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年间科举怪象，防弊改革越严，举子舞弊越多？问题出在哪

发布时间：2026-01-21 16:38:32  浏览量：3

文┃小夏

编辑┃叙言

宋太宗在位期间，科举场上出了不少怪事。

太平兴国到淳化年间，朝廷三天两头发禁令，今天说僧道不许还俗考试，明天又说吏员不能离开衙门去赶考。

按理说，管得这么严，科场风气应该好转才对。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举子们钻空子的法子越来越多，"浮华"问题反倒愈演愈烈，

这事儿挺值得琢磨。

宋太宗本来想把科举整顿得规规矩矩，结果改来改去，问题不但没解决，还搞出了更多麻烦。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制度矛盾？为什么防弊改革会走向目的的反面？咱们得从几个具体案子说起。

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下了道狠令。

起因是有个还俗的僧人跑去参加科举，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

他觉得这些僧道"不能专一科教"，平时不好好念经修行，就知道"习浮浅文章"，这哪是"务本之道"？于是直接下诏，禁止还俗僧道赴举，说他们这是"窃科名"。

为了配合这道禁令，太宗还调整了考试内容。

原本考贴经的项目改成了试墨义，又增加了法书、墨义的考核。

表面上看，这是在提高考试难度，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那些半路出家又半路还俗的读书人。

到了端拱二年，又出了个更典型的案子。

中书令史陈贻庆考《周易》学究及第了，按说这是件喜事。

结果太宗一听说他是个小吏出身，当场就火了，说他"走吏冒进窃取科名"，直接把敕牒给追回来了。

不仅如此，太宗还专门下诏，规定中书、枢密院这些衙门的吏员，以后都不许离开岗位去应举。

这两个案子放一块儿看，问题就清楚了。

太宗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些人有没有真才实学，而是他们的身份"不对"。

陈贻庆考的是《周易》，能及第说明水平不差，可就因为他当过小吏，这科名就得被夺走。

很显然，宋代科举虽然号称"取消门第限制"，实际上身份歧视严重得很。

《贡举条制》里倒是写着"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可取解"，可真到了操作层面，这些人照样被排斥在外。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制度表面上开放，实际执行时却处处设限。

举子们看明白了这套规矩，自然会想办法绕过去，"浮华"问题也就越来越多。

太平兴国七年，太宗又推出了保举制。

当时殿试舞弊的事儿闹得挺大，太宗感叹风气"浇薄"，决定从发解试这个环节入手整顿。

他让地方长官精选清廉强干的官员来考试举子，专门挑那些"版籍分明、为乡里所推誉"的人。

更狠的是，每十个举子结成一保，要是有人"行止踰违"，其他人跟着连坐，永远不得赴举。

这个办法看起来挺周全，既能防考官徇私，又能保证举子质量，还能顺带解决"盗籍"问题。

可实际运行起来，毛病一大堆。

首先，逻辑就不对。

保举针对的是发解试，可舞弊问题主要出在殿试，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其次，保举反而加深了地方长官和举子之间的联系。

本来想防徇私，结果给徇私创造了更多机会。

再说了，处罚这么严厉，官员们都不敢保举了。

到了宋真宗时期，这种现象已经很明显。

更要命的是，保举制根本没触及"盗籍"问题的根源。

举子们为什么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考试？说白了，就是因为各地解额分配不均。

有的地方人多额少，竞争激烈得要命，有的地方人少额多，相对容易得多。

这种差异是由人口、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不是靠保举就能解决的。

解额制度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缺陷，

你要说绝对公平吧，各地额度一样，那人口多的地方肯定吃亏；你要说相对公平吧，按比例分配，可地方差异的比例又很难改变。

解额总数可以调整，但这个根本矛盾始终存在。

至道三年搞了比例解额，大中祥符二年又改成固定解额，折腾来折腾去，分配不均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到了仁宗、英宗、神宗朝，朝廷还在反复改革发解额，可见这事儿有多棘手。

"盗籍"这个行为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评判，

举子们"他贯取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公平。

地域差异、政治倾斜、免解恩滥，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就连韩丕、田锡这样的名士，当年也寄应取解过。

在制度本身就逾越公平原则的情况下，你再用"盗籍"来评判举子的品行，这不是陷入相对化了吗？

解额问题不解决，"浮华"风气就不可能根除，这是个死结。

宋太宗的防弊改革，说到底有个根本性的问题，他总把制度运行的毛病归咎于士子的身份和品行。

一方面，他要求举子、考官都得正本诚心，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统治者对制度的政治权益。

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他希望制度走向合理公平，却不想放弃解额划分这些政治特权。

改革只限制客体，也就是举子和考官，却不触及主体规定，也就是政治因素导致的解额不均、免解恩滥这些问题。

本来想法挺好，结果异化成了对举子地域流动性的严格管控，有点"编户齐民"那个意思。

淳化三年朝廷还在强调"取本贯文解"，说明太平兴国年间的改革根本没起作用。

防弊措施越严，举子"逾矩"的手段反而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种改革对士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身份焦虑、地域限制、品行污名化，

这些都让读书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对社会来说，科举的公平性受到质疑，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对制度本身来说，防弊改革频繁但收效甚微,制度的权威性也在不断下降。

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看，咱们不对防弊意识本身进行道德评判。

宋初科举防弊改革的失效，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内在矛盾。

改革要是只针对客体，回避主体问题，必然会陷入"头痛医头"的困境。

制度公平需要统治者放弃部分政治特权，不然改革很难触及根本。

"浮华怪相"反复出现，其实反映的是士人在制度夹缝中的生存策略。

这种矛盾对后世科举制度、士人群体、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提醒我们，制度改革的边界在哪里？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如何实现？当代制度建设中，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改革悖论"？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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