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大战后，段祺瑞宣布下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登上政治舞台
发布时间：2025-12-13 22:16:13 浏览量：44
直系军阀政权与日本的那些事
接着上篇文章说，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段祺瑞宣布下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与亲日的皖系不同，直系政权与日本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矛盾交织：既有民族主义的抵抗，又有现实利益的交易；既受英美支持制约日本，又在关键时刻寻求日本妥协。这段持续七年的关系，折射出军阀时代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局限。
一、直系政权与日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
吴佩孚是被人誉为“玉帅”的直系领袖，他的主要特征是“民族主义”，常以岳飞、文天祥自比，公开反对“二十一条”，在五四运动中曾通电支持学生。1921年，他在洛阳发表声明：“对日交涉，当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先。”这种姿态虽含政治作秀成分，却使直系在与日本打交道时背负了民意压力。
二、直系的主要依靠背景是英美，这种倚赖决定了直系在华盛顿体系下与日本的竞争关系。
英国提供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保障，美国通过退还庚款扶持直系控制区教育。吴佩孚的军事顾问多是英美人士，其武器装备也多来自英美渠道。
直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曹锟与吴佩孚对日态度存在温差：曹更务实，愿与日商谈；吴则更强硬，这种内部矛盾，常被日本利用。
三、直系与奉系的军阀混战，本质上是英美与日本在华代理人的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短暂合作，但很快因权力分配破裂。张作霖的奉系是日本在满洲的“代理人”，从沈阳兵工厂的武器供应，到军事顾问的派遣，再到政治庇护，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全方位的支持。
吴佩孚对此心知肚明，他在1922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打奉系就是打日本，奉军不过是日本人的前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吴佩孚公开指责张作霖“挟日自重，祸国殃民”。
日本则视直系为英美势力北扩的先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文件记载：“吴佩孚若统一中国，满洲特殊地位必将不保。”因此，支持奉系对抗直系，成为日本维护“满蒙利益”的必然选择。
四、华盛顿会议期间的日交涉中，直系政府进行了有限的抗争
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为直系政府提供了外交舞台。此时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代表团在英美支持下，就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交锋。
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等人提出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重点针对日本在山东、满洲的特权。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则坚持既有权益。
直系政府的策略是联美制日。在英美调停下，中日最终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同意交还胶州湾租借地，撤出山东驻军。这被视为中国外交的“胜利”。
但妥协同样明显：中国需赎回胶济铁路，日本仍在山东保留经济特权。吴佩孚对此不满，通电称“山东问题解决未尽如人意”，但考虑到英美态度和自身实力，直系政府最终接受了这一结果。
这一事件表明：直系对日政策在民族主义口号与现实政治妥协间摇摆，难以真正突破华盛顿体系的框架限制。
五、日本对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态度是：有限干预与战略观望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日本面临抉择：是否全力介入？
日本政府内部出现分歧：
1、陆军主张全力援奉，甚至直接出兵
2、外务省担心引发英美干涉，主张“不干涉”政策
3、关东军则擅自行动，向奉军提供情报和物资
最终，日本采取有限干预策略：通过南满铁路为奉军运输兵力，提供军事情报，但未直接参战。这种克制源于多重考虑：华盛顿会议刚结束，日本不愿公然违反“尊重中国主权”承诺；英美密切监视日本动向；直系军事优势明显，日本不愿过度投入可能失败的一方。
战争结果印证了日本的谨慎：奉军大败，退守关外。日本并未因奉系失败而受损，反而借机加强了对满洲的控制。关东军司令官河合操直言：“张作霖败退后，更加依赖帝国。”
直系虽胜，却埋下隐患。吴佩孚战后欲乘胜追击，被日本警告“不得越过山海关”，暴露了直系对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忌惮。
六、第二次直奉战争与日本：全面介入与直系政权的崩溃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日本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
此时日本已从关东大地震（1923年）中恢复，军部势力上升，对华强硬派主导政策。为支持奉系，日本提供了全方位的战争援助：
1、军事顾问：派遣本庄繁等军官参与作战计划制定
2、武器供应：通过大连港向奉军输送大量军火
3、情报支持：利用在华间谍网获取直军部署
4、财政援助：提供800万日元特别经费
更重要的是，日本策动冯玉祥倒戈。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冯玉祥秘密接触，承诺支持其反对吴佩孚。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日本通过商人牵线，向冯玉祥提供资金，条件是“反直联奉”。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迅速溃败。吴佩孚率残部南逃，直系政权崩溃。
日本的深度介入，标志着其对华政策从有限干预转向直接操纵。正如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所说：“此次事变，帝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七、直系对日关系的双重性及其历史教训
直系政权七年的对日关系，揭示出军阀时期中国外交的结构性困境：
对直系而言，其政策始终在“民族主义旗帜”与“现实政治需要”间矛盾挣扎。吴佩孚既想借反日赢得民心，又不敢真正与日本决裂；既依赖英美制衡日本，又不得不在关键时刻向日本妥协。这种摇摆最终使其两面不讨好：民族主义者嫌其不够坚决，日本视其为必须清除的障碍。
对日本而言，直系政权的存在始终是其在华北扩张的阻碍。无论是直系表面的反日姿态，还是其英美背景，都注定成为日本打击目标。日本对直系从观望到摧毁的政策演变，反映了其对华战略的进攻性本质：任何非亲日政权，终将被清除。
从更广视角看，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是半殖民地中国外交困境的缩影。军阀政权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其外交政策受制于背后列强支持；而列强间的博弈，又使中国成为代理战争的战场。直系的倒台表明：在帝国主义争夺的夹缝中，任何中国政权若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终将难逃被外力操纵乃至摧毁的命运。
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深刻的：国家的外交自主必须以主权完整和内部统一为前提；在强权环伺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妥协与摇摆都可能成为致命弱点。直系政权的兴衰，恰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注脚。
【参考资料】
1、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年间对华关系档案
3、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年
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20-1925年中国部分
5、英国外交部档案FO371系列关于直奉战争文件
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中译本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