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也像很多帝王一样酷爱乐舞，但是，他能爱而不迷，为什么？

发布时间：2026-03-19 19:33:44  浏览量：2

在我国古代，一些政治家、学者常常以

“礼”和“乐”

来评判、衡量一个国家或某个时代的

“治”与“乱”

。

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体系里，所谓的“礼”，就是礼仪，是国家祭祀、典礼、外交迎宾等大型仪式所需要

遵循的规矩

；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迎送、婚嫁、丧葬等日常活动中，个人所需要恪守的

礼仪和规定。

所谓“乐”，则是指在大型仪式或日常活动中，依据前提设定，根据既定目的要求，而演奏的

与“礼”相对应的音乐。

古代乐舞（剧照）

“乐”是“礼”的一部分

，无“乐”而不能成“礼”。

对于“礼”、“乐”的社会、政治功用及意义，《乐记》中这样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此论，阐释了以乐观礼，以礼观政，乐乱政失的“礼乐观”。后世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大都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认为“

礼乐”是“王道”得失的重要表现。

虽然这种道理是主观的、片面性的，并非真理，但在封建礼教统治人民思想的时代，它被奉为

信条、至理

，亦在情理之中。

博览群书、阅历丰富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直

尊崇儒学、敬重儒生，学用儒家思想

，自然也知晓这一道理。

在写给名儒萧德言的书信中，李世民志得意满地说：“现今，天下安宁无事，我打算’

建礼作乐，偃武修文’

。”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功业已成，应该作“乐”；天下大治，理应制“礼”，这是“偃武修文”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

规范社会习俗，粉饰天下太平

的一种手段。

既然要实施儒家的“王道”，以“文治”治理国家，那就不能忽视“

文治”的重要表现形式：“礼“和“乐”。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六月，在推行“文治”的李世民的亲自主持下，立足于前朝基础的

《大唐雅乐》

修订完成。此举，是唐王朝建立初期，

社会、政治统一的必然产物。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又诏令褚亮、虞世南、魏征等人，根据唐王朝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发展情况，

创制“新的乐章”，即“贞观新乐”。

隋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异、种族的不同、地域的局限等因素，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梁、陈之音”的“

南乐

”和“周、齐之音”的“

北曲

”。

南方乐舞（剧照）

唐王朝一统华夏后，所谓的各种界限、隔阂都没有了。这时，音乐领域就生发了新的发展趋势——

融合南北乐曲，调和吴楚之音与胡戎之声。

作为一代封建英主的唐太宗李世民，顺应时代的潮流，把南北、胡汉音乐融于一炉，创作“贞观新乐”，并赋予其

健康向上

的积极因素，从而促进了大唐歌舞艺术的

发展与繁荣

。

承继帝位之后，立即从“武功”转向“文治”的、雄才大略的李世民，

喜爱乐曲，但不耽于音乐。

而且，他对音乐的社会作用、政治意义，有着自己的

独到见解。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初次欣赏刚制作完成的《大唐雅乐》时，李世民就“

乐”的作用问题

，与群臣进行了

讨论。

御史大夫杜淹说：“南朝的齐国、陈国即将灭亡的时候，曾分别出现了

《伴侣曲》、《玉树后庭花》

这样的令人哀痛、悲伤欲绝的亡国之音。”

御史大夫杜淹（剧照）

杜淹如此说，其目的在于，通过齐国、陈国的有关音乐的往事，告诫唐太宗李世民：“

前代兴亡，实由于乐。”

李世民虽然崇儒，但他并不是把儒家思想一股脑全盘接受。他不但

不认可国家兴亡“由于乐”的观点

，而且从音乐的艺术性质本身去剖析、理解音乐的作用。

他对杜淹及众臣说：“我对音乐的认识，跟杜淹的说法有些不同。‌音乐能怡情养性，能让人兴奋，产生喜悦之感；也会令人沮丧，心生悲伤之情。但是，这

不是音乐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的不同

。”

这时，尚书左丞魏徵插话道：“陛下所说有道理，音乐的作用确实’

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李世民完全赞同魏徵的音乐观。

魏徵的所谓“乐在人和”，是对音乐艺术之社会、政治功用的一种较为深刻的理解，这反映了贞观时期的大唐君臣的思想，具有基本的“

民本论”的特征

。

尚书左丞魏徵（剧照）

在倡导整理、创制音乐歌舞的过程中，李世民始终保持着政治家的清醒，十分注重

乐舞要达到“人和”这一目的。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正月，李世民在玄武门

宴请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

大宴群臣，当然要奏乐、起舞了。就在乐队演奏到

《七德舞》

时，太常卿萧瑀出班奏道：

“今《破阵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至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迫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意图其形状，以写战胜功败之容。”

成王败寇！

刘武周等地方势力早已随着唐朝的建立而败亡，

萧瑀

却还想在歌舞中形容他们被诛遭擒的样子，难免

辱人太甚

。其时，有不少原来的敌方人士，就在宴席之上。

太常卿萧瑀（画像）

主张“乐在人和”的李世民，克服了帝王的

好大喜功的虚荣心理，

没有采纳萧瑀的建议，并情真意切地：“刘武周等人的很多部属，已经是我们大唐的臣僚。如果通过乐舞去描绘、展示他们被擒获时的狼狈形象，

我不忍心，也绝对做不到！

”

萧瑀身为人臣，除了为高高在上的皇帝着想，还打算

褒贬一时的得失荣辱

。他为了宣扬李世民的卓绝功绩，以

讨好李世民

，不惜

羞辱

那些早已死心塌地地为李世民服务的降将。

如果真的按照萧瑀所说去做，重新编制的《破阵乐舞》将会伤了那些曾经追随刘武周、薛举等人的朝臣的感情，会使李世民与他们之间蒙上一层

“不和”的阴影

。这不符合“乐在人和”的原则，是

有百害而无一益

的。

由此看来，李世民身为一国之主，

胸怀全局

，即便是乐舞之事，也能

从大处着眼。

远见卓识的唐太宗李世民（剧照）

综上所述可知，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乐舞的社会、政治效用，并对其有着

较高层次的认知

。这使得贞观年间的乐舞，比之前朝，不仅有了

进一步发展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世民

以“文治”治国的政治精神。

主要参考文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