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少将参谋长亲述回忆邱清泉：他喝醉就与女护士跳舞，临死前已近癫狂！

发布时间：2026-01-07 21:55:00  浏览量：15

1948年深冬的徐州城外，北风刮得人脸生疼，城里却还有人在酒杯里寻找温暖。前线报告一封接着一封送来，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却抱着酒杯发呆，嘴里念叨着：“真正要崩溃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当年在昆仑关、滇西都算得上悍勇的“名将”，最后却是在酒气和惊惶中，一步步走向失控和覆灭。

有意思的是，邱清泉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他早年留学德国陆军大学，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高材生，论资历、论见识，都不算差。抗战八年，他在上海、兰封、桂南、滇西、昆仑关等战场，都和日军硬拼过，身上伤痕累累，名声也就是在那时打出来的。可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尤其是淮海战役，他整个人仿佛变了一个样。

这变化，李汉萍看得很清楚。这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里被特赦的少将参谋长，在《邱清泉第二兵团覆没记》中，把那段经历记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回头再看，滋味就有些复杂了。

一、从“悍勇名将”到畏首畏尾：一场战争打歪了心气

回到时间稍早一点。抗战时期的邱清泉，说一句“悍勇”并不夸张。

1932年就读完德国陆军大学回国后，他在蒋介石军中节节升迁。淞沪一带的战斗，兰封对日军装甲部队的硬抗，广西桂南的恶战，1940年前后的昆仑关一线，都是血肉横飞的正面战场。那时候的邱清泉，不少记载都提到一个特点：敢冲在前，也敢压着部队往上顶，和日军对炮火、对刺刀，算得上硬骨头。

抗战后期滇西反攻，邱部在艰苦山地间拉锯，对日军作战也颇有战果。在军界内部，他被视为“能打仗的一批人”之一。按说，能在抗战大考里闯出名堂的，心理素质再怎么也不会太差。

问题出在内战。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邱清泉虽然兵力不少，但却很少真正占到便宜。苏北战役、鲁西南一线、还有豫东一带作战，他多是防守为主，小股腾挪，求的是不被吃掉，而不是去搏一个“歼灭战成果”。既不要全盘崩溃，又希望能给老蒋一份还算好看的战报，这就逼着他形成一种惯性：打得赢就上，打不赢就拖，难打的干脆往外推。

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不是当年那个在昆仑关抄刀往上冲的悍将，而是变成一个钻空子报喜功的“老油条”。这种心态到了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就彻底露了底。

当时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合力发动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起，一步步把黄百韬、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再加上黄维这些主力，往大平原的包围圈里引。黄百韬在碾庄圩被围得死死的，急电四处要救兵。

邱清泉当时率第二兵团奉命东援，理论上讲是救兵。可李汉萍回忆，那时的邱清泉，行动极其迟缓，“不敢打，不愿打”，只是做做样子，拖拖时间，等着看结果。他确信解放军粮弹有限，不可能打持久战，只要自己不被全歼，哪怕黄百韬撑不住，他也能想办法在战报上说成“奋力救援、弹尽力竭”。

这种算计，前几年还能勉强混过去，偏偏淮海战役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战役。这是一场几十万大军对决的大会战，是准备好要“一锅端”的那种聚歼。邱清泉把旧套路往这上面搬，结果就变成了自掘坟墓。

二、徐州突围乱成一锅粥：指挥系统先崩了

1948年12月2日下午，局势已经朝着极端不利的方向发展。徐州“剿总”眼看守不住了，杜聿明带着前线指挥部和一大堆非战斗机构，准备向西南方向撤退，寻找同西线部队会合的机会。

这次行动表面上叫“转进”，实际上就是溃退。李汉萍在回忆中说得很直白：杜聿明为了“保密”，撤退命令层层压低，只通知到部分高级指挥员，结果军、师、团各自猜度，谁也不知道整体部署是什么。行动一开始，就乱成一团。

第二兵团是主力之一。邱清泉带着部队从徐州方向挤出，才走没多远，就发现前后左右全是自己人：第二兵团的部队和其他兵团互相穿插，队形打散，建制完全打乱，后勤车辆和机关人员像“羊粪蛋”一样撒在萧县、永城之间的倪楼、张庙堂、陈官庄等地。无线电联络时断时续，各军都只顾自己那一摊。

更糟的是，杜聿明总部也挤在这片区域。作为“剿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带着大批参谋、机关、通信、勤杂、家属，拖着长长一条大尾巴，行动迟缓，目标巨大。邱清泉心里明白，跟着这个队伍走，基本就是拖着一条铁链往火坑里跳。

所以他多次放出话来，想办法甩开“杜老板”，独自寻路。但在那个时候，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解放军早把战场态势掌握在手中，一个个小包围圈、一道道封锁线迅速形成。各兵团之间没有统一突围方向，只能在包围圈里乱撞。

邱清泉最后迫不得已，命令各部暂时停止前进，准备休整之后再定突围方向。可是战场这种事，一停下来，就等于把主动权交给对手，解放军的包围圈立刻缩紧，第二兵团就这么被死死扣在萧永地区。

接下来是一个关键节点。第五军第四十五师在襄山庙方向遭受重压，发出无线电求援。邱清泉命令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古人、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前往救援。三位军长却各怀心思，互相推脱，谁也不愿意把主力压上去做“填坑”的角色。结果，一番空转，部队就在原地折腾了两天。

两天时间，在普通人眼里不算什么，在淮海战役那样的大会战中，却足够决定一批兵团的命运。李汉萍在战犯管理所里反复琢磨，才把这段转折看明白：邱清泉不是不懂形势，而是被多年的“保身打法”缠住了手脚，大事临头，仍在犹豫是“坚守观望”还是“冒险突围”。

这时候，他的一句牢骚很有代表性。他私下对李汉萍感叹，说欧洲人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投降”，不像中国人“明知道不能打，也还非要打下去”。他甚至说，只要最后总崩溃的时候，几十万散兵游勇四处奔流，“鱼总有漏网的”，他们未必就出不去。

这话听着轻描淡写，实际上暴露了三个方向：他对胜负并无把握，对制度安排不抱希望，对自己的出路，大致只剩“逃”“降”“等死”这几条路在盘旋。

尤其那句“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听上去很豁达，嚼一嚼却透着一点破罐破摔的味道。

三、酒精、女护士和崩溃的指挥官

进入1949年元旦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

陈官庄、青龙集一线，黄维的兵团已经被解放军合围，十二万多人被压在一个区域里。黄维乘坦克急突一条路，结果被堵回去，成为被俘的高级将领之一。另一边，黄百韬的兵团在碾庄圩突围无望，黄百韬举枪自戕。孙元良狼狈突围，两三个军白白损耗在途中，他本人化装逃到武汉，参谋长张益熙则在突围中被击毙。

这些消息陆续传到邱清泉耳朵里，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清楚自己接下来面临什么。照理说，这时候他应该把力气都放在重新组织突围、安定军心上，可他却明显出现了另一种状态。

李汉萍回忆，1949年1月1日以后，邱清泉判断新一轮大规模歼灭战已经在酝酿，自己“死在眉睫”，整个人一下子掉进悲观的深坑里。一连几天，他带着第二十四后方医院的女护士陈某，跑到各军部队里饮酒、跳舞。

战壕已经离阵地只有几十米远，他还在营地里搂着女护士翩翩起舞，酒杯一杯接一杯，喝得醉醺醺，再回来就蒙头大睡，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这种场面，如果不看时间、不看地点，像是一场末世狂欢。但在包围圈里，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放弃了指挥职责。

邱清泉平常就性情张扬，这点军中很多人都晓得。平时行军也爱摆阔气，爱出风头，爱讲自己留学德国的见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旧习一爆发，就变成了一种近乎荒诞的放纵。李汉萍忍不住写道：“死在临头，还这样的纵欲荒淫，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一段话带着明显情绪，但从当时情况看，也并非无的放矢。

比对一下同处包围圈里的其他将官，更能看出氛围有多诡异。沈醉在战犯管理所里，曾听徐州“剿总”中将办公室主任郭一予讲过自己被俘前的事情：在包围圈里，他竟然办了一场“火线婚礼”。

郭一予看中一名相貌出众的女学生，便让部下去和女方父母谈，说愿意娶她为姨太太，条件是供她父母和两个弟弟吃粮。那时候普通士兵都很难吃饱，民间更是缺粮得厉害，一个女儿换全家的口粮，对那家人来说，几乎是没得选的交易。婚礼上，将官们送上的“厚礼”，不过是一两个罐头、半斤一斤面粉米粮。

沈醉后来在学习组里听郭一予梦中呼喊那名少女的名字，劝他不要再想，“别人早就另有家庭，恐怕已经儿孙绕膝”。听起来像笑话，其实带着一种荒诞又冷冷的痛感。

同一个包围圈里，有人在挖麦苗充饥，有人忙着娶姨太太，有人对着地图发呆，有人抱着护士跳舞。杜聿明和参谋长文强在陈官庄一带饿得脸色发青，邱清泉却每天有酒、有肉，醉倒在被窝里。战俘们后来都在猜，他那酒是从哪里来的，难道真是把医院的酒精兑水当酒喝？

不管酒从哪儿来，醉是确实的。

越喝越多，人就越迷糊。指挥系统已经形同虚设。手下军长、师长看着解放军战壕一点点逼近，有的地方挖到距离主阵地只有四五十米、甚至二三十米。飞机投弹怕炸到自己人，大炮射击角度一压，就是打不到目标。坦白讲，已经到了“炮上不了刺刀”的距离，却没有统一、有力的反击安排。

有人去找邱清泉请示，他总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到后来，他干脆整天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喃喃自语一句话：“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嘴上说崩溃，行动上却不拿出任何像样的办法。

李汉萍有一次实在撑不住，跑去问：“司令，现在怎么办？”邱清泉暴躁地回了一句：“让它崩溃好了！”这句话，几乎宣告了他在精神上已经自行投降。

从这个时刻往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手里握着几十万生命的兵团司令，而只是一个把自己关在酒瓶和被窝里的中年失败者。

四、疯乱之中的最后时刻：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1949年1月中旬，解放军在各个方向同时收紧包围圈。陈官庄附近，一场决战已经拉开。杜聿明集结残部，准备趁夜突围，哪怕只剩一点希望，也要试上一试。

这一次，邱清泉被动地跟上了队伍。具体突围方式，说出来有几分滑稽：杜聿明走在最前，邱清泉紧随其后，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第三，李汉萍殿后，四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右手搭在前一个人的左肩上，由第二〇〇师工兵营营长带路，在黑夜里，从陈庄西南方向那个还算松动的缺口往外钻。

四个高级将领，排成一线，像一串“盲人肉串”。在那样的漆黑和慌乱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稍一错步，就可能摔得粉碎。果然没走多远，队伍就散了，各自摸黑乱窜，谁也顾不了谁。

这一散，对邱清泉来说，是最后的心理支撑也断掉了。

离开了成建制的队伍，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失控。李汉萍在回忆中写道：邱清泉突围之后，“神经即已失常”，时而往东、时而往西，到处乱跑，一边跑一边大喊“共军来了！”整个人惊惶不安，心神全无。

到1949年1月10日天亮时，他还在张庙堂阵地附近来回乱转，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也没有组织任何有序行动，更谈不上像黄百韬那样自行了断。一路上，他像被恐惧驱赶的动物，只知往前闯，不知方向，也无目标。那条路的尽头，是解放军的封锁线，是密集的枪弹。

他最终死在战场上，是被击毙的，而不是选择自杀。那一刻，他连举枪对准自己太阳穴的决心都没有，更别说对战局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指挥。某种程度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将领的决战，而只是一个精神崩溃者撞上子弹的结局。

1949年1月中旬，杜聿明被俘，随后被押往战俘管理所。黄维、宋希濂等人也在各自战场上落网。蒋军参加淮海战役的中将、少将级军官中，有一百二十多人被俘，二十余人投诚，还有几位选择起义。真正战死或自杀的兵团司令，就邱清泉和黄百韬两人而已。

这当中，黄百韬是在突围无望、弹尽粮绝时自戕，多少符合旧式军人的一种“体面”。邱清泉则是先在重围中放弃指挥，沉迷酒色，再在恐惧中神志失常，最终被子弹带离战场。两人同样身居兵团主官，结局却完全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李汉萍本人在战后被押解入战犯管理所，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作为第六批战犯之一获得特赦。同批被特赦的，还有原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这个人在解放前夕看透潜伏计划完全无望，干脆主动到军管会投诚自首。和那些试图“火线婚礼”、或幻想“漏网之鱼”的旧部比起来，他的选择算不上光彩，但至少少了几分荒诞。

从更大的背景看，淮海战役是整个解放战争的一个分水岭。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大兵团运动作战，把敌军主力一步步引进预设战场，然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蒋军的兵团司令们，有的像黄百韬那样拼到最后一刻，有的像杜聿明那样尽力组织突围，最终被俘，还有的干脆一心想着如何给自己找退路。

邱清泉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在抗战时期勇猛果决，到了内战后期，心里已经对老蒋的用人和决策失去信心，对战场前景也看得越来越灰。再加上多年“报喜不报忧”的惯性，造就了一个习惯给自己留后路、习惯把最硬的骨头推给别人去啃的军中大员。

到了淮海战役，战场逻辑全部翻转。对手不再是机械化有限的日军，而是后劲渐足、战法成熟、后勤有群众支持的解放军。他原本依赖的那些套路，在这种对手面前完全失效。进退失据之间，一个本来具备实战经验和专业训练的军校高材生，最终被自己的性格缺陷和时代潮流一起卷进泥沼。

如果只看最后那几天，他简直像一个被命运捉弄的笑柄：手握兵团，却整日抱着女护士跳舞；前线告急，他却醉倒在被子底下；战壕逼近，他对着态势图喃喃自语“真正崩溃了”；夜间突围，他拉着前面人的肩膀，在黑夜里像盲人一样乱摸，队伍一散，他就彻底失控；最后，连结束自己生命的勇气都没拿出来，只是惊惶地撞进枪林弹雨。

然而，把时间线拉长，从德国陆军大学课堂，到昆仑关前线，再到徐州、陈官庄那片平原，几十年之间，一个人的身影有多重叠，就有多复杂。邱清泉在抗战年间确实算有战功，在解放战争中也确实渐渐失去锐气和方向，最后在淮海战役中精神崩溃，死于枪下，这一串过程既不是简单的“忠诚到底”，也不是单纯的“贪生怕死”。

他既是个人性格、选择的受制者，也是那支军队整体走向的缩影。战争到了那个阶段，不是一个兵团司令能凭个人意志扭转的局面。很多将领在战犯管理所里回忆那段经历时，多少都提到一个共同感受：局面到了“总崩溃”的节点，个人不管是悍勇也好，圆滑也罢，多半都是被卷着往下走，很难例外。

邱清泉的结局，看起来荒诞、失态，却确实贴着史实发生。喝酒、跳舞、女护士、火线狂欢，这些细节堆叠起来，很刺眼，但也很实在。终究是一场大规模内战的收尾阶段，一个曾经的“悍勇名将”，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