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戏剧节上郝蕾、柯蓝、阿朵等集体亮相，在舞台上重塑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25-10-27 16:13:07 浏览量：1
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戏梦粮仓”单元，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艺术家，她们用作品回应身份与时代之问。在舞台上重塑女性形象，用行动拓展话语边界，在创作中与伤口和解。
我们离不开创作，就像创作也离不开对困境的审视、对想法的雕琢、对生活的凝望，以及对自我的探寻。从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开始，我们构建起新的精神世界。
粮仓七日谈圆桌聚会：Women-我们，分享人包括郝蕾、柯蓝、阿朵、黄湘丽、朱虹璇、肖竞、韩燕楠菲、杨婷、Katerina Evangelatos（雅典埃皮达鲁斯戏剧节前艺术总监、Grape青年创作推广项目发起人）、Carolina Roa（智利表演艺术基金会/智利拉丁美洲戏剧节 国际关系总管）、Celina Nicolay（柏林人民剧院艺术制作总监）、Michelle Ngu Nario（菲律宾戏剧教育协会的制作总监）、Virginia Hyam（澳大利亚表演艺术市场协会制作总监）——她们的声音，共同汇成“扶摇”之风。
杨婷：我们在做今年粮仓单元的时候，被很多人问到，你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你自己是女性，所以你会选择所有的导演都是女性，我说其实不是，就是为了平衡。去年我在选戏的时候，我没有太注意，六个戏有五个都是男性导演的，只有一个女导演。然后我就想，我今年就做一个女性的主题。
最主要的是，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就是扶摇。说到扶摇这个词，我脑海里一定是女性的形象。李白有一首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女性的一种向上的姿态，这种姿态不是跟自己较劲，是带着某种野心、某种气势，只要风来了，我就可以扶摇直上，这是我心中特别棒的女性的模样。
韩燕楠菲：用《跷跷板定律》最后的那个台词，“玩，Play”。
我刚刚特别感动，因为我是朱虹璇导演的演员，她刚刚讲的那些话，我觉得好像也是在对我说一样，我是做演员出身的，看黄湘丽的戏，看《陌生女人来信》，老师们是以前我需要抬头看的人，但是我今天好开心，我竟然上桌了。
Virginia Hyam：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激动，为什么激动？第一，一来到这里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女性的创作者在做一件事情，而且做出的事情都很漂亮。第二，我看到一些冉冉升起的艺术家有一个平台，一个让他们能够被在座的非常成熟的制作者看到的平台。我感到很激动，有这么多的女性创作者、年轻创作者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让她们有机会做一个大胆、勇敢、无畏的人。
Q：您的性别与身份为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独特的视角？你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承载了你的性别或者性格特质？女性的生活经验多大程度上滋养了我们的创作或者事业发展？
肖竞：女性的身体天然就有伤口。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和自己身体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和谐，甚至小的时候我会想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那样我的身体可能会更舒适。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逐渐意识到女性身份会成为一个创作的源泉，我需要不断和我的伤口去搏斗，去战胜它。并且因为我带着伤口、我会流血，所以我会关注到生活当中同样有伤口的人，同样是弱势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女性共情力的很重要的来源。
尤其当碰到那些经典作品，比如说之前改编《桃花扇》，这次改编《牡丹亭》的时候，我会天然被里面那些女性配角所吸引，那些曾经付出了牺牲，但是在原著中被嘲弄、被戏耍的那些角色所吸引，我总是愿意以他们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故事。
我改编经典作品的时候有老师和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敢动那个经典，我觉得我就是要动，我就是要以今天女性的视角再去看当时写女性的那些故事。所以，这是我的身份和我的经验所带来的创作上的视角。当女性连我们身体上的那个永恒存在的伤痕都能够战胜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战胜的。
Michelle Ngu Nario：女性身份会永远伴随着我的工作，不管是我作为一个教育者、作为一个剧作家、作为协会的总监。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在这样一个由女性建立的组织当中，这个组织很看重女性，想让更多的女性来领导，让更多的女性参加，影响到女性，我很幸运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种家的感觉。
非常不幸的是，女性好像天然的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更小一点，去体现大家，把其他人托起来。这和戏剧是相反的，因为你在在舞台上，你必须霸占更多的空间，必须让自己能够被看到。你越大，这个东西才能够越被呈现出来。我很感谢在座的所有人占据了这样的空间，我希望能够继续把这样的空间保存好，让大家的空间能够彼此连接，让这样的空间更大，成为安全又勇敢的空间，慢慢的不再是“History”，而变成“Herstory”。
黄湘丽：我觉得演员本身的工作就是不断去挖掘、探索、塑造不同的性格以及女性特质。在创作过程当中，就是要不断打碎重建自己。所以，每一个人物在被我饰演之后，他们身上的某一种特质会留在我的身上。我有一个独角戏是《你好，忧愁》，18岁的少女塞西尔的那种对生活的反叛，就留在了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做演员，能够挖掘出身上各种不一样的性格和女性特质。
生活经验，于我而言就是不停的走出去，到世界更多的地方，去看戏，认识更多的人。
Q：在你的创作中，或者是戏剧作品的选取中，你是倾向于引起观众的共鸣，还是去尝试独特、尖锐甚至是对立的内容。你习惯于和观众站在一起，还是站在观众的对面？
柯蓝：我觉得不存在站在观众的对面或者和观众站在一起。戏剧非常美好的一点就是，它是和每一场的观众共同完成一场演出。
首先我选择尊重经典，其次我们和观众是朋友，但是我希望我是引领，而不是去讨好。作为创作者要不断的往前走，不可能完全单一的一味讨好观众，或者是一味引领观众，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肯定是按照创作者自身成长的路程或者他自己的心境来决定什么样的作用，一定是需要一些给观众看到更深、更广的世界的一些尝试。
Carolina Roa：我不害怕呈现尖锐的作品给观众，观众并不会害怕去面对这样的作品，更多其实是艺术家的责任，应该去呈现这些有观点的、有能量的作品给到观众。因为一个好的作品其实是不需要被解释就可以被理解的，不管你的社会背景是什么，不管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不管你的成长背景是有什么的，只要你的作品是有能量的，其实是可以被感知到的。
Q：在座的女性嘉宾中有导演，有国际艺术节的重要负责人，艺术总监，那么这些地位能够带来一定的权力，当你拥有了这样的话语权之后，你会如何行使这些权力，又会让这些权力发挥怎样的作用？你是否会用这些权利，对于此时此刻你的现状做出某些改变？
郝蕾：做导演得承担所有的不太稳定的情绪，一直是有点焦灼的状态，同时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相比之下，我觉得我做演员的时候真的舒服挺多，我就专注在我那个角色里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平衡这些。
一个戏剧导演真的很无奈，因为演的好不好，我们说了根本不算，不像电影可以再来一遍。我们的工作在前期就做完了，所以戏剧导演一定是非常有涵养的人来做的，心得大，尊重当下性，结束就是结束了，也别在那儿内耗了，等下一场吧，期待着下一场会更好吧。
Celina Nicolay：戏剧从一开始诞生一直到现在，就是团队合作的作品。作为一个艺术制作总监，我看到女性在工作当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团队。而在我的经验当中，我常常看到男性在工作中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我的状态，我很抱歉我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确实看到了。
举个例子，我来自柏林人民剧院，柏林人民剧院和一个编舞导演Florentina Holzinger（音译）一起合作，她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叫做《奥菲利亚达人秀》，这位导演在舞台上启用的都是女舞蹈演员，这些女舞蹈演员都是非常强壮的人，讨论的女性话题都是非常强大的。当这样的团队、编舞，在讨论一些很尖锐或很热门话题的时候，这些话题会被很多观众看到。因为她的作品很好，被很多观众看到，这些话题就会在更大的范围中引起大家的思考，也会让这样的话题有更深和更宽广的视角。
Katerina Evangelatos：我刚刚结束雅典埃皮达鲁斯戏剧节总监的任期，这个戏剧节是1955年开始的，是欧洲最大的戏剧节之一。2019年我当艺术总监的时候，是这个艺术节75年以来第一位女性艺术总监，也是最年轻的艺术总监。当时所有的报道都说我们有了第一位女性艺术总监。但我在想，花了70年，才有了第一个女性艺术总监。所以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提供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去国外演出，也有机会被希腊本国看到。
除了在戏剧节当中让女性占更多的百分比，我也会挑战这些女性创作者。我会说服这些女性艺术家，你可以做更大的作品，你可以去挑战观众，不要害怕去做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任期期间的期望。
Q：女性艺术家如何感知和回应所谓的女性叙事的外部期望和他们所追求的艺术愿景之间的紧张关系？
朱虹璇：如果我们永远去满足外界的预期，很有可能想做的事情就无法做成，或者就只能不断去重复已经被验证过安全的道路。但是，所有的开创性的事情都不太可能是安全的。
其实我觉得敏感不是女性的应该的枷锁，敏感、共情、把团队照顾的很好，不应该成为我们做事的枷锁。敏感这个特质不是我们天生的，敏感是所有失去权力的人群会有的特征，因为他处于权力的下位太久了，知道怎么去揣测别人的心情，才能够生存在这片艰难的水域里。不是说男性天生就不敏感，他们在体察上意的时候都还是挺敏感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靠自己百倍的努力才能够得到一点生存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好人，努力在团队里面把每个人都照顾得面面俱到，这个要求太高了。敏感是基于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形成的状态，但是我很希望以后的女导演或者女性的创作者，不需要再去被要求必须是善解人意的、温柔的，她们也可以是野蛮的、充满生命力的，像野兽一样往前冲的，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的。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再去迎合或不得不受困于外界的眼光，可以百花齐放，去做自己的样子。
Q：女性艺术家的视角如何有助于个人的创作？以及对文化生产进行更具包容性和复杂的理解，简而言之，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你觉得自己优势是什么？
阿朵：作为一个女性，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多时候都是次好的，好像我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次好的，出生是次好的，到后来慢慢和解。
作为一个女性，我非常敏感，在这种敏感当中我们更加容易受伤。男性对于政治、经济、战争比我们女性相对可能更加敏感一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比他们要早一些看到。但是回到世界的起源和世界的最后，没有政治、战争，只有天、地、男人、女人，母亲、父亲和孩子，其实到最后剩的还是关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剩的还是关乎爱。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更懂得，如何让女性观众感受到女性创作者表达出来的艺术作品，让她们感到不孤独，原来你说出了我的感受，原来你也有我的经历，也让男性观众也更加了解女性的导演、女性的作品，让我们彼此了解。
有人以柔软对抗偏见，有人以创造重写叙事——她们不是要与谁对抗，而是要与世界并肩。
这场关于“戏梦粮仓”的对谈，不是为了证明女性的独特，而是让更多的力量被看见。当风起时，她们在各自的方向上扶摇；而所有的风汇聚在一起，便成了改变的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