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被刺身亡，民众欢欣鼓舞

发布时间：2025-10-07 17:10:58  浏览量：2

1932年5月15日傍晚，东京的夜色还未完全降临，首相官邸却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群由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江上卓等人领头的武装分子，光明正大地闯入了犬养毅的官邸。

这些年轻人不过二十多岁，眼神中却燃烧着狂热的火焰，他们的背后还有陆军士官生和右翼团体“爱乡塾”的农民敢死队支持。

时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发现闯入者后，试图与他们对话，他的声音低沉而冷静：“话せば分かる（听我解释）。”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暴徒冷酷的喊声：“问答无用、撃て！（毋须赘言，下手！）”

枪声响起，犬养毅的腹部和头部各中一枪，倒在了血泊之中，送医后不治身亡。

这一夜，刺杀行动并未止步于首相官邸，暴徒们还向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宅邸、警视厅、政友会总部、三菱银行等地投掷了手榴弹，试图制造更大的混乱。

他们的计划甚至包括刺杀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谐星查理·卓别林，幸好卓别林当时正在与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观看相扑比赛，逃过一劫。

这群政变者的目标明确：通过暴力清除“国贼”，推翻政党政治，建立一个由军部主导的法西斯政权。

然而，由于政变规模有限，缺乏具体的建政计划，刺杀者们在行动后选择了向宪兵队自首。

表面上看，政变似乎失败了，但它的深远影响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如果说五一五事件的刺杀行动令人震惊，那么日本民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则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犬养毅的死讯传出后，日本社会非但没有陷入悲痛，反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普通民众将刺杀者视为“英雄”，认为他们清除了“阻碍圣战”的国贼。

在东京街头，人们手舞足蹈，宛如过年一般庆祝。

根据日本法务省档案，刺杀发生后的几天内，东京地方裁判所收到了超过10万封请愿书，其中许多是血书，要求立即释放凶手古贺清志等人。

大阪青年团体爱国劳动党成员柴田三郎在难波车站前当众切断左手小指，连同请愿书寄往法庭，这一极端行为迅速被效仿，断指请愿成为一种“潮流”。

与此同时，主张严惩凶手的法务大臣铃木喜三郎成为了众矢之的，他的住宅被愤怒的民众包围，玻璃被砸得粉碎，死亡威胁信如雪片般飞来。

铃木喜三郎在恐惧中被迫辞职，而古贺清志在狱中却成为了“明星”，每天收到堆积如山的慰问品，包括食物、清酒和鲜花，监狱几乎被这些礼物塞满。

狱卒们对古贺清志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有人在监狱外聚集，只为一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在审判过程中，古贺清志当庭宣称：“刺杀阻挠圣战的首相是清除国贼！”

旁听席上的民众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法庭外，数万日本人集会，高喊释放凶手的口号。

最终，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法庭对古贺清志等人的判决轻得离谱：刺杀首相的罪行仅被判处4年监禁，判决书中甚至写道：“被告动机出于忧国，情状可悯。”

这场审判与其说是对凶手的惩罚，不如说是对他们“爱国行为”的变相肯定。

五一五事件并非孤立的暴力行为，而是日本社会集体疯狂的缩影。

在犬养毅被刺杀后，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举国一致”体制。

所谓“举国一致”，指的是军部与民众的意志彻底合流，任何主张对华克制的声音都被视为“国贼”，必须被清除。

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年轻军官再次发动政变，刺杀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等高官，喊出的口号是：

“诛杀蠹贼，彻底解决**问题！”

与五一五事件如出一辙，日本民众再次以狂热的支持回应了叛军。

大阪市民通过报纸捐款热线迅速筹集巨款，注明用途是“支援清君侧义士”；东京小商人团体在两天内向叛军运送了2.3吨饭团、味噌和清酒；妇女团体制作了数千个“爱国饭团”，由中学生送到叛军手中；甚至连吉原的**团体都筹集巨款，宣称“愿为将士暖榻酬国”。

这些行为背后，是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的狂热支持。

根据1936年日本内务省的民意调查，76.8%的民众支持对华全面开战；陆军省的另一项调查显示，93.5%的民众表示愿意为“圣战”参战；更有97%的民众认为刺杀首相的行为合法，因为这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志”。

这些数字冷冰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的侵略并非少数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而是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

这种全民狂热并非五一五事件独有，而是贯穿了日本近代史的始终。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后，完成了从一个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不仅摆脱了民族危机，夺回了国家主权，还快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

当时的日本也成为亚洲范围内，唯一还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尽管当时日本已经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但对于普通的日本民众而言，他们在心里上仍然有很大的恐慌，即再次沦为殖民地的可能。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全民共识。

福泽谕吉的理论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在亚洲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的“东亚大帝国”，这也契合了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想法。

毕竟，日本在历史上就对中国有野心，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民间有出戏剧相当出名，叫《国姓爷合战》，描绘的是明朝灭亡以后，国姓爷郑成功在日本的帮助下，成功恢复了大明江山。

当然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大明江山”已经是一个“和藤内”所代表的日本的江山了。

毫无疑问，福泽谕吉的理论在当时成功迎合了日本民众，这也令本身就矛盾重重的日本社会成功转移了目标。

日本的民众普遍认为，只有占领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将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才能获得彻底的安全。

甚至于在福泽谕吉所写的鼓吹侵华的文章中，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和实施方略。

这个侵略构想后来也成为日本全民共识。

1894年甲午海战期前后，日本国内的狂热令人难以想象。

从工人到农民，从老人到孩子，日本社会对侵略邻居，逞武扬威于外域而“个个兴高彩烈，人心欢腾”。

大阪的工人团体“报国社”集体卖血筹款，向陆军省捐献了1.2万日元；长野县农妇山本千代卖掉祖传田地，捐出400日元用于建造吉野号巡洋舰；**团体成立“妇人爱国会”，将卖身所得全数捐给军队，总计8.7万日元。

日本民众的捐款总额高达740万日元，剩余的资金通过认购战争国债筹集，最终达到2.3亿日元，支撑了整个甲午战争的军费。

在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举国欢庆，大街小巷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向“清国留日学生”们挑衅，讥笑谩骂，嘲笑他们是窝囊无能的中国来的人。庆祝游行甚至因为过于拥挤导致231人踩踏致死。

日本民众的“军国主义心理”，由此而养成。

这部由天皇、财阀、平民共同打造的战争绞肉机，不仅是给中国，而是给整个亚洲，给全世界也带来深重灾难

在这部机器中，每个人都是螺丝钉，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将整个民族的生存意志压铸成一把屠刀。

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日本民众的狂热达到了新的高潮。

东京爆发百万民众大游行，逼迫政府全面征服中国；平民在4小时内向陆军省捐赠了2.3万日元的恤兵金；北平沦陷前十天，军用机捐款达到299万日元，甚至99岁的老人石塚松子都参与其中。

东京小学生上街募捐，硬币装满230个竹筒；京都女学生寄送写有“圣战已开始，凯歌皆属我”的慰问袋。

当上海沦陷时，50万民众在上野公园集会，护送阵亡军官的骨灰至靖国神社；南京沦陷后，日本主妇将庆祝胜利的糯米糕塞进孩子的饭盒，举国上下只有一个目标：杀光、烧光、抢光，将中国变成“大和民族的新牧场”。

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为激励丈夫出征中国而自杀，遗书称“以死尽责”，被媒体捧为军人妻子的典范；士兵东史郎出征前，母亲赠送家传短刀，叮嘱他“杀光所有人”。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任何犹豫或反对的声音都会被视为背叛，政府若敢稍有克制，暴民的子弹就会毫不犹豫地射向首相的胸膛。

日本的岛国环境——火山、地震、海啸、资源匮乏——孕育了这种极端的生存哲学。

明治维新将这种哲学升级为国家战略，少女卖身南洋换来战舰钢板，青年涌入军营只为吃上一碗白米饭，整个民族的上升阶梯浸透了邻国的血肉。

在日本士兵的眼中，中国人不是人，而是必须铲除的“杂草”，是必须腾空的生存空间。

这种全民皆兵的疯狂，让日本成为了一个将兽性锻造成国家意志的战争文明。

犬养毅的死，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说得过去了。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表面上似乎迎来了“大正民主”的短暂繁荣，但实际上，社会的裂痕正在不断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日本短暂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出口业一度蓬勃发展，然而好景不长。

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和横滨的大片区域，经济遭受重创；1927年的金融危机让无数企业破产；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更是雪上加霜。

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失业率飙升，物价飞涨，农民和工人阶层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显得软弱无力，民众的不满情绪如干柴般堆积，只待一根火柴点燃。

军部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以“拯救日本”为口号，煽动基层官兵和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宣称只有通过对外扩张才能解决日本的困境。

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关东军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并扶植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也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

然而，日本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时任首相犬养毅主张对华克制，试图通过谈判和“和平”手段维护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这与军部的激进政策产生了尖锐矛盾。

犬养毅的谨慎态度，在军部看来，是对“统帅权”的侵犯，是对日本“国运”的背叛。

而这种矛盾，最终以最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

犬养毅，这个在日本政坛活跃了半个世纪的老牌政治家，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1855年，年轻时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甚至为辛亥革命的惠州起义提供过军火。

他曾两次来到中国，试图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反对袁世凯上台，展现出他对东亚局势的野心和“大亚洲主义”的理念。

然而，这种理念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尊重，而是希望通过拉拢中国革命力量，建立一个亲日的政权，以维护和扩张日本在华利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接替若槻礼次郎成为日本首相，他试图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不扩大”方针，主张通过谈判而非全面战争来解决中日问题。

他派密使萱野长知前往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接触，试图在承认中国对东三省“宗主权”的基础上，联合建立新政权。

这一策略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几分“温和”，但本质上仍然是为了维护日本的侵略利益，只是方式更加迂回。然而，这种谨慎的策略彻底激怒了军部，尤其是关东军和基层的激进军官。

在他们眼中，犬养毅的“和平”主张是对日本“圣战”意志的背叛，是对“国贼”的纵容。

军部的愤怒很快传导到了基层，年轻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生们开始密谋采取“直接行动”，要用暴力清除这些“阻碍国家前途”的政客。

五·一五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结果虽然不如后来的“二二六兵变”，但就其引发的深远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这也导致了日本在军国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当然，与其说是顺应民意，不如说是赌国运。

毕竟，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已经无数次的赌国运，而且几乎每一次都赌赢了。

时隔多年后，美军空军军官蒂贝茨，广岛原子弹的投掷者，在1955年接受采访时毫不后悔：

“我从不后悔投下原子弹，一秒都没有。”

2005年，他在二战结束60周年时重申：

“若重来一次，我仍会执行任务，我们结束了战争，而非延长屠杀。”

蒂贝茨的理由很简单：炸死10万日本人，其中最多只有100人是无辜的。

日本直到战争末期仍拒绝投降，叫嚣“一亿玉碎”，如果不使用原子弹，盟军登陆日本本土将付出至少一万人的代价。

硫磺岛战役中，美军与日军的伤亡比已接近1:1，若登陆九州，双方可能多死百万人。

在蒂贝茨看来，原子弹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每晚都能睡得安稳，因为他相信自己阻止了一场更大的屠杀。

然而，这种“无冤魂”的说法是否真的成立？

在日本的千万民众中，确实存在极少数的反战者，他们或许爱好和平，或许对侵略战争心存疑虑。

但问题是，这0.01%的反战者能代表日本吗？

99.9%的日本民众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选择：从甲午战争到卢沟桥事变，从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变，他们一次次用鲜血、捐款和狂热支持了侵略战争。

原子弹下的10万人，绝大多数都是这部战争机器的螺丝钉，他们的狂热推动了日本的侵略，也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毁灭的祭坛。

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少数人的阴谋，而是全体民众的共同选择。

从天皇到平民，从财阀到农妇，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场侵略战争添砖加瓦。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必须记住：真相从来不温柔，但它必须被直视。

只有正视真相，我们才能明白，所谓的“中日友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