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科场舞弊案，揭开牛李党争序幕，为何成大唐衰亡伏笔？

发布时间：2025-09-27 09:51:43  浏览量：2

长庆元年三月，大唐那场科举考试把朝堂搅了个天翻地覆，这可是唐穆宗刚上台的第一场科考，本来该是彰显新朝气象的好事，没成想最后成了党争开打的导火索。

这场考试的主考官叫钱徽，背景不一般，是“大历十才子”里头把交椅钱起的儿子，在朝廷里一直以干净、恨坏人出名。

可再硬的骨头也架不住重臣施压，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找上了他，这俩人不是白来的，都收了别人的重金，想让钱徽给自家推荐的举子开个“绿色通道”。

钱徽夹在中间难做人，没敢明着答应，也没拒绝，就那么含糊过去了，段文昌和李绅还以为这是“懂了”的意思，乐呵呵地走了，等着自家关系户上榜。

放榜那天可热闹了，段文昌和李绅盯着榜单瞅了好几遍，俩人推荐的人一个影儿都没有。

这俩人收了厚礼，如今事没办成，脸算是丢尽了，段文昌气不过，直接闯进皇宫找唐穆宗告状，说这科举有猫腻。

他告状的点也挺实在，上榜的14个人全是官宦子弟。

郑朗是后来当宰相的郑覃的弟弟，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更直接，他哥杨汝士是这次考试的副主考。

段文昌一口咬定，这些人平时书都不读，能中举纯粹是走了后门，唐穆宗也觉得蹊跷，就找了李德裕、李绅和元稹来问意见。

李绅正一肚子火，自然不会帮钱徽说话，元稹和李德裕向来讨厌科考请托那套，仨人意见空前一致，都让彻查。

唐穆宗当即拍板，让这14个中举的人再考一次，复试的题是唐穆宗亲拟的，一诗一赋，考官里还有白居易，就是想堵死作弊的可能。

结果出来让人跌破眼镜，14个人里就3个勉强答完了，剩下11个的卷子，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辞律鄙浅，芜累甚多”，写得一塌糊涂。

钱徽这操作挺迷的，不答应吧怕得罪重臣，答应了又不想坏规矩，结果把两边都得罪了，也是够倒霉的。

最后他被贬到江州当刺史，李宗闵也受牵连，贬去了剑州，李宗闵可是“牛党”的头头，他一倒，“李党”领袖李德裕的机会就来了。

史学界都说，这事儿才算牛李两党真刀真枪干起来的开始，这场科场风波看着是舞弊案，其实早藏着党争的影子。

段文昌告状不全是为了公道，更多是泄私愤；李德裕他们力主彻查，也带着打压政敌的心思，科举这杆秤，从这儿开始就歪了。

有人可能会问，就一场科举舞弊，至于让两派斗四十年吗？其实长庆案只是个爆发点，真正的梁子，十年前就结下了，那是元和三年，唐宪宗在位的时候。

宪宗算是中唐以来想干点实事的皇帝，看着藩镇割据闹得慌，就想找些敢说真话的能人，特意设了个“贤良方正科”，鼓励考生直言时政。

当时牛僧孺、李宗闵还是刚入仕的小年轻，俩人跟皇甫湜一起参加了考试。

考策官韦贯之看了他们的答卷，那叫一个欣赏，尤其是牛僧孺的，直接定了头名，递交给宪宗审核，宪宗还找了裴垍、王涯复核，俩人也说没问题，宪宗本来都认可了。

没成想，宰相李吉甫突然炸了，他跑到宪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这考试有猫腻。

他说这几个人的答卷全是骂当权者的，而且皇甫湜是复核官王涯的外甥，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本来想李吉甫是真觉得舞弊，后来发现不全是，关键是牛僧孺的答卷戳了宪宗的痛处，牛僧孺写，皇帝年轻要戒好战，果断要戒滥用刑罚，天下太平要戒侵犯边境。

这话明着是劝诫，其实是在反对宪宗力推的“削藩”国策，宪宗一辈子就想把藩镇压下去，尤其是安禄山老巢那“河朔三镇”，听调不听宣，早就成了他的心病。

李吉甫又是削藩最坚定的支持者，牛僧孺这话说出来，可不就是跟他们对着干嘛，最后宪宗下了令，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这三人“永不叙用”。

可朝廷里不少大臣觉得这是李吉甫挟私报复，议论纷纷，宪宗没办法，为了平衡局面，又把李吉甫贬去当淮南节度使。

这么一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吉甫为首的“李党”，就算正式对上了。

李吉甫后来去世，他儿子李德裕凭着家里的背景入朝，接了他的班；牛僧孺他们呢，等李吉甫失势了，慢慢也回到了朝堂，这十年的仇，就这么传到了下一代手里。

其实这事儿挺耐人寻味的，牛僧孺说的未必全错，但他选错了时候，也选错了对象。

宪宗和李吉甫一门心思要削藩，哪容得下有人唱反调？这场恩科恩怨，说到底是政见不合撞上了权力斗争，最后结下了死仇。

牛李两党斗得你死我活，除了十年旧怨，出身不同也让他们对科举的态度差了十万八千里，李德裕家是赵郡李氏，那可是顶级士族，从北朝起就牛得不行。

在唐朝以前，他们家靠门第就能当大官，就算有了科举，他家照样厉害。

李德裕他爹是宰相，爷爷是御史大夫，他根本不用考试，凭着家里的功劳就能入朝，还靠真本事爬得很高。

牛僧孺、李宗闵就不一样了，家里没那么硬的背景，想当官只能走科举这条路，可唐朝科举录取率低得吓人，好多人考一辈子都考不上。

无奈之下，不少举子考前会去大臣府上递文章，这叫“行卷”，盼着能被大人物看中，增加中举的机会。

牛僧孺当年就给刘禹锡递过行卷，结果刘禹锡正请客吃饭，看了两眼就扔一边了。

幸亏韩愈在场，看到他写的《说乐》，觉得这人才华出众，带着学生上门拜访，牛僧孺这才出了名，考上进士入了朝。

这么一对比就清楚了，李德裕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行卷”那套，更讨厌牛党借着科举拉帮结派。

牛党呢，靠科举上来的，自然要抱团取暖，座师和门生捆在一起，成了荣辱与共的小团体，柳宗元都说过，忘了座师恩情的人，不算人。

到了中晚唐，科举早就变味儿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大官子弟互相提携，普通读书人没机会。

牛党里的杨氏兄弟更过分，直接把控科举，想中举就得给他们送钱，就这么帮牛党拉了四十多个人，李宗闵还把他们当亲人，这哪儿是选官，分明是结党。

李德裕一直想改这毛病，唐武宗即位后，挺欣赏他，支持他整顿科举。

武宗下了令，不管是考明经还是进士，都得去太学考试，帖经三次全过才算合格，逼着考生真的去读经典。

李德裕还建议，进士得先去地方实习，合格了才能当官，想把那些只会写华丽辞藻的人筛下去，这改革要是能坚持下去，大唐说不定还有救。

可没几年，唐武宗吃丹药死了，宦官立了唐宣宗，宣宗表面上疯疯癫癫，其实一肚子主意，还特别不满李德裕在武宗朝的权力。

他一上台，牛党的白敏中就当了宰相，把李德裕的改革全废了，科举放榜后，座师和门生聚会成了规矩，谁也不能禁，李德裕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海南。

如此看来，科举的问题从来不是考试本身，而是被党争绑上了战车。

李德裕想救科举，可科举背后是两派的权力博弈，是皇帝的偏好，他一个人根本扛不住。

宣宗废了改革没多少年，山东人黄巢就因为考不上进士，揭竿而起，黄巢没推翻唐朝，可他的小弟朱温做到了。

从李德裕死，到黄巢起义，才25年；到朱温灭唐，也才57年，一场场围绕科举的党争，把大唐最后的元气耗了个精光。

本来该选贤任能的科举，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寒门没了希望，王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这大概是当年创设科举的唐太宗，从来没想过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