叫花子想偷东西，撞在一块儿，就出了人命。这种事上海滩天天都有，有什么稀奇的。

说完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法租界的街景。梧桐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街对面的咖啡馆里飘出爵士乐的声音，几个穿西装的洋人推门进去，笑声隐约传来。远处百乐门的霓虹灯还没亮，但再过一两个钟头，那里又会是衣香鬓影，灯红酒绿。

他想说什么，终究什么也没说，只叹了口气。

后来有人把这事写成新闻，登在小报上，题目叫《舞女血案》。豆腐干大的一块，夹杂在花边新闻和寻人启事之间，翻过也就翻过了。过了一两个月，再没人提起。

只有那条弄堂里的老人们，有时夏天的夜晚坐在门口乘凉，还会说起这件事。说着说着就有人叹一句：作孽啊，那女人长得蛮好看的。另一个人就说：好看有什么用，命薄。第三个接一句：都是命。

月亮升起来，照在弄堂的青石板上，照着那些慢慢老去的脸庞。夜风吹过，带来远处舞厅的音乐，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

就像那个死去的女人，她的故事也断在了这里，没人知道她最后那一刻在想什么。或许什么都没想，只有窗外黑洞洞的天井，和她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