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区设县、撤市设县，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的例子有哪些？

发布时间：2026-04-17 21:08:45 浏览量：3

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并不总是“撤县设区”一路向前，反向调整在不少省份都真实出现过，而且往往和资源、历史与城市扩张节奏绑在一起。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80年代，河南濮阳是一张典型样本。1984年，濮阳市设立时，把原濮阳县的部分区域划为“郊区”，3年后即1987年，又撤销郊区恢复濮阳县建制，两块区域名字几乎一样，只差一个“市”和“县”。截至2023年，濮阳市仍只有华龙1个市辖区，市区与濮阳县城距离不到20公里，城市扩张和“再设区”的空间一直存在。

江西浮梁的经历更长一些。浮梁县作为“千年古县”，在1960年代被撤销，曾分设鹅湖区、蛟潭区，两区合计户籍人口在当时均超过10万人。1989年这两个区被撤销，浮梁县恢复，重新成为景德镇市唯一的县级行政区。到2020年，浮梁常住人口约24万，县城几乎与景德镇主城区连成一片，但行政上始终保持“县”的身份。

河源市的故事则始于1988年。那一年，原河源县升格为地级市，县城改名为源城区，外围地区定性为“郊区”。5年后，即1993年，这个郊区被撤销，设立东源县。到2022年，河源市仍然只有源城1个市辖区，东源县城与河源主城区之间的距离不足10公里，公交线路贯通，城市一体化明显，却依旧维持“1区1县”的格局。

类似的“先区后县”的案例，在江西萍乡出现得更为集中。萍乡依托煤炭资源在1980年代下辖4个区，其中包括上栗区、芦溪区，当时全市煤炭产量一度占江西省的三分之一左右。1997年，上栗区和芦溪区被撤销，恢复上栗县、芦溪县，两县合计人口超过70万，从“城市区”退回“县”，但地方在财政和招商政策上反而多了一些操作空间。

湖北江陵也经历了“短暂当区”的阶段。1994年，荆州地区改为地级荆州市，下辖荆州区、沙市区和江陵区三个市辖区，城市总人口约130万。仅4年后，即1998年，江陵区被撤销，复设江陵县，其行政级别降为县，但保留了原有大部分乡镇边界。到2020年，江陵县常住人口约38万，仍然主要以农业和临江工业为主，城市化水平不高，维持县制更符合发展实际。

距离不远的沙洋，是另一个典型反向调整。1960年代，沙洋镇与沙洋农场管理局合并，设立沙洋市（县级），这在当时湖北并不多见。1985年，沙洋市改为沙洋区，划入荆门市辖。1998年，沙洋区被撤，设立沙洋县，常住人口约43万，辖区内大型农场和监狱系统集中，行政上从“市辖区”回到“县”，与其县域经济和人口密度更匹配。

黑龙江伊春的调整更像是一场“系统重装”。曾经的伊春市下辖15个市辖区，数量超过不少副省级城市，其中一些区人口不足5万。2019年的区划改革中，铁力市保留县级市身份，伊春区、友好区等多个区被合并调整，新设或恢复县级行政单位，整体区县数量降到个位数。官方公布的2019年统计显示，伊春城区人口不足70万，保留大规模市辖区体系的意义已不大。

在山西，太原与古交之间的变动则体现了“资源城市”的特殊性。古交原为古交工矿区，主要服务西山煤田，于1988年撤区设立县级市，2020年常住人口约19万，煤炭工业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虽然名义上从“区”升为“县级市”，但与太原主城区的直线距离仅20多公里，日均通勤人数持续增加，行政边界和生活圈已经明显错位。

河南平顶山的舞钢同样源自重工业布局。舞钢区成立于1977年，为服务舞阳钢铁公司而设，1990年撤区设市，改为舞钢市。2022年，舞钢市常住人口约24万，钢铁及相关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70%。从“区”变“县级市”的过程，核心并不是人口变化，而是把企业城、矿区与周边县域分开管理，避免财税和社保体系过度纠缠。

从这些碎片化的案例看，“反向调整”通常有几条共性线索。其一，人口规模并不支撑长期作为市辖区独立存在，例如一些区常住人口长期在20万以下，却承担区级机构完整配置，行政成本较高。其二，主城区与周边区域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比如以农业、林业为主的地区，被划为市区后在建设标准和土地政策上产生矛盾，恢复县制可以单独定规划。

还有一条线索，是资源型城市与老工业基地的“退潮”。萍乡、古交、舞钢、伊春，无一不是以煤、钢、林为主的城市，在产量高峰期需要单列区、市来集中管理企业和人口。随着产能收缩、人口净流出，根据公开统计，部分地区十年间常住人口下降超过10%，原来的市辖区体系就显得“壳大人少”，改回县，更易整合资源、压缩机构。

不过，也有与之相反的考量。像濮阳、河源这种主城只有1个市辖区的地级市，从2000年至今城区常住人口普遍翻倍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外扩，濮阳县、东源县与市区无缝相连，都具备再次“撤县设区”的客观条件。是否要再走一次“县变区”的路，很大程度取决于省级层面的总体布局，而不是单纯人口或财政数据的算术题。

这些调整背后，还有一个不太被注意到的变量，就是地方财政与债务。市辖区的基础设施往往由地级市统一举债建设，县级则有相对独立的预算与债务表。将区改回县，在某些情形下有利于把债务责任划清，也方便县域通过专项债、新型城镇化项目争取资金，但这类操作具体到每个案例，都需要结合公开的财政年鉴和审计报告才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