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舞厅，一个丰满女人贴着我跳舞，她说她老公常年不在家
发布时间：2025-10-21 15:21:52 浏览量：3
当我把那本存着家里全部八万块钱的存折塞到陈淑琴手里时，我老婆李秀兰的尖叫声，几乎要掀翻我们这栋老家属楼的屋顶。
在此后的整整十年里，这件事成了我和秀兰之间一根拔不出来的刺。她一遍遍地问我，一遍遍地骂我，想不通我为什么要把我们两口子半辈子攒下的血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给一个“舞厅里的女人”。
她不知道，我每次想起那个女人在舞厅昏暗灯光下孤寂的眼神，脑子里浮现出的，其实是我师父林涛豪爽的笑脸，以及多年前，他在酒桌上拍着我肩膀许下的那个重若千钧的嘱托。
可这一切，在当时都还很遥远。
故事真正开始，是在1996年一个闷热的夏夜，在那个地板发黏、空气里混杂着廉价香水和汗味的“金色年华”舞厅里。
第1章 霓虹下的影子
九十年代的工厂，日子就像车间里那台老旧的冲压机，每天“哐当、哐当”，单调、重复，但好歹有个盼头。我们这些熬了十几年工龄的老师傅，不好不坏地捧着个铁饭碗，最大的娱乐，也就是下了班凑在车间门口，抽着烟，吹着牛，骂几句不咸不淡的领导。
那天是车间张主任的儿子考上了大学，破天荒地大方了一回，请我们几个技术骨干去城里新开的“金色年华”舞厅“见见世面”。
说实话，我对那种地方是有些抵触的。灯红酒绿，男女搂在一起黏黏糊糊地晃，总觉得不是什么正经地方。我老婆李秀兰更是把这种地方当成洪水猛兽，去之前，她给我熨好了唯一一件的确良白衬衫，嘴里却念叨了半个钟头，核心思想就一个：别跟不三不四的女人学坏了。
我叫王建军，那年三十有六，是厂里的八级钳工，手上活儿在整个厂里数一数二。我的人生，就像我用锉刀磨出来的零件一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每一寸都清清楚楚。我爱我的家庭，爱我那个节俭到近乎抠门的妻子秀兰，也爱我那个刚上小学的儿子。我觉得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安稳，平淡，一眼能望到退休。
舞厅里震耳欲聋的音乐，五颜六色的旋转灯光，晃得我有些头晕。张主任他们早就老油条似的各自找了舞伴，在舞池里扭得起劲。我笨手笨脚，在角落的卡座里坐了半天，一杯兑了水的橘子汁喝得见了底，正琢磨着是不是该找个借口开溜。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大哥，一个人啊？请我跳支舞呗？”
声音带着一点点沙哑的磁性，像砂纸轻轻磨过心头。我抬起头，逆着光，看到一个女人。她算不上顶漂亮，但身材很丰满，一件紧身的红色连衣裙包裹着成熟的曲线，烫着时髦的大波浪卷发，脸上化着在当时看来有些浓的妆。
我愣住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嘴里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太会。”
她“噗嗤”一声笑了，眉眼弯弯，眼角的细纹也跟着荡漾开来。“不会可以学嘛，跟着音乐走就行了。”
她不由分说，拉起我的手，就把我拽进了舞池。
她的手很软，带着温热的湿气。舞池里人挤人，她几乎是整个人贴在了我的身上。一股浓郁但不刺鼻的香气钻进我的鼻腔，混合着她身上温热的气息，让我这个常年只闻得到机油味儿的男人，脸瞬间就红到了脖子根。
那是一首慢四，节奏舒缓。我僵硬得像根木头，手都不知道该往她腰上放，还是该悬在空中。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主动抓着我的手，放在了她的腰上，隔着薄薄的料子，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腰肢的柔软和惊人的弹性。
“大哥，看你就不常来这种地方。”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呼吸吹得我耳朵痒痒的。
“嗯，第一次来，跟同事。”我老实回答，眼睛只敢盯着自己的鞋尖。
“挺好，”她轻轻地笑，“不像我们，闲得发慌了，就只能来这种地方打发时间。”
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我听不懂的落寞。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第一次认真看她的脸。灯光扫过，我看到她浓妆之下，其实眉目很清秀，只是眼神里带着一股化不开的疲惫和忧愁，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
“你……经常来？”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她没说话，只是把头轻轻靠在了我的肩膀上。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她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卸了下来，像一个漂泊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停靠的码头。
我的心跳得厉害，一种陌生的、混杂着紧张和一丝怜悯的情绪在我心里蔓延开来。我不是不解风情的傻子，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奇怪的是，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邪念，反而觉得肩膀上的这个女人，很可怜。
一曲终了，音乐切换成了快节奏的迪斯科。她从我怀里退出来，对我笑了笑，“谢谢你，大哥。”
我点点头，正准备退回我的角落。
她却忽然凑近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叫陈淑琴。我老公……他常年不在家。”
说完，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有试探，有邀请，有无奈，甚至还有一丝绝望。然后，她转身，丰腴的背影很快就汇入了舞池里疯狂扭动的人群，消失不见。
我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
那句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我脑子里嗡嗡作响，秀兰那张严肃的脸，儿子天真的笑脸，还有眼前这个叫陈淑琴的女人落寞的眼神，交替出现。
那天晚上，我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舞厅。回家的路上，夏夜的风吹在身上，黏糊糊的，就像陈淑琴留给我的感觉，暧昧、危险，又带着一丝让人无法拒绝的忧伤。
我以为，这只是我平淡生活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像一颗投入水里的糖，很快就会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没想到，这颗糖，日后竟会变成一块巨石，差点把我整个家都砸得粉碎。
第2章 尘封的承诺
从舞厅回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整个人都有些魂不守舍。
白天在车间里干活，锉刀在零件上划过的“唰唰”声，听起来都像是舞厅里的沙锤在响。晚上躺在床上，旁边是秀兰均匀的呼吸声，我眼前却总是晃动着陈淑琴那张化着浓妆的脸，和她最后说的那句话。
“我老公，他常年不在家。”
这句话像个魔咒，反复在我脑子里回响。她是什么意思？她是那种女人吗？还是说，她只是太寂寞了？
我心里烦躁，又不敢跟任何人说。这种事，跟谁说？跟车间的工友说，他们只会挤眉弄眼地起哄，说我王建军走了桃花运。跟秀兰说？我估计她能当场拎着菜刀把我从五楼扔下去。
秀兰是个典型的传统女人，贤惠、能干，但思想也相对保守。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没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觉得彼此合适，搭伙过日子。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最大的心愿就是攒够钱，等儿子将来上大学、娶媳妇。
那天晚上，她照例给我端来一盆洗脚水，水温烫得刚刚好。她蹲在我面前，给我搓着脚，一边搓一边絮叨着厂里分的肉票又快到期了，盘算着是换成五花肉还是排骨。
看着她鬓角渗出的细汗，和手上因为常年做家务而生出的薄茧，我心里一阵愧疚。王建军啊王建军，你是有老婆孩子的人，瞎琢磨什么呢！不就是一个舞厅里萍水相逢的女人吗？以后再也不去那种地方就是了。
我打定主意，要把这件事彻底从脑子里清除出去。
为了让自己忙起来，我主动跟车间主任申请，把一批最难啃的精密模具的活儿给揽了过来。那几天，我几乎是吃住都在厂里，每天加班到深夜，累得沾床就睡，也就没工夫胡思乱想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家里午睡，被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吵醒了。
我睁开眼，看见秀兰正撅着屁股在床底下的一个大木箱子里翻找着什么。那个木箱子是我的宝贝，里面装的不是钱，而是一些我舍不得扔掉的老物件。
“你找啥呢？”我揉着眼睛问。
“找找咱家还有没有富余的布票，想给儿子做条新裤子，他那条裤子膝盖都磨破了。”秀兰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坐起身，也凑了过去。箱子里，除了几件我的旧工装，就是一堆证书和老照片。我随手拿起一本相册，翻了开来。
相册已经很旧了，牛皮纸的封面都起了毛边。翻开第一页，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一样的蓝色工装，勾肩搭背，笑得一脸灿烂。其中一个，是年轻时的我，瘦得像根麻杆。另一个，则比我高半个头，浓眉大眼，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显得特别精神。
“哎，你看，师父。”我指着照片上的人，对秀兰说。
秀兰凑过来看了一眼，也笑了，“是林涛师父啊，那时候你们可真年轻。一晃都快二十年了。”
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师父，林涛。
我刚进厂的时候，还是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什么都不懂。是林涛手把手地教我，从最基础的识图、划线，到后来高难度的研磨、抛光。他对我，比对亲兄弟还好。那时候我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师父就隔三差五地从家里给我带饭盒，里面总是装着师娘做的红烧肉。他总说：“建军，咱们工人，手上没力气可不行，得多吃肉！”
林涛不仅教我技术，更教我做人。他常说，做人要像做零件一样，讲良心，讲规矩，不能差一丝一毫。他这人，仗义、豪爽，在厂里人缘极好，谁家有困难，他都是第一个伸手帮忙。
后来，厂里搞技术改革，需要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去外地的项目上支援，一去就是好几年。林涛技术最好，又是党员，二话不说就报了名。
他走的前一晚，叫我去他家喝酒。师娘不在家，就我们师徒俩。那天，他喝了很多，跟我说了很多话。他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老婆和刚出生的儿子。他老婆身体不太好，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建军，”他喝得满脸通红，抓着我的手，眼睛里都是红血丝，“师父这一走，不知道几年才能回来。家里……就拜托你了。你师娘一个女人家，要是有个什么事，你千万得帮衬着点。就当……就当是师父欠你的。”
我当时拍着胸脯，眼眶发热地跟他保证：“师父，你放心！有我王建军在一天，就不能让师娘和弟弟受一点委屈！你的家，就是我的家！”
那晚的酒，喝得又烈又烫，那句承诺，也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可后来，林涛走了没多久，他家也从厂里的家属区搬走了，据说是搬到了城里他岳父家那边。再后来，厂里效益时好时坏，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慢慢地，也就和师父一家断了联系。
我只依稀记得，师娘的名字，好像就叫……淑琴。
一个念头，像一道闪电，猛地劈中了我的大脑。
陈淑琴……淑琴……
会是她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相册差点掉在地上。我仔细回忆舞厅里那个女人的样貌，想把她和记忆里那个总是温和地笑着、给我盛红烧肉的师娘联系起来。可是，时间过去了太久，记忆早已模糊，我实在想不起来师娘具体长什么样子了。
但这个巧合，还是让我坐立不安。
“想什么呢？魂都丢了。”秀兰推了我一把。
“没……没什么。”我连忙把相册合上，放回箱子里，心里却翻江倒海。
如果舞厅里那个风情万种、眼神落寞的女人，真的是我师父的爱人，我的师娘……那她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她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师父呢？他回来了吗？他知道吗？
还有她那句“我老公常年不在家”，难道指的就是常年在外地支援的师父？
一连串的疑问，像无数只蚂蚁，在我心上疯狂地啃噬着。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我必须去找到她，我必须去搞清楚这一切。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对一个陌生女人的好奇了。
这关系到一个我曾经无比敬重的兄长，关系到我年轻时许下的一个滚烫的承诺。
第3章 菜市场的重逢
心里的那个疙瘩，一旦结下了，就再也解不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丢了魂的侦探，满脑子都在琢磨怎么才能再见到陈淑琴。再去舞厅？不行，那种地方太招摇，万一被熟人看见，传到秀兰耳朵里，那真是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我只知道她叫陈淑琴，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偌大一个城市，找一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
那天下班，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心不在焉地往家走。路过我们家附近那个菜市场时，我习惯性地停下来，准备买点秀兰交代要买的豆腐。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卖菜的吆喝声、买菜的讨价还价声、鸡鸭的叫声混成一片，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我推着车，在拥挤的人群里艰难地穿行。
就在我快走到豆腐摊的时候，眼角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卖鱼的摊位前，一个女人正弯着腰，仔细地挑着案板上的鲫鱼。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衬衫，一条灰色的裤子，头发用一根黑色的发绳随意地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
是她！
虽然她没化妆，穿着也朴素得像个最普通的家庭主妇，和舞厅里那个光彩照人的样子判若两人，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陈淑琴。
她好像完全没注意到我，正专注地跟鱼贩子说着什么，眉头微微蹙着，像是在为几毛钱的价格而犹豫。阳光透过菜市场顶棚的缝隙照在她脸上，我这才看清，卸下浓妆的她，眼角有掩饰不住的细纹，脸色也有些蜡黄，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
这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在舞厅里散发着危险魅力的神秘女人，而是一个为生活奔波、为柴米油盐操心的普通人。
我心里五味杂陈，推着车，一步一步地朝她走了过去。
“……同志，这条鱼能不能再便宜点？你看我经常来你这儿买的。”我听到她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跟鱼贩子说。
鱼贩子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不耐烦地挥挥手：“大姐，这都是最低价了，再便宜我就得亏本了。你到底要不要？”
陈淑琴的脸涨得通红，捏着手里那几张毛票，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走上前，对着鱼贩子说：“老板，这条鱼，还有旁边那条大的，我都要了。一起算。”
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钱递了过去。
陈淑琴听到我的声音，猛地一回头。当她看到是我时，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变得无比慌乱和尴尬，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她下意识地想躲，但已经来不及了。
“是你？”她喃喃地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嗯，是我。”我点点头，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自然一些，“真巧啊，你也住这附近？”
鱼贩子麻利地把两条鱼装好，递给我。我把那条小一点的鲫鱼递给陈淑琴，“拿着吧，就当……就当我请你。”
她连连摆手，脸更红了，“不不不，这怎么行，我不能要。”
“拿着吧，一条鱼而已。”我把鱼硬塞到她的菜篮子里，然后推着车，跟她并排往外走，“你还没回答我呢，你也住这儿？”
她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嗯”了一声。
菜市场里嘈杂的声音仿佛都离我们远去了。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说话，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我知道，她肯定以为我是故意在跟踪她，或者对她有什么企图。
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我停下车，鼓足了勇气，开口问道：“我……我想问你个事。你……你认识一个叫林涛的人吗？”
听到“林涛”这个名字，陈淑琴的身体猛地一颤，像被针扎了一下。她豁然抬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看到她这个反应，我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破灭了。
真的是她。她就是我的师娘。
“你……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他？”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警惕和颤抖。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奔涌而出。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是王建军。林涛，是我师父。”
“王……建军？”陈淑琴呆呆地重复着这个名字，眼神里充满了迷茫。过了好几秒，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眼睛猛地睁大了，“你是……你是那个小王？师父他最得意的那个徒弟？”
“是我，师娘。”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声“师娘”，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陈淑琴的眼圈“刷”地一下就红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捂着脸，蹲在地上，压抑地哭了起来。
那哭声，充满了委屈、心酸和无助，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在我的心上。
我手忙脚乱地站在一旁，想安慰她，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只能从口袋里掏出一方皱巴巴的手帕递给她。
她哭了很久，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她接过手帕，擦了擦眼泪，站起身，脸上满是泪痕，对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建军……让你见笑了。”
“师娘，你别这么说。”我连忙说，“到底出什么事了？师父呢？他……他不是常年不在家吗？他去哪儿了？”
提到师父，陈淑琴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也黯淡了下去。
她领着我，走到了附近一个僻静的小公园。我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她沉默了很久，才用一种近乎枯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把这些年的事情告诉了我。
原来，师父林涛当年去外地支援，一去就是十几年。他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工作狂，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项目上，几年才回一次家。他把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寄了回来，以为这样就能让家里过上好日子。
可谁知道，三年前，他在工地上出了意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伤到了脊椎，瘫痪了。
为了不拖累厂里，也为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他硬是没让单位上报工伤，自己拿着一点微薄的补偿金，就退了休。因为行动不便，他一直待在项目所在地的那个小县城里，由一个远房亲戚照顾着，死活不肯回来。
“他说，他不想让我和孩子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陈淑琴的声音哽咽着，“他说他是个废人了，回来也是个累赘。”
而陈淑琴，一个女人家，带着儿子，日子过得举步维艰。师父寄回来的钱，大部分都给他看病买药了。她原来在街道工厂有个工作，后来工厂倒闭，她就下了岗。为了供儿子上学，为了给丈夫寄医药费，她什么活都干，去饭店洗过盘子，去市场卖过菜，生活把她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林师傅的爱人”，磋磨成了一个为几毛钱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的市井妇人。
“那……那你去舞厅……”我艰难地问出了那个最让我困惑的问题。
陈淑琴的脸又白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
“我听人说，舞厅里有‘陪舞’的工作，跳一支舞能挣几块钱。来钱快。”她苦笑着说，“我知道那地方名声不好，可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小伟马上要上初中了，到处都要钱。你师父那边，每个月的药也不能断……”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恳求：“建军，那天在舞厅……我对你说那些话，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看你像个好人，心里太苦了，想找个人说说话。你千万别误会，也别……也别告诉你师父。”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憔悴、卑微的女人，和我记忆里那个总是笑意盈盈、给我碗里夹满红烧肉的师娘联系在一起。我也无法想象，我那个豪气干云、把面子看得比天大的师父，会像一头受伤的狮子一样，独自躲在遥远的小县城里，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生活，到底对这对善良的夫妻做了什么？
那一刻，舞厅里的暧昧和旖旎，全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沉甸甸的现实，和压在我心头那句尘封了近二十年的承诺。
“师娘，你放心。”我站起身，看着她，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坚定，“以后有任何事，你来找我。师父的家，就是我的家。有我王建军在，就不会让你们再受一点委屈。”
第4章 秘密的裂痕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沉重的秘密。
我开始有意识地接济师娘陈淑琴。我不敢动家里的存折，秀兰对钱看得紧，少一分她都能察觉到。我只能从自己的零花钱和偶尔接私活挣的外快里，一点一点地省。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会偷偷留下几十块钱。有时候，我会借口说厂里聚餐，其实是把省下来的饭钱，买成米和油，送到师娘家去。
师娘家住在一个很破旧的筒子楼里，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终年不见阳光。她和儿子林晓伟就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单间里。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掉了漆的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心里酸得不行。晓伟那孩子，瘦瘦小小的，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看到我这个陌生人，他显得有些怯生生的。
陈淑琴很尴尬，不停地用围裙擦着手，嘴里说着：“家里乱，让你见笑了。”
我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对晓伟笑了笑：“是晓伟吧？都长这么高了。我是你爸爸的徒弟，你得叫我王叔叔。”
晓伟很懂事，站起来，怯怯地叫了一声：“王叔叔好。”
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就会过去一趟。有时候是送点吃的用的，有时候是帮她修修家里接触不良的电灯，换换漏水的水龙头。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举手之劳，但对一个独身的女人来说，却是天大的难事。
每次我去，陈淑琴都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总要留我吃饭。我怕人多嘴杂，从来不敢留下。我只是叮嘱她，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比侦探的眼睛还厉害。我的这些反常举动，到底还是引起了秀兰的怀疑。
她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为什么最近烟抽得少了？为什么厂里聚餐的次数突然变多了？为什么我的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
“王建军，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事瞒着我？”一天晚上，她给我打洗脚水的时候，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我心里一惊，脚在热水里都打了个哆嗦。“瞎说什么呢，我能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秀兰把毛巾往盆里一扔，水花溅了我一裤腿，“那你这个月工资怎么少了五十块钱？别跟我说是发错了，我问过隔壁老李家的了，他们一分没少！”
我头皮一阵发麻，没想到她连这个都算得清清楚楚。我只好撒谎说：“前几天……前几天车间的刘师傅家里出了点事，孩子生病，我……我借给他了。”
“借钱了？”秀兰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盯着我，“借给谁了？刘师傅？哪个刘师傅？我怎么没听说他家孩子生病？”
“就是……就是机修组的刘全。”我硬着头皮胡诌。
秀兰冷笑一声：“行啊，王建军，你现在本事大了，都学会撒谎了。刘全上个礼拜就跟他老婆回乡下看丈母娘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
我顿时哑口无言，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那天晚上，我们结婚十几年来，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秀兰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红着眼睛，坐在床边，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又失望的眼神看着我。
“王建M，我们从一穷二白过到今天，容易吗？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们儿子将来能有出息。你倒好，在外面大手大脚，还跟我撒谎。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养了了？”
“”三个字，像三根针，狠狠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被冤枉的愤怒和无法解释的憋屈，一下子冲上了头顶，“我王建军是什么人，你跟我过了十几年你不知道吗？”
“我以前是知道，可我现在不知道了！”秀兰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自从你上次去了那个什么舞厅回来，你就变得不对劲！你跟我说实话，你那些钱，是不是给舞厅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可以忍受她的节俭和唠叨，但我无法忍受她这样侮辱我的人格，更无法忍受她用那么肮脏的词汇去形容师娘。
可我能说什么？我说我把钱给了我师父的老婆？她肯定会追问，你师父的老婆你怎么认识的？为什么突然要给她钱？一来二去，舞厅的事肯定瞒不住。到时候，在秀兰眼里，陈淑琴就是一个在舞厅里勾搭自己丈夫的女人，事情只会更糟。
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百口莫辩。
那场争吵，最终在我的沉默和秀兰的哭泣中不了了之。
从那以后，我们家里的气氛就变了。秀兰不再跟我唠叨家常，我下班回家，迎接我的不再是热腾腾的饭菜和她的笑脸，而是一室的清冷和沉默。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像是隔着一条冰冷的银河。
这种冷暴力，比吵架更让我难受。
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痕。而这道裂痕，因为我那个不能说的秘密，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大。
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我的家庭，是我相濡以沫的妻子；另一边，是我师父的嘱托，是我不能放下的道义和责任。
我像一个走钢丝的人，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可能掉进万丈深渊。
可我没得选。师父师娘的恩情，我不能忘。那个承诺，我必须遵守。我只能更小心，更谨慎，希望能把这个秘密，永远地埋在心底。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多加小心，就能维持住这脆弱的平衡。
但我没想到，一个从千里之外打来的电话，很快就将这所有的一切，都推向了彻底失控的边缘。
第5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打破家里死水般平静的，是陈淑琴一个深夜打到我们楼道公共电话亭的电话。
那天我正在厂里上夜班，是秀兰接的。她半夜被邻居叫醒，披着衣服去接电话，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找我，声音还带着哭腔，脸色当场就变了。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感觉到气氛不对。秀兰坐在饭桌前，眼睛又红又肿，桌上的饭菜一口没动，已经凉透了。
“王建军，你长本事了啊。”她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还是个女人，半夜三更，哭哭啼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出了什么事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
“谁……谁打来的？”我故作镇定地问。
“我怎么知道是谁！人家就说找王建军，有急事！我说你不在，她就把电话挂了。”秀兰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筷都跳了起来，“王建军！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看着她那张因愤怒和伤心而扭曲的脸，知道这件事再也瞒不下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决定跟她摊牌。但我还是下意识地隐瞒了舞厅那一段，我怕那会成为永远也洗不清的污点。
“她……她是我师父林涛的爱人。”我艰难地开口。
“你师父的爱人？”秀兰愣住了，显然没想到是这个答案，“你什么时候跟你师父家联系上的？我怎么不知道？”
“就前段时间，在街上碰到的。”我把师父出意外、师娘生活困难的事情，掐头去尾，大致跟她说了一遍，“秀兰，师父当年对我有大恩，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之前给她的那些钱，就是接济她和孩子的。”
我以为，我说出真相，秀含会理解我。毕竟她也知道师父当年对我的好。
可我低估了一个女人在怀疑和嫉妒时，逻辑会变得多么偏执。
“碰到的？说得真巧啊！”秀兰冷笑着，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王建军，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你早不碰到，晚不碰到，偏偏这个时候碰到？还瞒着我偷偷摸摸地给钱？要是心里没鬼，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
“我……我不是怕你多想吗！”我急了。
“我多想？要不是你做得让人多想，我会多想吗？”秀兰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我告诉你，王建军，朋友有困难，帮一把，可以。但你这么个帮法，把自己的家都不顾了，偷偷摸摸，不清不楚，这算什么？我不管她是你师父的谁，我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再给她！”
她的态度，强硬得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我知道，再争下去也没有意义。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因为我最初的隐瞒，而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就在我们冷战升级的时候，我接到了陈淑琴。她找到了我的厂里，人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建军，你师父……他不行了。”她一开口，眼泪就下来了，“医院那边刚打来电话，说他突发脑溢血，正在抢救，让我们赶紧准备钱做手术。医生说……医生说手术费至少要八万块。要是手术成功，人还有可能救回来……”
八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
在1996年，八万块钱，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那是我和秀兰从牙缝里省了十几年，准备给儿子将来上大学、娶媳妇用的全部家当。
陈淑琴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她抓住我的胳膊，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建军，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可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亲戚朋友能借的我都借遍了，也就凑了不到一万块。你师父他……他这辈子没求过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建军，求求你，你帮帮我，救救你师父！这笔钱，我就是做牛做马，下辈子也一定还给你！”
她说着，就要给我跪下。
我连忙扶住她，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一边是躺在病床上性命垂危的师父，另一边是我和秀兰辛苦半生攒下的血汗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未来的全部指望。
我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秀兰看我脸色不对，也没再跟我吵，只是默默地做饭。
饭桌上，我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太了解秀兰了，让她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去救一个十几年没联系的“师父”，她绝对不会同意。在她看来，我们的儿子，我们自己的家，才是最重要的。
她的想法没错，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首先要守护自己的家庭。
可我呢？我王建军，受过师父天大的恩惠，许下过重若千钧的承诺。现在师父命悬一线，我就因为钱，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吗？
那我这辈子，良心能安吗？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跟我的儿子讲什么叫“情义”，什么叫“担当”？
那晚，我一夜没睡。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会儿是师父教我磨零件时专注的眼神，一会儿是秀兰在灯下缝补儿子衣服时温柔的侧影。我的心，被撕扯成了两半，一半是道义，一半是家庭。无论选择哪一边，都意味着对另一边的背叛。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我悄悄地爬起来，借着窗外微弱的晨光，从床底下那个大木箱子里，翻出了那个被秀兰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存折。
存折上那个“八”后面跟着一长串“零”的数字，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捏着那本薄薄的存折，手却在不停地发抖。我知道，我即将要做的这件事，可能会毁了我的家。
但我别无选择。
有些事，错了，可以弥补。但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的遗憾和悔恨。
我宁愿让秀兰恨我，也不愿意让我自己，恨自己一辈子。
第6章 存折与尖叫
我拿着存折找到陈淑琴的时候，她正坐在她家那张破旧的桌子前发呆，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桌上放着一堆凑来的、零零散散的钞票，最大面额的也不过是十块。
看到我，她像是看到了救星，猛地站了起来。
我没有多说废话，直接把那本存折放在了她的面前。
“这里面是八万块，密码是咱们厂成立的年份。你赶紧去银行取钱，给你师父汇过去。救人要紧。”
陈淑琴看着桌上的存折，整个人都傻了，像一尊石化的雕像。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过了好几秒，她的眼泪才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
她“扑通”一声，直直地跪在了我的面前。
“建军，你……你这是把家都掏空了啊！我……我受不起啊！”她泣不成声，“这钱我不能要，我不能害了你和你的家！”
“师娘，你快起来！”我赶紧去扶她，“什么叫害？当年要不是师父，我王建军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他给了我吃饭的本事，给了我做人的道理，他的命，比这几万块钱重要多了！你再耽搁，就来不及了！”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陈淑琴才颤抖着收下了存折。她看着我，眼神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一种沉重到让人窒息的情感。
我知道，我们之间，从此背负上的，不仅仅是金钱的债务，更是两家人命运的纠缠。
我从陈淑琴家出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另一块更大的石头，又压了上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秀兰。
我在外面游荡了一整天，直到天黑透了，才磨磨蹭蹭地往家走。
刚走到楼下，就听到我们家窗户里传来秀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还夹杂着摔东西的“噼里啪啦”声。
我心里一沉，知道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我推开门，屋里一片狼藉。饭桌被掀翻在地，碗筷碎了一地。秀兰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正死死地瞪着我。
她看到了我，像是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朝我扑了过来。
“王建军！你这个天杀的！钱呢？我们家的钱呢！”她疯狂地捶打着我的胸口，指甲在我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痕，“你把钱给谁了？你是不是给那个了！你说啊！”
那一刻，我所有的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没有躲，也没有还手，就那么站着，任由她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我知道，她打的不是我，是她对未来的恐惧，是她苦心经营的家轰然倒塌时的绝望。
“秀兰，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我什么都不想听！”她尖叫着，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王建军，你为了一个外面的女人，连儿子都不要了，连这个家都不要了！你不是人！你是个！”
她的尖叫声，引来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他们围在门口，对着我们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看着秀兰那张绝望的脸，看着门口那些看热闹的眼神，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我的家，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安稳平静的家，就在这一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碎成了一地鸡毛。
秀兰打累了，哭累了，就那么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地看着我。
“王建军，”她用一种近乎死寂的声音说，“我们……离婚吧。”
“离婚”两个字，像两把最锋利的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不……秀兰，不能离婚！”我慌了，蹲下身想去拉她，“钱没了，我们可以再挣！家不能散啊！你看在儿子的份上……”
“儿子？”她冷笑一声，甩开我的手，“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儿子？你把我们娘俩未来的活路都断了，现在跟我提儿子？”
那天晚上，儿子被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秀兰，一个坐在地上，一个站在门口，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破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我用八万块钱，去赌一个师父的命，去守一个男人的承诺。
可我输掉的，却是我整个世界。
第7章 冰冷的余波
家，从那天起，变成了一个冰窖。
秀兰没有再提离婚，但她用行动表明了她的决心。她把我的被褥和枕头，从卧室里扔了出来，扔在了客厅那张又小又硬的沙发上。
她不再跟我说一句话，甚至不看我一眼。我成了这个家里一个透明的影子。她会给儿子做饭，但我的那一份，永远不会出现在饭桌上。家里的衣服她会洗，但我的那件脏工装，只会被她嫌恶地踢到角落里。
儿子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传声筒。
“爸，妈让你把阳台的花浇一下。”
“爸，妈说家里的酱油没了，让你下班带一瓶回来。”
每次听到儿子用稚嫩的声音，小心翼翼地传达着这些没有温度的指令，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冷战，已经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怯懦和不安。
厂里的风言风语也传开了。那天我们家闹得那么大，整栋楼都听见了。很快，各种版本的流言就开始发酵。有人说我王建军在外面养了小的，被老婆发现了。有人说我，把家底都输光了。
我在厂里，从一个人人敬重的老师傅，变成了一个被人背后指指点点的“陈世美”。那些曾经跟我称兄道弟的工友，现在看到我都绕着走，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
我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外界的双重压力，整个人迅速地憔悴了下去，短短一个月，头发就白了一小半。
我好几次想跟秀兰好好谈谈，想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她，包括舞厅的偶遇，包括我的挣扎。可是，每次看到她那张冰封的脸，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我知道，在她心里，我已经是一个为了“舞厅女人”而背叛家庭的罪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信了。
这期间，陈淑琴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还是打到厂里。
电话里，她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悲伤。师父的手术虽然做了，但情况并不乐观，人一直在重症监护室里，没有脱离危险。
她问起了我家里的情况，问我是不是因为钱的事跟嫂子吵架了。
我强撑着说：“没事，师娘，你别担心我。你照顾好师父就行。”
我不敢告诉她，我的家，已经因为这件事，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必须自己承担后果。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车间角落里，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开始反思，我做的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
为了一个承诺，我失去了妻子的信任，伤害了我的孩子，毁掉了我经营了十几年的家庭和名声。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可每当夜深人静，我想起师父当年拍着我肩膀的样子，想起他把滚烫的红烧肉夹到我碗里的样子，我就觉得，我不后悔。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除了柴米油盐之外，还愿意去坚守的东西。对我来说，那东西，就叫“情义”。
日子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一天天过去。
转眼，冬天来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客厅沙发上打盹，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我以为是儿子放学回来了，趿拉着拖鞋去开门。
门一打开，我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陈淑琴。她比上次见面时更瘦了，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棉袄，怀里抱着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是晓伟。孩子冻得小脸通红，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
“师娘？你们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
秀兰听到声音，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当她看到门口的陈淑琴时，她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那眼神，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射向陈淑琴。
我知道，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陈淑琴显然也被秀兰的眼神吓到了，她下意识地把晓伟往身后拉了拉，然后，她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对着秀兰，深深地鞠了一躬。
“嫂子，对不起。我……我是来还钱的。”
说着，她把怀里那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沓的钞票，还有一本存折。
“建军，你师父……他还是没挺过去，上个礼拜走了。”陈淑琴的声音沙哑，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这是手术剩下的一万多块钱，还有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凑的四万块。剩下的……剩下的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我给您写了欠条。”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双手递向秀兰。
秀兰没有接，她只是死死地盯着陈淑琴，那眼神，仿佛要将她凌迟。
第8章 冰雪消融时
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秀兰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陈淑琴和她儿子晓伟身上来回扫视。她的眼神里，有愤怒，有鄙夷，但更多的是一种复杂难言的审视。
她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立刻爆发，而是沉默着，这种沉默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怒骂都更让人感到压抑。
陈淑琴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举着欠条的手，在半空中微微颤抖着。
“嫂子，”她再次开口，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知道，因为我们家的事，给你们添了天大的麻烦，害得你们……我知道一句‘对不起’没用。但是，建军他是为了帮我，为了救他师父，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你千万不要怪他。”
她说着，拉过身后的晓伟，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对着秀兰。
“晓伟，快，给你秀兰阿姨磕个头。要不是你王叔叔，你连你爸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晓伟很听话，眼圈红红的，二话不说，直挺挺地就要跪下去。
就在他膝盖快要着地的那一瞬间，秀兰突然动了。她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扶住了晓伟。
“别！孩子，快起来！使不得！”
秀兰的声音，第一次没有了那种冰冷的尖锐，反而带着一丝慌乱。她扶着晓伟，看着这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几岁、却一脸懂事和悲伤的孩子，眼神里的冰霜，似乎在一点点地融化。
她松开晓伟，目光重新落回到陈淑琴身上，这一次，她的语气里，多了一丝探寻。
“你刚才说……他是王建军的师父？”
“是，”陈淑琴连忙点头，从随身的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这是他们年轻时候在厂里的合影，林涛总说，建军是他带过的最出息的徒弟，跟亲弟弟一样。”
秀兰接过那张照片。
照片上，两个年轻的男人勾肩搭背，笑得无忧无虑。其中一个，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年轻时的王建军。而另一个，就是那个她只在丈夫口中听说过的，传奇般的技术大拿，林涛师父。
看着照片上那张英气勃勃的脸，再联想到他刚刚去世的噩耗，秀兰的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她把照片还给陈淑琴，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
她转身，走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放了红糖的姜水走了出来。一杯递给了陈淑琴，一杯递给了晓伟。
“外面冷，喝点热的，暖暖身子吧。”她的声音，依旧有些生硬，但已经没有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
陈淑琴受宠若惊地接过杯子，连声道谢。
秀兰拉过一张凳子，在陈淑琴面前坐下，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问的，是林涛。
陈淑琴捧着热水道：“他……他是个好人。就是太要强，太实心眼了。一辈子，就活在别人的夸奖里，活在‘先进工作者’的荣誉里，为了厂子，为了工作，什么都能豁出去，就是……就是没顾过我们这个家。”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她没有抱怨，没有指责，只有一种历经生活磨难后的平静和沧桑。
她断断续续地，讲了她和林涛的故事。讲了他年轻时如何在厂里受人尊敬，讲了他如何为了支援外地项目，十几年如一日地与家人分离，讲了他出事后如何为了不拖累家人和单位，固执地把自己藏起来……
我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属于师父的另一面。
秀兰也听得很认真。她的表情，从最初的冷漠，到怀疑，再到动容，最后，她的眼圈也红了。
她也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或许无法理解男人之间那种所谓的“江湖义气”，但她能理解一个女人独自撑起一个家的辛酸和不易。
当她听到陈淑琴为了给丈夫筹医药费，去舞厅给人陪舞时，她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
原来，那所谓的“舞厅”，背后竟是这样一段让人心酸的故事。
那天，陈淑琴和晓伟在我们家待了很久。秀兰留她们吃了晚饭。饭桌上，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秀兰甚至还给晓伟夹了一筷子肉。
送走她们母子后，秀兰把那张欠条和那一包钱，都推到了我的面前。
“这钱，你明天给她送回去。”
我愣住了，“那你……”
“房子都卖了，她们娘俩以后住哪儿？晓伟还要上学，哪儿不需要钱？”秀兰打断我，眼睛看着别处，“你师父……也算是因为公事。这钱，就当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欠条，让她撕了。以后别再写了。”
顿了顿，她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剩下的钱，我们不给了。我们家也得过日子。”
我看着她，心里百感交集，千言万语，最后只说出三个字：“谢谢你。”
秀兰没理我，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那天晚上，我睡沙发的时候，发现沙发上多了一床新弹的棉被，厚实，暖和。
我知道，我们家那块冻了几个月的坚冰，终于开始消融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回到了正轨。秀兰虽然还是不怎么跟我主动说话，但她会给我做饭，会帮我洗衣服了。我们之间的那堵墙，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至少，已经开了一扇小小的窗。
又过了几年，晓伟考上了重点大学。陈淑琴靠着做几份零工，硬是把欠我们家的钱，一分一分地还清了。她还钱的那天，秀兰什么都没说，转头就用那笔钱，给晓伟买了一台当时最新款的电脑，作为他上大学的礼物。
再后来，儿子也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毕业，工作，娶妻生子。我们成了爷爷奶奶。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秀兰坐在阳台上，看着孙子在客厅里蹒跚学步。
她给我递过来一杯泡好的热茶，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老王，那件事，你当年……做得对。”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她说的是什么。
我笑了笑，握住她那双已经满是皱纹的手，“都过去了。”
“没过去，”她摇摇头，看着窗外的天空，轻声说，“我有时候会想，要是我当年也像陈淑琴那样，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走投无路，会不会有个人，也愿意像你一样，不管不顾地拉我一把？”
阳光洒在她的白发上，闪着温暖的光。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时间，终究会抚平所有的伤痕，也会让人们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承诺，比如情义，再比如，一颗愿意在别人深陷绝境时，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的，温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