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数据造假：河南三个县招商数据全是编的，报78亿实际到账1亿

发布时间：2026-04-10 11:33:13  浏览量：1

4月8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一件事：河南漯河市舞阳县，2025年1月到11月上报的省外到位资金是78亿元。记者去核实，当地能拿出真实凭证的，只有1亿多。

有77亿，都是凭空造出来的。

不只是舞阳。郑州管城区上报了一笔9.6亿元的海南企业投资，没有一分钱银行流水，资金分文未到账。商丘柘城县虚报省外到位资金40余亿元。三个地方加在一起，虚报金额超过百亿。

这不是小数目，78亿和1亿之间的差距，小学生都能看出来有问题。那为什么一层一层报上去，居然没人发现？为什么明知是假的，还要报？

舞阳县的造假链条出现，是这样的。正常省商务厅给各市下指标，每年要求引进省外资金增长2%到3%。市里接到指标，再分解到各县区。县区拿到任务，发现完不成，怎么办？编。

编的方式很朴素。找几家本地企业，把它们的经营数据包装成省外投资。企业自己报的数字是40亿，到了官方统计表上变成了58亿。多出来的18亿从哪来？没人说得清。还有一些企业压根不知道自己被投资了，数据是以它们的名义报上去的。

更离谱的是管城区那个9.6亿的项目。一个海南企业投资9.6亿元，按理说这么大的投资，至少应该有合同、有打款记录、有工商变更。结果记者去查，什么都没有。9.6亿就是一个写在表格里的数字，从头到尾只存在于纸面上。

这么明显的造假，上级不核查吗？

河南省商务厅一位副厅长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每年基本上都是2%、3%或更高的增长指标要求，但由于人手不够，对全省的项目难以做到逐一核查。

这就是整条造假链的核心逻辑，上面只管定指标、要数字，下面只管填表格、交作业。中间核实的环节，被默契地跳过了。

舞阳县的问题不是孤例。它暴露的是一种在全国基层普遍存在的考核机制弊病。

先说指标怎么来的。省级部门根据全省发展规划，定出一个总体目标，再按比例分解到各市。市里拿到之后，不会原封不动地往下传，而是加一点，为了确保全市总数能完成，每个县区分到的指标往往比按比例应得的更高。县区拿到之后可能还会继续加码给乡镇。

层层加码的结果是，最终落到基层执行者头上的指标，和当地的实际经济体量之间，可能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一个年财政收入几个亿的县，要完成几十亿的招商引资指标，怎么完成？除了造假，没有第二条路。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基数效应。

第一年虚报了78亿，第二年的指标是在78亿的基础上再增长2%到3%。也就是说，第二年至少要报80亿。78亿都是假的，80亿更不可能是真的。但指标在那里，考核在那里，排名在那里。你不报，就是落后。落后就要被约谈、被通报、被问责。

年年注水，越吹越大。一个谎需要十个谎来圆，十个谎需要一百个谎来圆。到最后，所有人都知道数字是假的，但没有人敢第一个说出来。因为说真话的代价比说假话大得多。

2025年7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了3起典型问题。其中就包括河南省有关部门设置不合理考核指标、基层弄虚作假的情况。

通报同时还点了另外两个，黑龙江绥化市公安局各部门对县级公安机关制定几十个考核细则，部分指标不合理，频繁排名通报；云南省有关部门频繁排名通报，导致地方为完成指标进行统计数据造假。

你看，不光是招商引资。公安系统、发改系统、统计系统，只要有考核排名的地方，就有注水的冲动。

数据造假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有很长的历史，最典型的案例是山东威海。

原威海市委书记孙述涛。在他上任之前，威海的GDP增速在全省各地市中一直排在靠后的位置。2013年，他当书记之后，排名陡升到第7。2015年跃升到第2。2016、2017年保持在第3。

看起来威海经济在孙述涛手下突飞猛进。但2018年他调离威海之后，第二年排名直接回落到第13。

经国家统计局核实，2013年至2017年，威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严重虚报。有企业反映被要求数越大越好，还有企业根本没报过数据，是有关方面以它们的名义填的。

孙述涛多次提高年度经济发展指标，制定脱离当地实际的虚高目标，通过点名批评、加强考核向下传导压力。2024年6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的核心不是一个贪官有多坏。而是一个市委书记想要好看的数字，整个统计系统就能配合他生产出好看的数字。从市到县到企业，所有人都被裹挟进了这台造假机器里。

再看湖南耒阳。当地规划建设了一个百亿级童车产业园，宣传材料里说已有60余家企业入驻投产，正在打造全省的童车小镇。

实际产业园只建成了2栋厂房，入驻的只有1家童车组装企业和4家配套小微企业。2024年全年产值2165万元，税收25.7万元，用工不到100人。但上报的产值是3.47亿元。

2165万和3.47亿之间差了16倍。这不是四舍五入的误差，这是从头到脚的虚构。

还有云南楚雄州双柏县，在2022年到2024年期间，多个部门和乡镇委托中介机构，为284个投资项目累计虚报固定资产投资40余亿元。连中介都用上了，造假已经产业化了。

这些案例横跨山东、河南、湖南、云南，涉及GDP、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产值等不同指标，发生在不同年份、不同层级。

这说明数据造假不是某个地方的偶发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病。

中央对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也一直在治。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专门针对形式主义出台制度规范。规定明确要求：压减考核指标，不层层加码，不搞千分制，不按月度、季度频繁排名通报，不得随意设置一票否决。

同年9月，全国人大修改了《统计法》，围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新增3条、修改21条，加大了对造假行为的法律惩处力度。

2025年，中央层面报表精简57.2%。全年公开通报4批11起形式主义典型问题，带动省市两级通报1500多起。国家统计局直接查处了一批重大统计违纪违法案件，还对相关省级政府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力度不可谓不大。但问题是，治标和治本之间还有距离。

把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减下来了，但以数字论英雄的政绩观还在。一个地方官员的升迁，很大程度上还是看GDP增速、招商成果、固投规模这些量化指标。只要这套评价体系不变，注水的动力就不会消失。

规定了不准层层加码，但怎么确保每一级都执行？省里说增长2%，市里理解成3%，县里再加到5%，每一级加的不多，但累积起来就严重脱离实际了。

造假也不一定被查到，河南商务厅自己说了，人手不够，做不到逐一核查。全省几百个县区、几千个招商项目，靠现有的核查力量，只能抽查。抽不到，就过关了。过了关，假数字就变成了官方统计数据，进了年鉴，成了政绩。

在中国现行的行政体系里，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考核权和人事权。基层的第一责任是对上负责，不是对数据负责。当上级要一个完不成的数字，基层只有造假，或者如实汇报然后承受能力不行的评价。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底线，是因为制度没有给说真话留出空间。

数字越漂亮，仕途越光明。这套激励机制一旦确立，所有理性人都会朝着让数字更好看而用力。至于数字背后有没有真实的经济活动、真实的投资、真实的就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报表上的数够不够大。

一个基层干部如果选择如实上报。他大概率会排名垫底，被约谈，被通报，年底考核不合格，影响提拔。

说真话的人受罚，说假话的人升官。这才是数据造假屡禁不止的根源。

河南这次被曝光之后，很多评论在批评基层干部的品质。但如果你是舞阳县商务局的一个科员，上面给你一个78亿的指标，你的全县实际外来投资只有1亿出头，你会怎么办？辞职？举报？还是和所有同事一样，把表填了交上去？

78亿和1亿之间的差距，不是一个县造出来的。它是整条链上每一个环节共同默许的结果。省里不查，市里不问，县里不敢说，企业不知情。所有人都在完成自己那一环的规定动作，没有人对最终的数字负责。

这种集体沉默，才是最让人不安的部分。不是因为有人造假，而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但没人觉得需要停下来。

数据来源：央视《焦点访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国家统计局、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