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号外 赵月枝： 在世界舞台书写故土乡村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6-04-04 21:35:13  浏览量：6

原创 /老庐

访谈者：

卢朝升，河阳乡村研究院研究员

嘉宾：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摄像：

陈建卓，独立视频摄制师

访谈时间：

2026年3月30日上午

访谈地点：

河阳乡村研究院仙都专家工作站

（赵月枝教授近照）

一、乡贤归乡，耕读家风里走出的院士

卢朝升：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丽水一千零一夜》的学术总监，赵月枝院士。赵院士头衔众多，是我们丽水缙云走出去的杰出学者。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河阳乡村研究院仙都专家工作站。赵院士做《县域中国・人民历史》口述史项目已经十多年，知名度很高。这次趁着她清明回乡祭祖，我们特意约了这个临时访谈，请她聊聊自己的学术经历、创办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初衷，还有对《丽水一千零一夜》的指导建议。

赵月枝：

作为河阳乡村研究院及其专家工作站的负责人，今天能来做这个访谈，特别高兴。我对《丽水一千零一夜》非常支持，也为它刚上线就做出10期、反响热烈而惊喜。也感谢所有支持者——大家的支持，对这个项目很重要，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卢朝升：

赵院士现在是大忙人，加拿大、北京、丽水各地跑，大家对您的过往都觉得既神秘又传奇，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您的童年记忆？您出生在什么地方，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出大山的？

赵月枝：

我的故事一点都不神秘，家乡媒体也做过不少报道。我是学新闻的，一方面不想过度宣传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该配合记者，所以也留下了一些故事。前天我刚参加了娘家和婆家的扫墓，慎终追远之际，儿时记忆自然涌上心头。我是一个普通农家女孩，我生长的村庄叫岩山下，后来并村时并入了著名的河阳村。岩山下是个赵姓聚居的村子。河阳是全国第一批重点古村落，名气大得很。现在人家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岩山下，好多人不知道；我说河阳村，人家又问“河阳都姓朱，你怎么姓赵”，总得解释半天，有点尴尬。

但我有个很骄傲的地方：我是在岩山下唯一的“十八间”大院里长大的。现在河阳古民居里的“十八间”是国宝级保护建筑，岩山下这个大院，是我祖上太公仿着河阳建的，保留得还不错。我的父母都是读过书的农民，我从小就受“耕读传家”的传统熏陶。我父亲会写毛笔字，每年春节，家门的斗方上总写着“耕读家风”四个大字。

卢朝升：

河阳跟岩山下离得很近，河阳的“耕读家风”是出了名的打卡点，这种家风的辐射力肯定不只是一个村。

赵月枝：

那当然！实际上，我们岩山下村的底蕴也不浅，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十八间”大院的大门上，写着“淳朴家风”四个大写繁体字，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我影响太大了。

另外，我生长的那个年代，把学校建在农民家门口。我小学最早在村里上，初中、高中都在河阳上。当年上的“五·七”高中，就在现在河阳最著名的马头墙边上。除了传统文化，我也深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当年墙上的许多标语中，有一句至今还指引着我，“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卢朝升：

中国的根在农村，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根脉都在农村。聊完童年，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求学经历？

赵月枝：

我四岁就上了村里的小学，12岁就初二毕业了，那是1977年，上高中需要先推荐后考试。我的上高中机会，是老师和母亲为我争取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想“跳农门”，1979年，两年制高中毕业，同学们都考中专，但我年龄太小没得考，只好考大学理科。但“五·七”高中师资有限，物理化学基本没学好，大学没考上。后来我到镇里的高中复习，又只有文科班还有位置，我只想考中专，根本没有考大学文科的想法，但这是唯一的复习机会，父母也说，反正年龄这么小，生产队干活也公分很低，考不上再读年书也好，于是，就从头开始学高中历史、地理，当然，英语一个字也没学。结果，1980年高考文科考了432分，而浙江省文科430分以上是六个人。我不知道自己排名第几，但至少第六吧。但因为英语没学，报志愿时，有老师说，你英语不好，北大、人大这些学校可能不会要你，报北京广播学院吧，也第一批录取，肯定不会要英语。我就傻乎乎地把北京广播学院填为第一志愿，15岁就上了当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岁大学毕业时，我还很怕跟人打交道。同学们都说，“赵月枝，你这样当记者不合适，赶紧考研吧”。我听了同学的建议，结果一不小心，考上了当年全国新闻专业国家公派留学的唯一名额。这个名额是定向去加拿大。在国内预备两年后，1986年，我到加拿大的西蒙菲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接着读博士。博士毕业后，1997年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当教授，因为家庭还在温哥华，三年后就回我的加拿大母校当教授。2022年，我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不过，从在美国当教授开始，我就一直跟国内学界有联系。

卢朝升：

我们都觉得华人在国外生活不容易，您却能拿到加拿大皇家院士这样的头衔，肯定有很多过人之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国外的学术环境和您的成长经历？

赵月枝：

不久前张雪峰去世引热议，他一直为那些对大学信息了解不多的家长和孩子提供帮助，反映出了寒门学子在文化资本方面的劣势处境，也反映出大家对上学、选专业的焦虑。从报学校的角度，我可以说是步步“吃亏”的一个。高中上的是“五·七”高中；考大学考了浙江省前几名，却上了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出国时去了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而当时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所大学！后来，无论是选研究领域，还是选导师，我总是傻乎乎没有太多心机。找工作也是，老师说“美国加州大学有个工作，你试试看”，我就抱着“nothing to lose”（没什么可失去的）的心态去试，结果就成了。后来，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这个头衔，也是没费周折就这么落到我头上了。入选加拿大皇家院士，就更有意思了。2018年夏天，学校推荐我报，我那时正在缙云办暑期班忙着呢，不想分心准备申报材料，就回复说，我不报。第二年，学校又找我报，我想想，再不报，也辜负学校了，所以就报了，结果一报就成了，而且还成了加拿大皇家学会成立一百多年来第一个从传播学专业申报成功的院士。我的哲学就是：珍惜任何机会，做最好的自己，该你的就是你的，不争不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卢朝升：

您的经历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我们本来以为，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应该是从缙云中学到清华北大，再出国深造，没想到您是“五·七”高中毕业，第一志愿也不是名牌大学。

赵月枝：

是啊，人生道路很长，现在社会机遇很多，失去这个，说不定能得到那个；走不了这条路，也不一定就堵死了其他路，所以我从来不焦虑。我经常跟清华自己的学生说，要珍惜学习机会，但不要太焦虑。我还有句口头禅：“实在不行，跟赵老师去缙云种地，饿不死”。现在太卷，再加上媒体、社会、家庭的影响，大家焦虑不堪。当然，文化资本分配不公，信息不对称的确存在，大家的起跑线也不平等，这都是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不必太在意一次机会的得失。

赵月枝教授和清华学子在一起。

二、为何归来，把论文写在故乡的土地上

卢朝升：

您在加拿大功成名就，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为什么偏偏要回到缙云乡村，还在河阳办起了研究院？就算回来，到丽水学院当个特聘教授也很轻松，为什么要扎根乡村？

赵月枝：

我是在“十八间”大院长大的，虽然知道出去后不一定能回缙云，但与家乡的感情从来没断过。有一年，我回河阳母校，看到教室都塌了，里面长着南瓜，心里特别难受。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兴旺了一段后，就慢慢空心化了，“三农”成了大问题，这是让我心里无法接受的。另外，虽然学位越来越高，但是发现我研究的东西、学的知识，跟家乡越来越远了。我学的是新闻传播理论，而媒体和舆论界，城市中心主义问题比较严重，农民的声音是非常弱小的。我就想，不能总写文章呼吁别人重视吧！既然认为乡村故事没讲好，那就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最后，作为一位人文社科学者，我也有学术层面的思考，在深刻反思西方发展道路后，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也不会走城市消灭乡村的道路，而我们这一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尤其有责任和义务用知识反哺农村。所以，我就回来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也有身边的人笑话我：“你回去能干什么？有本事带2个亿回去。”我说，“我没2亿，说不定缙云也不缺这2亿”，我就认准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干一点是一点”。我在缙云教书的妹夫说得非常好：“做文化是改变土壤。”文化建设不能立竿见影，不可能直接产生多少 GDP。当然，我在缙云的工作得到很多理解和支持，也有人说“赵教授有家乡情怀”，情怀确实有，但驱动我的不只是情怀，我这么做符合我自己的学术理念，基于对西方道路和中国道路的深层思考。

卢朝升：

您是站在全球视角看中国乡村，所以河阳对您来说不只是一个村的发展问题，更是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标本。您不仅把这里当成观察窗口，还亲自入局做事。

赵月枝：

河阳对我来说就是乡土中国的符号，它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作为古村落，代表了中国农耕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所有希望与痛苦。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留在古村落里的人，要承受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纠结，这种痛苦很难想象。所以河阳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乡村如何融合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入世界潮流又不被消灭的问题。

我带着青年学者在河阳做研究，已经出了三篇博士论文，其中一篇是我女儿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去年已经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以河阳、缙云为平台，带领全国甚至国际上的学者思考中国乡村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甚至一起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我的根在缙云，缙云在许多方面，能代表中国农村的普遍状况，所以值得学者来研究。

卢朝升：

您把文化和社科研究比作“改变土壤”，我觉得自己就是土壤里的蚯蚓。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庄稼结出的果子，却忽略了土壤本身的重要性，总问“能产生多少钱”，很难理解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

赵月枝：

确实是这样，现在大家不仅看庄稼，还看流量。但我特别尊重像卢老师您这样，还有项一中、麻松亘这些乡土文化人，你们是真正默默无闻耕耘土壤的人。做文化就是这样，“无用即大用”。我也鼓励其他能给县里带来快速技术改进的同乡、朋友回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文科的讲故事，理工科的搞技术，一起反哺家乡，说不定就能改变城市消灭乡村的宿命，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

三、口述史2.0，为时代留痕，为凡人留声

卢朝升：

您回来已经12年，刚好一个生肖的轮回，这12年主要做了哪些事？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赵月枝：

严格说，12年是从2014年冬天创办河阳乡村研究院开始算的。当时，由于一竿子插到底，我所谓的“平台”，是低得不能再低了。我做自己能做的事，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入手，除了办河阳论坛、“全球到村庄”暑期班，就是启动“口述河阳”项目。我有个比喻：现在中国的学者太脱离农村了，我就带着他们像大闸蟹一样，到原生态的水里涮一下，让他们知道茭白不是水稻，别再韭菜小麦不分。我还搞国际人文交流，把国外的学生带到中国乡村，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的乡村。而口述史是我投入最多、也最看重的。为什么要做口述史？马头墙再能说，也比不上河阳人会说话。河阳古村落作为建筑文物，已经有人研究过了，我作为人文学者，更想记录生活在这里面人的历史。我坚信，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传统与现代碰撞与融合的历史浓缩，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但没想到“口述河阳”越做越大，做了一批河阳人的采访后，我发现整个缙云太有意思了：仙都一带的打岩人、新建一带的养鸭人、壶镇跑锯条的、南乡的烧炭人、全县的婺剧艺人、村书记、创业者……一不小心就从“口述河阳” 做成了“口述缙云”，后来提炼成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县域中国・人民历史》10部口述史丛书。虽然到目前这个项目只出了一本《我在村里当书记》，但是反响很好。河阳那本是最早开始的，当时的采访对象中，很多老人年事已高，10年后，几乎有三分之一已经不在了。项一中老师有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就像秋天收庄稼，下霜前，先把稻子、番薯藤抢收进来，再慢慢整理。这10本书体量很大，涵盖了缙云十里八乡不同区域中的不同行业，记录了不同地方的人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艰难条件下生产生活和生命故事。

（赵月枝教授主编口述史之一《我在村里当书记》）

卢朝升：

这些采访太有价值了，有些行业已经消失了，再不记录，后人就不知道这一代人曾经这样生存过。我也是受您口述史的影响，才启动《丽水一千零一夜》，我有三句话的定位：“为时代留痕、为凡人留声、为来者留鉴”。去年您开年会时，我的想法才清晰起来，2月1号开年会，2月底就推出了第一篇，现在一个多月已经做了10期。目前做得还比较粗糙，理论提升不够，但我有紧迫感，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说不定哪天就不在了，所以必须争分夺秒。想请您从学术高度，给我们这个项目做点指导。

赵月枝：

在《县域中国・人民历史》的总序的最后，我有一句话，希望这个项目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全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都搞一套类似这样的普通人口述历史，中国故事会多么丰富！所以听到您做《丽水一千零一夜》的想法，我特别支持，觉得这个项目是《县域中国・人民历史》的2.0版本。

这个2.0版本有三个突出优点：第一，从缙云县拓展到了丽水市。第二，传播方式更灵活，直播、视频、公众号一起上。第三，“一千零一夜”的说法很有传播力，以短平快的“轻骑兵”的方式集腋成裘，把丽水的好故事都收集起来，虽然计划很宏大，可操作性也很强。我不敢说指导，只提几点想法：

第一，选人要坚持独立的学术判断标准，不受功利因素影响。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要选具有时代性和代表性的人，像文学里的典型形象一样，呈现历史的丰富性。第二，要坚守真实性原则。我们的定位是正面向上的人民历史，通过展现平凡人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来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当然，我们也要尊重受访者的“沉默权”，不能暗示人家说什么，但也要让采访对象明白，一旦说了，就要保证任何细节的真实性。第三，要注重结构性累加。我在《县域中国・人民历史》的总序里说过，“无数散装‘凡人琐事’的结构性累加，便能称出‘人民历史’的重量”。选故事要多样化，比如采访过一类打岩人，就不要再找类似的，避免重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选人要走群众路线，听多方意见，向多方求证。我们不求完美，但求客观公正、全面立体。

卢朝升：

您说得太对了！我们《丽水一千零一夜》的嘉宾，不看是否功成名就，首要标准就是代表性。比如第十期我们采访了一个归国华侨，他是小山村出来的，只有初中文化，不甘心待在山沟沟里，创业九死一生，出国经历了很多挫折，最后日子小康了，就想着回馈家乡和祖国。他讲得特别真实真诚，这样的人就值得我们给他发声的机会。那些产业几个亿的大老板，反而不一定适合，关键是经历的代表性。

赵月枝：

完全赞同！而且我发现，生活比小说精彩多了，很多受访者的经历，是我们编都编不出来的。河阳乡村研究院是个民非公益性学术机构，您做《丽水一千零一夜》也一样，都是抱着对家乡、对历史、对时代、对人民负责的情怀。浙江在中国有特殊性，丽水在浙江又很特殊，这里的人有许多精彩故事。我们只是挑个头，希望更多丽水的文化人站出来，也希望更多志愿者参与进来，让这个项目真正成为大家的项目。

卢朝升：

我退休后研究传统文化就定位“当地、当下”，立足丽水做传统文化相关的事，我做的这些事或许能填补一些空白。而研究历史、熟读经典，最终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我的计划是，二十年完成后再按县域分成《丽水一千零一夜》缙云卷、龙泉卷等等，把这二十年最精彩的人生故事浓缩在书里。

赵月枝：

你这个定位特别好！“当地、当下”正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核心理念。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专家工作站，在丽水是唯一的，在全省可能也是唯一的文科专家工作站。现在你成了工作站的核心工作人员，我们坐在这里对话，特别有意义。

当下这个时代，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进入《县域中国・人民历史》或者《丽水一千零一夜》，都有特别重要的时代代表性，这种机会不是谁都能有的。

卢朝升：

在这个流量裹挟一切的时代，我知道做《丽水一千零一夜》不会有大流量，但没有流量不代表没有价值，这种价值会慢慢呈现。最后想请赵院士，给我们家乡的年轻人说几句期许的话。

赵月枝：

其实我前面也说过不少了。这个时代，世界不和平，大家压力也很大，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而中国是在这个时代应该而且能够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一个国家。年轻人只要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肯定会有机会，也肯定能大有可为，尤其在乡村。如今的乡村，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年轻人应该对自己的家乡有信心。今年是马年，大家都讲龙马精神，但还有一句话也很重要——“放自己一马”，而且要尽量超越个体和眼前的视角看问题。转个方向，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不仅有“比自己昨天更优秀”的追求，而且因为有群体观念、共同体意识，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优秀，不是看你有多少钱、多大名，而是看你有没有成长，有没有为身边的人、为家乡、为国家做一点事。我相信，只要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中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赵月枝教授和作者在仙都专家工作站）

个人简介：

赵月枝，女，1965年出生，浙江缙云人，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86年赴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留学，1989年、1996年分获传播学硕士、博士学位。2004年受聘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2019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也是国际传播学界首位先后获的达拉斯・思迈斯奖与埃德温・贝克奖的女性学者。她深耕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跨文化传播领域，提出“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著有《传播与社会》《维系民主？》等十多部中英文著作，2022年全职回国后，持续推动全球南方传播研究与乡村振兴学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