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苇絮曼舞》——第33章 人稠地蹙国势艰 计生睿策定坤乾
发布时间:2025-10-22 00:52:27 浏览量:4
第三部 白衣执甲
第33章 人稠地蹙国势艰 计生睿策定坤乾
诗云:
人稠地蹙国势艰,计生睿策定坤乾。
红笺焕彩烛花艳,帐里缱绻育新颜。
十月翘盼甜如醴,民族复兴慎添缘。
一胎置环二结扎,育子独一耀坤乾。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并载入国家宪法。这一政策乃是借助科学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对生育子女的数量与间隔时间进行合理规划。其核心要义与目标在于倡导晚婚、晚育之风,鼓励少生、优生之举,从而实现对人口增长的有序调控。
此项工作初始阶段,民众的思想认知水平有限,故而在推行进程中遭遇诸多阻碍。
彼时,医疗条件落后,专业技术人才稀缺,当地政府遂恳请部队派遣医疗队提供技术支援。我们医院从妇产科、外科、手术室精心抽调2名军医与2名护士,组建医疗队前往地方开展工作。
我们四人随同政府工作组抵达少数民族聚居的镇医院。起初几日,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然而,或许是少数民族同胞逐渐意识到了政策的影响,抵触情绪悄然滋生,且愈演愈烈。后来,无人愿意主动接受结扎手术,政府工作组人员只能逐户上门强制要求,此举引发了当地少数民族村民的强烈反抗。
一日,我们正在镇政府食堂准备享用中餐,只见镇政府大院外聚集了约300多人。他们封堵了镇政府的大门与外面的道路,使得大院里的工作人员无法外出,外面的人员也难以进入。村民们不断向大院内投掷燃烧的汽油瓶,还在大院外的公路上焚烧沥青、旧轮船等物,道路交通因此中断,堵在路上围观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上级政府得知消息后,派遣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处理,却也未能有效解决问题。直至晚上9点多,政府从省会武警总队调来了上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官兵,才强行驱散人群,将我们解救出来。
尽管此项工作面临重重阻力,但仍需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为完成任务,我们与政府工作组协商后调整策略,不再在镇医院开展工作,而是将相关工作全部转移至军队医院,由我们医院独立承担。政府工作组安排当地工作人员把守医院大门,禁止当地村民擅自进入,同时将需要结扎的育龄妇女逐个送至医院。如此,我们最终完成了政府下达的结扎指标任务。
坦率而言,结扎本是一项小型手术,但218名的指标任务,竟耗费了我们三个多月的时间。无论如何,我们终究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曾有一名临产孕妇被工作人员带来。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少妇,已然育有三个孩子,腹中胎儿似是急不可待地要来到人间。实在难以想象,如此青春年少的她,竟有这般早慧、早婚、早育的过往,且生育能力如此强盛。
说来也巧,这台手术恰好轮到我主刀。面对这般特殊情形,我着实犯了难。这难处并非在于手术操作,而是要在政策要求与生命权益之间进行艰难权衡。
在手术室里,我们几人私下秘密商议,最终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这位年轻孕妇实施剖宫产手术,同时进行输卵管结扎术。我们精心构思了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医学说辞,以便向政府领导和孕妇家属作出合理的解释。
数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如今回首往昔,我依旧难以判定当初的决定是对是错。人生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抉择。身为医者,当面临关乎生命的艰难选择时,理应毫不犹豫地遵循医者的良知与人性。
作者:守拙归山林
在我的恋爱时光里,初恋女友曾善意劝诫我,要与女性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一旦陷入其中,恐难以全身而退。未曾想,她的这番话竟一语成谶。一年之后,妇产科主任转业,组织上调我前往妇产科任职,并任命我为妇产科主任。自此,我与女性的接触愈发频繁。
说实话,那时我年纪尚轻,未满三十,内心对从事妇产科工作极为抵触。每当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都羞于启齿。
其实,早在大学实习时,我便暗自下定决心,毕业后绝不能从事儿科和妇产科工作。谁能料到,命运弄人,我不仅踏入了妇产科的领域,还成了科室的负责人,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的无常。
有一次周末,我去拜访一位部队首长,他是我的老乡,平日里我尊称他为大哥。在他家中刚坐下不久,大嫂便询问我在哪个科室工作。我不好意思直接回答,便找了个话题岔开。
用餐时,大嫂再次追问,我只好如实相告在妇产科工作。在那个思想极为保守的年代,大嫂有着典型的北方人性格,心直口快。平日里我去她家做客,她也时常教导我。听闻我在妇产科工作,她竟直言我是“流氓”,这让我顿时面红耳赤,好在大哥及时为我解围。
自从担任妇产科主任后,回到家中,妻子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冷淡起来。她出身高干家庭,深受传统家庭教育的熏陶,思想更为保守。我能够理解她的想法,毕竟她也是一名医生,虽未过多指责,但我总感觉相处起来有些不自在。别人对我职业的看法我并不在意,但妻子作为同行却为此不悦,这让我心里十分难受,在妇产科工作也变得郁郁寡欢,平日里话也少了许多,满心都是憋屈。
彼时,军队医院的妇产科尚属小科室,仅有寥寥十余位医生与护士。平日里,科室的住院患者数量稀少,日常门诊我通常安排女医生坐诊,除非她们遭遇疑难杂症或是处于休假期间,才会唤我前去处理或顶班。
我的日常工作不算繁重,主要涵盖例行查房、科室会诊、讲座授课、操刀重大手术、参加院内病案分析会以及院长工作会议等。其他诸如科室医护人员排班、对外联络等琐碎事务,我皆交由护士长处理。
在闲暇无聊的时候,我常常沉浸于翻阅、研究科室过往的病案,悉心研读国内医学专业期刊,认真翻译国外医学资料。有时,我也会提笔撰写一些随笔文章。当自我感觉文章质量尚可、具备交流价值时,便会将其投递给国内医学领域的专业期刊。说来也有几分运气,有些文章竟真的在《中华医学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
在那个年代,于我而言,撰写此类文章纯粹是为了消磨时光、聊作消遣,投稿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并未抱有任何期望,毕竟评职称用不上这些。而且,在那个年代,作为军人,是严禁与国外有任何书信往来的。倘若向国外医学专业期刊投稿,都有涉密的嫌疑,一旦被发现,极有可能前途尽毁,甚至危及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部队营房极为紧张。彼时,我的妻子已调至我们医院附近的地方医院任职。而部队仅分配给我一间住房。当时,岳父岳母皆在帮我们照料孩子,一间房着实难以满足居住需求。
彼时,医院新落成一栋家属楼,其户型为两室一厅。然而,房源稀缺,供不应求,房屋分配之事着实棘手。
当时,我与院长私交甚厚。鉴于房屋分配难题,院长向我示意,让我先抢占一套。未曾料到,在我尚未迁入新居之际,院长突染重疾,不得不入院治疗,医院工作便交由政委主持。
恰逢此时,医院正参加上级组织的篮球比赛。有一位与我同年入职的军医,其处境与我相仿,同样急需住房。此君篮球技艺高超,乃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他每日与政委一同打球,二人的关系也日益熟络。后来,政委竟默许他将我抢占的房子夺走。
为了在下次分房时能如愿以偿地获得心仪住所,我开始思忖如何与政委搭建良好关系,以赢得他的支持。
于是,我开始深入探究政委的个人喜好。我得知,他籍贯河北,文化程度有限,妻子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他热衷于篮球、扑克等活动,且钟情于表演节目。在开会发言时,他总爱旁征博引,试图展现出文化人的风采,平日也颇为赏识有才华之人。
基于这些了解,我便在传统佳节,不定期地往他家中送去罐头、大米、航空煤油等物资。此外,我时常前往他常去的地方,陪他玩扑克、打篮球。每当上级举办文艺汇演,我便主动请缨,为他精心编写文艺节目。
与此同时,我潜心钻研写作技艺,笔耕不辍,撰写各类文章并投诸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渐渐吸引了他的目光。
有一回,海军举办征文活动,我精心撰写两篇文章投稿参赛,均斩获大奖。在获奖文章的署名处,我特意添上了政委的名字。此般举动,令政委喜不自胜,我们之间的关系自此更为融洽无间。
自那之后,他开始对我青眼有加,时常嘱托我为他撰写政工研究类文章以供发表。不仅如此,他还专门划拨3000元专款,让我用于购置笔墨纸张。要晓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撰写文章全靠在稿纸上一笔一划地书写。
短短两年光阴,我便在《中华医学杂志》《军事医学》《海军医学》《海军卫勤》等诸多医学专业期刊上发表了6篇医学论文。同时,我还出版了一部诗歌集与一部报告文学集。
在新闻与文学创作领域,我亦是成果斐然。先后于《解放军报》《人民海军报》《中国健康报》《海南日报》《海南特区报》《海口晚报》《文汇报》《南方日报》等众多报刊上发表新闻、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等各类文章达260余篇。不仅如此,由我撰写解说词的纪录片《医苑奇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我撰写的长篇通讯《为了一位阿婆的生命》在海南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另有数十篇新闻在三亚市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先后有2篇政论类与普法类文章在《今日海南》杂志刊登。
此外,我多次参与国家级、军队级、海军级、省市级的征文活动,有10余篇投稿斩获奖项。众多报社与杂志社纷纷向我邀稿,解放军报、中国健康报、人民海军报、海南日报等多家报社聘请我担任驻军记者或通讯员。我还荣幸地当选为市作家协会会员与省作家协会会员。凭借这些突出成就,我先后在军队荣立三等功两次。
彼时,我每月的稿费收入远超工资所得。而且,每次帮他人撰写文章,对方都会为我报销一些发票,或赠送钱物。尽管不敢妄称大名鼎鼎,但也着实小有声誉。大家称呼我这位军医时,总爱冠以“大才子”的美誉。
医院政委曾找我谈话,有意抽调我至医院政治处工作,不过被我婉拒。新院长上任,我与他旧相识且交情匪浅。谈及房子问题,他无奈表示医院实在没有多余房源,抢房之事频发,历届领导皆束手无策,让我留意着,一旦有腾出的房子,直接搬进去,无需打招呼。
或许是上天眷顾,数月后,邻居女军医的丈夫在上级政治机关任职。他知晓我热爱写作且发表过众多文章,在部队颇具名气,甚至听闻上级机关有意调我至政治机关工作,故而对我格外友善。
一日,他私下告知我,他太太准备调走,让我提前做好准备,待他们搬家时,直接搬进他们的房子。就这样,我又成功抢到一间房,终于拥有了两间住房,解决了当时的住房难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民军队的序列里曾组建过一支声名赫赫的生产经营部队,如今这段历史已渐渐湮没于岁月长河,鲜为人知。
这支部队初建之时,官兵皆从各部队借调而来,其中军官占据主体,还配备了部分志愿兵和少量士兵。其主要任务是投身生产经营与对外贸易。彼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军队为助力改革开放,需节省军费开支,这使得军队经费紧张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突出难题。
在此背景之下,国家和军队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允许军队开展商业贸易经营活动。国务院和军委批转了《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鼓励军队涉足生产经营与对外贸易领域。自此,“军队经商”这一特殊时期应运而生、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生军事术语,频繁作为主题词出现在国家和军队的重要红头文件之中。
当我结识并深入了解这支部队后,内心满是羡慕。从那时起,我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萌生了调入这支部队的想法。
机遇终于降临。这支部队的领导在我们医院住院,我与他交流时,坦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爽快地应允了,并提醒我回家先与妻子商议,务必慎重考虑。
毕竟,弃医从商乃是人生大事。我刚将想法告知妻子,便遭到她的坚决反对,她要求我安安心心地在医院做一名军医。无奈之下,此事只好暂且搁置。
一次,我前往这支部队领导家中拜访,他告知我,我上次提出的调动事宜他正在积极协调,但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原因在于我名气颇大,引起了部队首长的关注,下一步打算重点培养任用我,所以调动的事情卡在了政治部。
的确,我虽身为军医,真正让我声名远扬的却是我的文笔。那时,几乎每周都能在军报和地方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军队医学专业期刊也会不定期发表我撰写的医学论文。
后来,上级将我调至上级政治部,从事军队政治指挥工作,还保送我到海军指挥学院政治指挥系深造。说实话,我并不愿意改行从事军队政治指挥工作,但倘若拒绝执行上级调令,势必会对我以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心怀矛盾地与妻子商量,她既未反对,也未支持,只是让我自己做决定,提醒我以后不要后悔。最终,我弃医改行,投身于军队政治指挥工作。
从内心深处而言,我还是渴望去生产经营部队经商,可妻子却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