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哪里再能遇见您这样的人——回忆康溥泉先生二三事

更新时间：2025-03-12 04:01  浏览量：1

康溥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但他一生追求真理、只讲真话、光明磊落、赤诚待人的品格与作风，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我想念他，怀念他，我曾给康老先生写过一副挽词：

晋绥一枝正义笔，下放雁北走九百村，否定极左思潮，北岳恒山脚下，奋笔疾书，唤起民心，百姓想念您；

省委三人调查组，深入原平写三万字，赞扬搭台唱戏，地委汇报会上，舌战庸官，正气凛然，干部牢记您。

康老，哪里再能遇见您这样的人！您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

一、初识老康

1970年，老康从省报下放到《雁北报》社工作，没见过面，只听到了许多他不爱说话的故事，印象这个人有个性。

1971年，我从大同齿轮厂调到雁北地委工作的时候，因为和韩健民、安玉根同志共同写了两篇调查报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这在当时是件不简单的事，人们对我另眼相看。这样，我大学刚毕业两年，只二十七岁就承担了给地委主要领导起草讲话稿的任务。有一天，地委领导给我派了个任务，为地委起草一个有关学大寨情况的报告，并派了好几位处级干部协助我。到了晚上，地区放电影，其他同志跟我说：“小吕，你写吧，我们给你买了烟、面包、还有猪头肉，我们去看电影了。”

这时候只留下一位长者，个子有些低，脸有些长，一看就知道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实人。我当时认为他不一定有多大写作能力。我想，不知哪个单位派来应付领导顶差的。

这位老同志问我，有什么任务？给我分配一点儿吧。

我说：他们都去看电影了，你也去吧。他说不看，你就布置点任务吧。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不吭声，只说是派来帮我工作的。我看这个人穿的衣服还是皱巴巴的，他十分固执地要求接受任务，坚持和我一起熬夜。我见他不是客气，而是十分认真。就说那您就帮我抄材料吧，我写快了就潦草，哪个字看不清就问我。我让他抽烟他不抽，肉也不吃，就这样整整抄了一夜，他也没说他是谁。

到了第二天，我向别人打听，才知道他就是《雁北报》社总编辑老康。老康当时名声很大，人们传说，他听过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同志们的谈话，从省报下放，资格很老。当我得知他就是老康后，很后悔让前辈抄搞子，感到心里不安，对不起老同志。但从此，我对老康肃然起敬。后来断断续续接触过老康几次，使我对他的人品有了一定的了解。

二、感受老康

后来，大约是在1975年，也就是谢振华（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对大寨干部谈了先公后私的意见，我写过一篇在雁北十三县的调查报告：《极左路线的十大表现》，引起了争议。在讨论的时候，老康不但非常支持我的观点，并且指出对极左路线的调查、批驳得还不够。他告诉我，做党的工作必须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你的调查是理论联系了实际。

在老康的指点下，我重新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并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我的结合论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都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从来有照搬、反对和结合三种态度。照搬，是左的根源；反对，是右的基础；只有结合才是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准则，各级领导干部还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相结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乃至无数次的方方面面的结合，切实做到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把三代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英明论断以及各种会议的精神落实，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事实正是如此，从我在县市岗位上提出的一系列口号和具体实践来看（如在原平县提出“政府搭台，人民唱戏”；在朔州市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在长治提出“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只要坚持继续结合，便会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

三、敬佩老康

1987年，我还在原平当县委书记。突然有一天，省委机要室的一位同志连夜跑到我家，高兴地对我说：“中央领导关心你，给省领导打电话，要总结原平县‘搭台唱戏’的经验并在全省推广，看来要提拔你了。”

我听了消息说不可能，因为当时对“搭台唱戏”否定得很厉害，还逼着我在忻州地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检查，《山西日报》也不刊登有关原平的文章了。直到2005年我见到胡启立同志，才证实是他给省委打来的电话，而我当时并不认识启立书记。启立同志还对我说：“我同意你说的出主意、用干部，再加个抓案例的观点，不抓案例就不能抓落实。当年，我们和耀邦就是支持基层改革，抓案例，这才支持原平改革，关心你们的事情。”

当年听到那个消息两三天以后，担任省报副总编辑的老康带着记者刘燕如、地区新闻科长高信生两位同志找到我。老康对我说，省委让他们来总结原平改革经验。老康一行的调查研究非常认真、详细，他们走村串乡，深入农户、乡镇企业，和个体户谈心，与政府官员座谈，最后整理出了三万字的三个部分的调查报告，写成以后送到地委。老康可能感到三万字还不够，又写了两份理论色彩较浓的报告。

在报告中，老康高度赞扬了“搭台唱戏”的积极意义，肯定了原平县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他在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写到：“原平经验的引人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利用‘搭台唱戏’这样一个通俗的口号，动员全社会同农民结合起来兴办经济实体，发展商品生产，而且在于他们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赋予‘搭台唱戏’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内涵，这就是锐意改革。”他大声称赞：“在原平，‘搭台唱戏’是一种冲决和突破的力量，从农村集体合作组织‘搭台’到厂矿‘搭台’、商业‘搭台’、机关‘搭台’、全社会‘搭台’，许许多多旧的东西受到冲击，一系列新的改革从这里开始起步……”

老康在他的报告中还把原平县的改革，总结提炼到一定的新高度。他谈到：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没有任何条文可以照搬，而必须从实践出发。如果因袭旧的答案，没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就绝对不会有“搭台唱戏”的改革实践。改革本身是一种探索，探索同时就是改革。如果我们求全责备，总想着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方案再去改革，那只能是浪费时间，坐而论道。

调查报告最后总结道：原平的改革之所以顺利，原因就在于“搭台唱戏”为改革创造了许多重要条件：一是把人们引导到发展城乡商品生产之中，不但能看到改革的明天，而且能摸到改革带来的现实利益，便于统一思想，振奋精神，使大多数人投入“搭台唱戏”的洪流中去。二是围绕着发展商品生产，使改革随时有目标、有标准、有动力，防止了改革走形式、搭架子、造政治声势，高雅而无实效。三是“搭台唱戏”伴随着一个产业发展的浪潮，社会财富在增加，企业和各项事业在发展，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我们有可能促使人才、资金流动，又可以保证大多数人有出路、有奔头。能从改革一开始就得到利益，从而减少矛盾和冲突，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老康他们的文章刚写出初稿和地委主要领导交换意见时，地委领导找来几个文人，坚决驳斥老康的论点，老康实事求是、舌战群儒，坚持一个字不改。在场的人告诉我，老康口若悬河，有奇谈怪问必答，有奇谈怪论必驳，简直弄得那几个人下不了台。老康根本不管他们能不能下台，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卷起文稿，连饭都没吃就扬长而去！这回我才知道，老康的口才和文才一样，好着呢！

老康带着文稿回到太原后，我去报社拜望他，因为我知道了地委个别人非常反对“搭台唱戏”的提法，就对老康说，不行就不要叫“搭台唱戏”了，改个别的名字算了。老康说，“搭台唱戏”的提法是最好的，不能改。从此之后，我对老康的不顾自身利益坚持正义的行为非常感动，接触也就越来越多了。

最后，老康他们写的稿子只以《山西日报》内参的形式刊登了。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完全可以公开的内容，却只登在内参上？后来，我给《中国农民报》总编张广友同志写了封信，《中国农民报》分三期刊登了。

老康不但善于归纳总结改革实践的做法和经验，还善于捕捉和发现苗头性的新生事物。比如他在原平调研期间，十分赞成我向他汇报的要把党代替人民管干部改革为党带领人民管干部。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党管干部。他对原平县委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实行毛遂自荐，全委会投票，提高民主政治水平就很感兴趣。他在材料中以赞扬的口气写道：“活力、效率来自干部制度的改革。原平打破选任干部的神秘化、封闭化。不唯袋子、不唯文凭、不唯人缘。坚持‘四化’标准、坚持实践检验的标尺、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把这种方法比喻为‘四面开门，八面来风’。原平工交系统的厂长、经理、商业单位的经理、店铺主任，事业单位的领导以及部分局长，不少是这样选任的。八四年任职的县委、县政府班子也不例外。当时分层次召开了群众代表、老干部、知识分子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进行推荐和自荐。一是如何振兴原平；二是举贤荐能；三是自我评价，适合做什么工作。在推荐的基础上，打印出名单下发基层。上下几次产生候选人。选任干部的民主化、科学化，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注入了活力。”

这些记录和总结，现在看来是那样的亲切、真诚。老康对工作的负责、对改革创新的赞许、对年轻干部的厚爱，跃然纸上。

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老康：言语不多，却掷地有声；写作朴实，坚持原则；待人真诚，敢仗义执言；干起工作，一辈子兢兢业业。老康不图名、不图钱、不图官，只图写真实，只图求真理，只图做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老康，我愿多多遇见像您这样的人！我要毕生向您学习，争取做位像您这样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