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盟友：李济深与中共的“危险共舞”

更新时间：2025-04-05 09:00  浏览量：2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025.01期合订本

·王英俊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在国民党内有很高声望。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广东党组织对李济深展开统战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并坦言如蒋介石切实从事抗战，他愿以军人身份服从其驱策。孰料蒋对李心存戒备，只给其安排有名无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令其极感失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济深

南京沦陷后，李济深积极呼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明确表示：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由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等人共组最高国防委员会。

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专程登门看望李济深，向他阐明中

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李听后“深受感动”。同年底，李济深赴渝，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举行茶话会，双方就抗战达成共识。

1939年3月，蒋介石任命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蒋兼任主任，由李实际负责）。李就职后有意将此机构打造成各派力量团结抗日的阵地，于是，南方局先后派党员张友渔等人加入，开展对他的统战工作。

李济深家中合影

李济深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处处受蒋介石掣肘。1940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但蒋另派嫡系林蔚任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意图监视李。一系列举动加剧了蒋李的矛盾。与此同时，李济深与中共的合作日益密切。

1940年3月，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主任李克农，要把“拥护进步力量，联络民主力量”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南方局通过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秘密党员胡希明等人共同开展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

1940年1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汇给李克农30万元，被国民党特务获悉后欲扣留，后因李济深强烈反对才解决。

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限令桂林八办于月底前撤销。在此情势下，李克农除与李济深代表彭泽湘晤谈外，还多次拜访李济深，请其向桂系多做解释工作。李济深冒着违抗命令的风险，反复疏通，但军政部只同意再延长一个月。后来李派人协助桂林八办搬迁，使之安全撤离。主张李济深自治自卫李济深在桂林与中共此呼彼应的情况，使蒋深感戒惧。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李济深站在毛泽东右边

1943年11月2日，蒋介石电告李济深，将于月底撤销桂林办公厅，请其返渝为中央服务，不过，李济深已决定与蒋决裂。1944年6月，他联络余汉谋、薛岳等对蒋不满的地方军人，试图筹划西南联防政府。李济深的活动，引起蒋介石高度警觉。1944年7月16日，蒋催其速到重庆，但李电复蒋表示，因协助绅耆发动捐输慰劳，故暂时留桂。李做出此决定与中共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1944年7月4日，周恩来得知蒋介石已布置特务拟将李诱骗至重庆的消息后，急电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书记林平：

“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杀。”

1944年7月8日，董必武致电周恩来表明态度，希望“他们（李济深）开始不要做得太突出，仍以抗战口号斗争，不要正面攻击蒋”。因为国民政府的实力仍远大于反蒋势力，故中共主张李济深应坚持自治自卫，以待时机。促其进步，不做强求。

李济深故居

1944年底至抗战结束，是中共与李济深合作最为亲密的阶段。1944年11月桂林失守后，李济深返回大坡山，谋划以此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广东党组织、东江纵队频频联络李济深。1944年12月13日，周恩来向林平作出指示，若李济深有诚意，“可按其需要派干部帮助发展游击战争，但必须遵守统战原则，促其进步，否则不必强求。”

1945年3月，东江纵队派联络人李嘉人与李济深会晤。李济深直言，与中共合作是其一贯主张，“但因过去各方面的人，对中共不甚了解，故须作进一步商酌”。

李济深既希望借助中共力量，又对中共不无担心的微妙心理，于此显露无遗。南方局也通过其他渠道与李接洽。1945年1月，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密派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狄超白由渝返回大坡山，称“李如能自成一局面，我们可以支持他，李不能成局面就要他等待”。

1945年5月，李济深主动派狄超白联络由董必武直接指挥的桂东盐务处处长何世庸，商讨敌后抗战配合问题。鉴于李济深的积极态度，广东党组织认为应继续与其合作。

然而，进入7月，日本败局已定，国共两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展开的谈判破裂。中共中央做出放弃华南，向北发展的决策。李济深得知消息后，虽有些失望并病了一场，但也对中共的战略决策予以理解。1945年10月，为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他建议由中共直接领导的郁南县民众武力指挥部分散隐蔽，并表示要组织新的政治团体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以逼迫蒋介石转到谈判桌上。可见，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锲而不舍的联络与争取，带给他很大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