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科考“舞弊”事件：在试卷上面编造典故，结果反被主考官点赞

发布时间：2025-10-23 18:50:06  浏览量：2

想象一下，高考作文考场上，你洋洋洒洒写下一篇议论文，却在关键论据上编造了一个“鲁迅曾经说过”——结果阅卷老师不仅没扣分，反而拍案叫绝，把你内定成了全省第二名！

这事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在北宋嘉祐二年，21岁的苏轼就这样干了。当时科考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要求考生们论述刑罚与奖赏在实际运用中，如何来体现“仁政”思想。

考试在京师开封举行，全国精英齐聚，人人都盼望借着这个科考脱颖而出。当天，考场里面鸦雀无声，只闻纸笔摩挲，空气里墨香与汗意交织。

苏轼端坐案前，凝视试题。这七字题目看似寻常，实则暗藏玄机。它考察的是举子们对经典的谙熟程度，以及对时事政治的洞见。

苏轼想起父亲苏洵的教诲：“文章之道，在于明理致用”，于是决心不拘常格，要写出一篇兼具深度与创见的文章。

可是草稿打好以后，当苏轼打算引用一段“名人典故”来证明圣王如何践行“忠厚”时，脑中掠过二十多年来读遍的经书，却始终找不到一则贴切的原文。

就在这时，一个大胆念头浮现在苏轼的脑海里。他想：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最契题的例证呢？于是他笔走龙蛇，写下那段流传千古的虚构场景。

尧帝时，法官皋陶三次请判死刑，尧帝却三次宽恕。这“三杀三宥”的细节栩栩如生，任谁读来都似信史。谁能想到，在决定命运的科考场上，一个年轻的书生，竟敢凭空杜撰圣王典故呢？

苏轼当时这种行为，好比如今的网友在与人辩论的时候，为了让言语更加掷地有声，强行编造名言，并在前面加上一句“鲁迅曾经说过”，但那是科考作弊会被杀头的古代！

好在苏轼凭借才华，让虚构的内容与全文论证水乳交融，毫无破绽。那么，他为什么要冒险编这么一个典故出来呢？其实正因他深谙论说文的真理：写文章时，想要说服人，你就得引经据典。

但是这个“经典”出现的必要性，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真理，而是因为世上的人们都相信，它出自前人经历，必为真理！此时你手上没有这样一则经典怎么办？答案就是：没有经典，创造经典！

那么，苏轼这篇赌上前程的文章究竟讲些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观点极深刻：为政者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赏罚难断时，宁奖勿罚，即“赏疑从与，罚疑从去”。

年轻的苏轼，在这篇文章里展现出了超龄的政治智慧，认为圣王对善行不仅该赏赐，还应歌颂鼓励；对过错虽施惩戒，但须心怀哀矜，助人改过自新。

为了论证此点，苏轼先引《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为据，强调宁可执法有失，也不枉杀无辜。继而虚构“尧皋对话”，生动阐释执法虽要坚决，君王仁心更可贵。

苏轼进一步析理：在“可赏可不赏”时奖赏，是“过乎仁”，仍属君子；在“可罚可不罚”时处罚，则“过乎义”，易流于残忍。故而“仁”可过，“义”不可过。

苏轼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文层层递进地阐述了他的核心观点。当时这场好戏的观众，正是大文豪欧阳修。他身为文坛领袖，正推动“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时文”。

读罢苏轼考卷，欧阳修顿时眼前一亮，爱死了这观点新锐、说理透辟、文风清健的好文章，此文完全契合他“文以载道”的主张。

虽然欧阳修感觉“三杀三宥”有些陌生，但是他只是自责自己“读书太少了”，赞叹道：“此考生学识渊博，吾不如也！”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欧阳修爱才心切，甚至到了自作多情的地步，他以为这般妙文必是门生曾巩手笔，为避嫌，硬将状元改为第二。放榜后才知道，作者竟然是一个来自蜀地的无名少年。

后来欧阳修知道典故是虚构，不但没有怪罪苏轼，反而赞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甚至劝说另一位主考官梅尧臣：“放他出头。”

这事儿搁现在简直没法想象，高考作文编造论据还能被表扬？但欧阳修看到的不是一个作弊的考生，而是一个天才的创作者。只因苏轼虽编造了文章细节，但阐明的道理是真的，论证也扎实。

虚构的典故，就像做菜时加了一点味精。调料再怎么锦上添花，也得食物自身鲜嫩可食。欧阳修赏识的，其实是苏轼在文章中展现的思想深度、创造力，以及他对宏大主题的把握能力。

说实话，我们现在人一旦上了考场，每一个都是“苏轼”。想想看，大家伙儿在写文章时，谁还没用过“有研究表明”、“专家说过”来增强说服力？

心理学上的“权威偏见”，让我们人类天生就吃这一套。苏轼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滥用这个技巧，文章主体坚如磐石，虚构的典故只是锦上添花。

就像现代人写文章时引用“鲁迅曾经说过”，如果文章本身空洞无物，你加再多的“名人名言”也是白瞎了；但是如果论证有力，偶尔的艺术加工反而会让人“会心一笑”。

说到名人写作的例子，古往今来的大家们其实都没少“编”。孔子编过“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柏拉图编过“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连鲁迅都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只是这句话，如果是由我辈原创，任由它出现在高考作文里，搞不好会被阅卷老师打个问号。但伟大的创作者都明白，有时候为了说清一个深刻的道理，需要创造性地运用材料。

苏轼的这次“舞弊”成功，其实是一场规则与创新的微妙平衡。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才华不是死守规则，而是懂得什么地方必须遵守规则，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规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编造论据。说穿了，苏轼的文章是一篇考试作文，他编造的论据就算全部删除，顶多让他的论证显得单薄一些，绝不至于误导别人。

假如是写涉及具体民生等方面的议论文，再编一个不存在的事实性论据出来，那可就变成“欺君罔上”了。届时别说是“尧说过”、“鲁迅说过”了，就算是“玉皇大帝说过”也救不了你。

所以说，下次咱们写文章时，不妨学学苏轼：先确保其核心论证无懈可击，然后再考虑是否要来个“鲁迅曾经说过”作为点睛之笔。

毕竟，这是连欧阳修都买账的一种写法嘛，就算最后被人识破了，也无伤大雅。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创新的前提是扎实的基础，突破规则的前提是理解规则。

只有这样，才能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或许有一天，你也能写出让阅卷老师“不觉汗出，快哉快哉”的爽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