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垄到世界舞台：“天府药材王” 徐淳铣的 “不老奋斗经”与济世初心》
发布时间：2025-05-06 08:36:57 浏览量：2
第二章 人生初始留印痕
1944年农历正月27日，徐淳铣出生在简阳县镇金区老龙乡杨柳村高山湾，小名金金。祖母随徐淳铣的父亲、母亲生活，家里大约有水田旱地4亩，两间破烂的瓦房，徐淳铣出生后，一家四口人难以维生，父亲就去成都帮人，挣点钱回来补贴家用。
封建社会，女子出嫁后一般不叫娘家的姓名，而是冠以丈夫的姓，加上自己的姓，组成新的名字。徐淳铣的祖母本姓雷，所以就叫徐雷氏。
封建社会，妇女备受封建思想压迫，幼时要裹脚，“三寸金莲”是女子裹脚的最好特征——脚大了不好嫁人。更为可悲的是，妇女一生受“三从四德”严厉约束，在家服从父母、嫁人后服从丈夫，有了儿女后服从儿女，一辈子都是佣人。更有一些封建家庭，要求女人不能与男人正面讲话，家有客人不能上桌吃饭，丈夫死了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家务事就是妇女的事业，一天三餐做饭搞家务照顾公婆、丈夫和儿女，即是女人一辈子的“职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川中盆地农村，烧火做饭只能是柴草。除了庄稼柴火，多数人家柴火不够，还要采集山上的野草树枝作燃料，柴草缺乏干度，多数的家庭没有助燃的风箱，负责做饭的主妇就将头部伸到灶口处，用嘴吹风助燃，日积月累，眼睛受到烟雾刺激，轻者经常红肿流泪，严重的就会双目失明。徐淳铣的祖母就因常年遭受烟熏之苦，年仅40多岁就双目失明了。
徐淳铣的母亲本名杨碧琼，受封建礼教束缚，嫁给徐淳铣的父亲，更名徐扬氏。1944年生下徐淳铣后，因身体虚弱无奶，是外婆用玉米糊糊把徐淳铣喂大。1946年，身体孱弱的母亲又生下徐淳铣的弟弟徐淳锋，小名仔春，同样是玉米糊糊保住了生命。
徐淳铣的父亲徐范琦，读过四年私塾，年仅12岁就跟着雷埝坪街上与徐淳铣同辈的大哥徐绍锋到成都昌福馆街（现东风商场）一家卖丝线的铺子当童工，白天帮工，晚上则经常替人家写书信、写对联。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以此挣钱维持家用。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多少有点文化，徐范琦被政府选派到四川财干校学习财会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成都东城区春熙路“六一童装厂”当会计，直到1973年退休。
徐范琦工作认真负责，为了几角钱账务不平，三天三夜查找原因。正是因为他工作认真、严谨，没有出过差错，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六一童装厂”是四楼一底的门面房，一楼是门市，二三四楼是车间，五楼是办公室，徐范琦的办公室也在五楼。那时候，整个工厂从上到下都没有卫生间，要上厕所需要跑去几百米外的一个浴室旁边的公共厕所。徐范琦为了不耽误工作，经常憋尿到中午下班，日长月久，把左肾憋坏（医学名称叫肾余结水），肚子积液像十月怀胎的产妇并长达十年之久，行走都很困难了还坚持工作，直到1973年退休了，才到省人民医院做切除手术。手术在省人民医院造成轰动，被形容为“外科放了一个大卫星”——取出的坏肾重达十余斤。
为了供养家庭，徐范琦经常省吃俭用，身体一直很差，十八岁患上肺结核，最后发展到肺气肿，肺心病，肺穿孔。
徐范琦对子女要求严格。他自己在工厂年年当先进，对子女也是“高标准严要求”，对大儿子徐淳铣管教特别严，要求特别高。
徐范琦信奉“黄荆条子出好人”的教育理念。他每次回家，哪怕是一年才回家一次的春节（从成都步行两天多才能回到家），深知儿子徐淳铣不服祖母和继母管教，到家后首先就是给徐淳铣“算怼账”，批评徐淳铣，教育徐淳铣。如果听说徐淳铣有过错，更是“饶不了”徐淳铣，打手心，打屁股成为列行“惩罚”。即使后来徐淳铣都当上公社干部还像教育小孩一样教育徐淳铣。徐淳铣读书识字以后，徐范琦每次长达几页的书信全都是教徐淳铣怎样做人，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怎样孝敬长辈，怎样善待群众，并且有若干的“要”，要自力更生，要勤俭节约，要努力学习，等等等。
少年徐淳铣
徐范琦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他不仅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犯错，更是害怕子女犯错。1967年春节，徐淳铣带着对像王菊华到成都看望未来的公婆，一心想给父母（后母）一个惊喜。两个年轻人努了很多力，买了不少当时很紧缺的物品，用以表达一下对父母的孝敬。
那个年月，社会整个经济都十分落后，各种各样的消费品都要凭票供应，如吃的粮食，每位城市人口粮票根据年龄、工种每月定量供应。小孩几斤、十几斤，大人27斤。食油每月贰两，猪肉每月每人一斤，农村人口还没有（农村人口每年春节才能吃上三斤肉，二两白酒，半斤红糖）；布票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每人每年只有七尺布票。
当时，徐淳铣是三柏公社多种经营干部，与供销社领导的关系很好。为了带着未婚妻去见父母，给父母一个惊喜，徐淳铣到祥符供销社找到主任陈德芳买了5斤猪肉、3斤边油，2斤白糖带到成都孝敬父母。到了成都，后妈见了“厚重的礼物”，自然很高兴，然而父亲徐范琦却板起面孔，没有半点惊喜和笑容。
吃过晚饭，徐淳铣和王菊华洗碗收拾家务后，父亲一脸“冰霜”的叫“徐淳铣，你过来”！
徐淳铣喜皮笑脸的走到父亲身旁，本想以笑脸融化父亲脸上的“坚冰”，没想到父亲一声“徐淳铣，你站好”，紧接着劈头盖脸对徐淳铣就是一顿臭骂：你有多大的权力，你有多少钱，你一次就能买到这么多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你知道吗徐淳铣？城市户口每月每人只有一斤肉票，还经常拿到票买不到肉。一人一月只有二两白糖。你好家伙，一下就买到这么多东西，你的权力真大！你以为我不晓得你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你才刚刚当了个公社的小干部，你就耍特权，二天官当大了怎么得了！
徐范琦非常严肃的教育徐淳铣，当官只能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有丝毫特殊。
这些教育，看似大道理，但是在那个年代，却使徐淳铣受益匪浅。可以说，父亲的教育，使徐淳铣受益终生。
父亲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徐淳铣理解父亲的用意，他是怕徐淳铣当官犯错误。直到父亲临终前还教育徐淳铣说，我过去给你讲的话不要忘记，任何时候，做人要对得起社会，要对得起良心！
徐淳铣认为，父亲没有为后人留下分文遗产，但是他给徐淳铣的教育却比千百万财产更有值价。是父亲的思想指引徐淳铣成长，父亲，是徐淳铣人生的最好榜样。一直以来，徐淳铣牢记父亲的教导，规范自己的行为。他在父亲的身上获取了取之不尽的正能量、好思想、好品德。他常说，要感恩，首先就是感恩我的父亲。
1948年，徐淳铣生母杨碧琼去世，留下幼儿徐淳铣、徐淳锋，为了照顾双目失明的老母和孩子，徐范琦在老家简阳县老龙乡雷埝平娶了继室陈德元，1954年，继母为徐淳铣生下小弟弟徐淳新。继母陈德元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姑娘，勤劳善良，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年月，尽心哺养着徐淳铣三弟兄。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徐淳铣的小弟弟徐淳新患脑炎离世，继母陈德元当时得肿病，加上小弟弟离世，身心苦痛，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1963年，徐范琦与成都春熙南段口腔医院的牙科医生赖碧琼再次组成家庭，两人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22年。当时，他们住在东御街174号赖碧琼的居所，徐范琦去世后，赖碧琼便去成都玉带桥，与她的养女刘习成生活在一起。
1985年腊月，徐范琦在资阳病逝，享年71岁。徐淳铣认为，父亲一生物质上生活并不怎么幸福，但是能活到古稀之年，也是很满足、很幸福了！
1991年，继母赖碧琼去世，徐淳铣的儿子徐政为她端灵送终，最后将她的骨灰送回老家简阳县老龙乡杨柳村高山湾，与徐淳铣的母亲父亲同藏在一起。左边是徐淳铣的母亲，中间是徐淳铣的父亲，右边是徐淳铣的第三继母赖碧琼。而今，后人每年都要回老家为他们挂亲，以表深深的哀思。
因父亲远在成都工作，母亲去世后，家里就只剩下双目失明的奶奶、弟弟和徐淳铣三人。在徐淳铣有记忆开始，因为穷，家里从未吃过晚饭。早饭、午饭经常吃的是牛皮菜和红薯加上很少麻碗豆粉和壳壳麦粉煮成的“糊糊”。很长一段时间是吃老莲花白叶子切细煮熟放两把麻碗豆面，莲花白叶子被虫咬成光刷刷，这些东西是现在的猪饲料；红苕稀饭都很少吃，更说不上吃红苕干饭和白米饭。很多时候，徐淳铣夜里饿得不能入睡，背着大人打开泡菜缸子偷泡菜吃。
艰苦的岁月里，一年365天，徐淳铣就盼以下好事——
首先是盼着家里有客人来。因为有客人来就能吃上一顿红苕滤米干饭。红苕滤米干饭，是先将大米煮过心，再用竹子编的筲箕将米汤过滤干净，将红苕切成大母指大的颗粒放在锅底，再把过滤的米饭盖在上面，用柴火烘成红苕干饭，饭盛完后锅底有一层锅巴。“抢锅巴”是徐淳铣和弟弟的“最爱”，兄弟间相互抢着将米汤倒在锅里泡锅巴，抢先的当然会占到“欺头”，身为兄长的徐淳铣为了抢锅巴汤，经常故意把弟弟逗得哭。
再一个“盼”，就是盼着“走亲戚”，每次到外婆家都能吃上红苕干饭，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上两到三样用菜油炒的鲜菜和盐渍菜；有时候外婆还会给徐淳铣吃花生。为给家里挣油盐钱，外公杨绍清长期到远离家的资阳县城买新鲜豆腐、干豆腐、芹菜、葱黄、韭黄回来，第二天挑到太平（周家沟）贩卖。从资阳回来，外公还会给徐淳铣买回甘蔗。因为外公外婆对徐淳铣很疼爱，徐淳铣每当去外公外婆那里，根本就不想回家。
还有一个“盼”，就是盼清明节早点到来。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是徐氏每年清明节都要举行“清明会”。
清明节这天，徐氏宗亲在高屋基举办清明节庆典，要办“九大碗”。徐淳铣记得很清楚的是，不管走亲戚家参加红白喜事，还是参加徐氏清明节庆祝活动，每人都会有一块鸡肉，一片香肠，一块砣子肉，一瓣桔子——那个年代，吃酒席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任何菜品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夹，尤其肉类菜品，每人只有一块，就连桔子，每人也只有一瓣。每当“享受”这些美味的时候，徐淳铣都会用菜叶子把大部分包回去孝敬双目失明的奶奶。
有一年，外公生日，徐淳铣把砣子肉包起来放在睡觉的枕头边，不料却被耗子偷吃了，徐淳铣想到回家没有东西孝敬奶奶，急得伤心大哭，外婆知道后给徐淳铣补了一份，徐淳铣才没有再哭。
那个年代，最是“盼望”的，则是过年。
过年了，父亲要从成都回来，不仅每顿红苕干饭可以吃得饱饱的，更有荤菜，五六十岁的过来人都有深刻体会，那时候的过年，绝对是“长膘”的最佳时机。
对于徐淳铣来说，另有一“盼”，那就是盼过生日。每当生日的时候，大人都会提前准备一个鸡蛋，说是小孩生日吃一个鸡蛋，就会平安过一年；拿着热乎乎的鸡蛋，弟弟总会跟在徐淳铣的身边不断的叫着“哥哥我吃点，哥哥我吃点”，尽管自己肚子老大的“不愿意”，但是听到弟弟凄凄的叫声，徐淳铣还是会分一点给弟弟。
徐淳铣记得，他和弟弟从小就睡在一张木床上，床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面铺一张补了又补的竹席。春夏秋冬都是睡在补了又补的竹席上。
竹席有补疤，被褥、被单上的补疤就更是数不胜数。棉絮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是网网就是砣砣。
蚊帐不仅千疮百孔、补疤重补疤，而且被煮饭的柴火熏得黑乎乎的。
最为可恶的是，睡在床上，只要一动，上面还会掉下老鼠屎和烟灰。到了夏天，蚊子飞进破洞，把徐淳铣兄弟叮得浑身疙瘩，抓烂了就溃疡。
有一年，徐淳铣被蚊子叮了，患上了药疾病（农村叫打摆子），炎热的夏天穿上棉衣盖上棉被都还冷，病情持续了三个月。因无钱就医，大人用农村的土方——苦蒿煎水给徐淳铣内服和外洗才消除了病魔。
还有一年，徐淳铣全身发痒红肿，因为无钱看医生，是祖母叫人从山上采集艾叶、菖蒲、麻柳叶、苦参、地肤籽等草草药，煎水给徐淳铣内服外洗才治好。
徐淳铣8岁那年，头上长疮，一个长50mm的大疮，脸肿鼻子歪，疼痛难忍，整天整夜痛得徐淳铣只有哭，祖母叫人采集中草药打成粉调成糊状敷在疮上催它“成熟”红肿，直到化脓后，大人用尖刀挑破脓疮，挤出半碗脓水，伤痛才彻底解除。
先后的两场大病，使得徐淳铣骨瘦如柴，痛苦不仅夺去了徐淳铣童年的大半年喜悦时光，那个可恶的脓疮还差点夺去他的生命。
可以说，是祖母给了徐淳铣二次生命。在徐淳铣幼小的心灵里，祖母是他永远的“救命恩人”。1953，祖母徐雷氏去世，徐淳铣哭得特别伤心。伤心的是，如果自己身体再有什么病魔灾痛，没有祖母，还有谁来为他解除痛苦！
徐淳铣的老家高山湾，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宝地，风水好，像一把太师椅，三面靠山，前面靠水，约2万平方米的川中古式民居，虽然破旧，却不失当年的“豪华”。古老的建筑群坐落在“太师椅”中央，墙体两米高全是0.5米厚的石头彻成，正房的街檐有3米宽，实木柱头，直径有50厘米，室内外院坝走道都是三合土地面。由此可见徐氏先人当年的富足。
听长辈讲，徐氏家族，在十九世纪初期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家族，到民国初期却开始衰败。在徐淳铣老家，现在都还有一座祖坟很壮观，听长辈讲，这座坟葬的是徐氏高曾祖父，其后代如下图所示：
高山湾徐氏太高祖的后辈示意图
高家湾徐氏家族一共有6户，其中只有堂祖父（徐淳铣叫幺老爷）家里最富裕，且在当时还小有地位。幺老爷的大儿子，徐淳铣叫大爷，育有两儿两女，现在还健在的有三弟徐淳位（小名朱三）。从徐淳铣懂事的时候，他就知道大娘最疼爱他，大娘家比较富裕，每当“打牙祭”吃好的，大娘总会叫徐淳铣，“儿啊快来”，然后用一个大碗装满饭和回锅肉叫徐淳铣端回家。
为了报答大娘的恩德，徐淳铣从1998年开始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到高山湾，一方面为已故的亲人烧纸扫墓，一方面则要给大娘送钱、送衣、送食品。大娘活了80多岁，于2009年去世，徐淳铣和堂弟徐淳贵亲自回到老家为她老人家送终。此后每年清明节徐淳铣回老家挂坟，也都要到大娘坟前给她烧纸、烧香、放鞭炮。
另外堂祖父还有一位媳妇，徐淳铣叫三娘，解放后妇女翻身可以改嫁，招了一个老公名叫吕炳银，在1960年困难时期都去世了。
徐淳铣的亲大爷早在1950年就去世，大娘后来招了一个姓何的老公，加上两个堂兄都在1960年前全部去世。
徐淳铣还有一个隔房堂二爸，解放前去世，二娘解放后1952年招了一个远房的幺爸作老公，徐淳铣叫幺老爷，也是1960年前去世。
现在高山湾六户徐氏人家只有3户还有后人，这三户中，徐淳铣一家和远房堂叔徐少武一家现在兴旺发达。
高家湾除了6户徐氏人家外，还有一户是解放后从外地搬到高山湾来的，名叫王润久，育有一儿三女。王润久是木匠，生活条件比徐氏每一家都好，他家里经常都会散发出油炒菜的香味儿。当时徐淳铣很羡慕他们家的生活。
徐淳铣5岁丧母，因为病痛吃了不少苦头，但是童年的徐淳铣苦中有乐，不少开心的事儿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高山湾，与徐淳铣同辈的弟兄共有八个，在这八个弟兄中，论年龄徐淳铣排在第三，虽然他不是最年长者，但如果论调皮“捣蛋”，他却要排在第一位，堪称高山湾“头号”调皮娃。
一般情况，除了两个年长一点的哥子，原则上不参与徐淳铣别出心裁的调皮活动外，其余弟兄，只要有机会而且徐淳铣有“号召”，就都会跟着徐淳铣“干坏事”——这些坏事包括在山坡上砍树砍竹盖房子、造车子、造飞机……，鼓动兄弟伙尽其所能，把家里的碗豆、胡豆、麦面，以及各种作物的种子如花生、黄豆，更有甚者，把灶头或者房梁上熏来过年的腊肉偷出来，在山上办锅锅宴——现如今被美其名曰“野炊”。
夏天，徐淳铣带头打起“光胴胴”下河摸鱼，下田捉泥鳅、黄膳。春天插秧以后，不顾刚栽的秧苗被踩坏，徐淳铣照样带着弟兄们下田抠黄鳝泥鳅，大人发现了追赶，弟兄们一个个连滚带爬，浑身泥巴糊糊，鼻子眼睛都不见了还嘻嘻哈哈其乐无穷！
如果哪家的梨子、核桃、桃子熟了，稍不留神就会被徐淳铣和他的兄弟伙“不断光顾”，一般徐淳铣不自己爬树，而是指挥某某爬上树去摘，其余人则在树下兜接，然后大家一起“享受”。
最有意思的是，徐淳铣羡慕外来户王润久家里经常油香飘溢，就“装模作样”欺负王家儿女，王家儿女为了“讨好”徐氏弟兄，经常听从徐淳铣的“安排”，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徐淳铣和弟兄们“分享”。炒碗豆、炒胡豆、花生、咸蒜头、大头菜，泡盐蛋，只要家里有，就尽其所能偷拿出来。
有一次，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来了，就把准备元宵节用来包汤圆的心子偷出来给徐淳铣和弟兄们，后来王家准备包汤圆，知道是徐淳铣“逼使”儿女拿去吃了，抓住儿女就是一顿痛打，几个儿女哭天喊地挨惨了。
正是徐淳铣和兄弟们经常一起“干坏事”，他们也经常被父母打得痛哭流涕。后来知道带头的是徐淳铣，长辈们就经常去找徐淳铣的奶奶和继母告徐淳铣的状，继母心底善良不好打徐淳铣，奶奶双目失明白天无法收拾徐淳铣，到了晚上等徐淳铣上床睡觉后，奶奶就会拿黄荆条子抽打徐淳铣的屁股，用她的双手捏徐淳铣的耳朵。但是奶奶下手并不重，懂事以后徐淳铣才明白，“奶奶那是恨铁不成钢”，打徐淳铣其实是要徐淳铣长点记性，少出去惹是生非。
不过，徐淳铣虽然很调皮，但是高山湾徐淳铣的长辈们却觉得这“这娃儿与众不同，长大会有出息”。
至今徐淳铣还经常幽默地说：“长辈们真有眼光！”
1952年，徐淳铣的老家杨柳村在杜家祠堂办起公办小学，徐淳铣已年满八岁，弟弟徐淳锋年满六岁，弟兄两人一起进了学堂。1956年徐淳铣完成了初小四年的学业，弟弟徐淳锋因为连续降级还在读二年级。哥哥小学毕业了，弟弟不愿意继续再读下去，于是辍学和哥哥徐淳铣一起回家割草放牛。
徐淳铣至今还记得，小学四年，校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黑，并且不是一般的黑，而是黑得好像是其他民族的人一样。与之相反，班主任老师却是一个十分靓丽的年青美女，年仅二十多岁，名叫周水芳，是简阳城里的人。在徐淳铣的记忆深处，班主任老师便是他人生中见过的第一个美女。
小学四年，给徐淳铣留下的记忆并不多，能记得住的同班同学也寥寥无几，至今还记得姓名的有杨大红、陈青云、辜三娃、杜正福、雷素芳等人，自从离开简阳老家后，从来就没有联系，更不用说面见这些同学了。
读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可资记载的故事。那段时光，也是徐淳铣从顽皮走上“人生正轨”的开端。
1956年初小毕业后，12岁的徐淳铣和10岁的弟弟徐淳锋就在农业合作社当社员，每天背上背兜上山割草交给农业社挣工分，分粮食。同徐淳铣弟兄一起割草的还有远房大爷，另有同社的王学久，徐淳发等人。
贪玩是孩提的天性。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游戏可玩，自创游戏是徐淳铣的拿手本领。其中之一便是“打柱子”。方法是，参与“打柱子”的伙伴，每人拿出一把草，然后立一个柱，人离柱子大约十米远，以“抓阄”的方式排序，大家轮流扔出割草的链刀去砸柱子，谁砸中柱子谁就得一把草，砸不中的就等待下一轮再砸，直到砸完为止。
徐淳铣“砸柱子的手段高强”，总是赢得最多。当然，玩游戏赢得的牛草毕竟有限，主要的还是要靠个人的手脚“麻利”，割的草越多，挣的工分就越多。徐淳铣每天能割青草20至30斤，能挣4至6个工分，顶半个男劳动力。
当然，这两年也是徐淳铣“回归少儿”、自由打野的两年，同样经常带着兄弟伙“干坏事”，下河洗澡摸鱼，下田捉黄鳝、泥鳅，房前屋后偷摘别人的水果等等，经常赢得伙伴们的敬佩，自我感觉非常开心。
撰文/杜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