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观察 | 从过客到家人，小镇相亲角的机遇和困境

发布时间：2026-03-17 10:04:09  浏览量：3

郑梦涵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婚恋观念与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相亲角这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逐渐从大城市向乡镇延伸。相亲角是以城市公园等公共场所为载体，由家长代子女或单身者自主参与形成的线下婚恋信息交流聚集地，通过纸质信息展示或面对面交流匹配择偶需求。寒假回家，我注意到家乡L镇的一些人会利用相亲网站和线下组织相亲角相结合的方式寻求结婚对象，他们也会将相亲网站上的信息张贴在相亲角以提升成功率。根据观察，L镇的相亲角具有以下特点。

（一）相亲角人群年龄构成

在调研的相亲角中，30-50岁的征婚者约占70%，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恰好经历了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二十年，他们的婚恋困境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

30-40岁群体的征婚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压力与社会期待的双重束缚。一位比较年轻的女性受访者说，她也渴望“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的温情，但想到未来要面临的婆媳关系、孩子教育等现实问题，就会感到有些焦虑，宁愿再等几年。

40-50岁群体的困境体现在重组家庭的二次选择。这一群体中，离异人士和丧偶者占大多数，从未结婚者占少数。相较于30-40岁群体对情感的追求，40-50岁人群的择偶标准更倾向于务实，他们普遍关注对方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负担等。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婚姻的起伏后，他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已经消退，转而寻求一种稳定可靠的生活伙伴关系。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的话让我印象很深，“到这个年纪，找对象不就是为了老了有个照应，去医院了有人管。”

还有一类特殊的群体，就是替子女征婚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大多在65岁以上，退休在家，子女的婚恋问题成为他们晚年生活中最大的牵挂。老年人为何如此积极地介入子女婚恋？其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成家被视为父母责任的完成。李女士说：“我不能陪她一辈子，等我不在了，她有个依靠我才能放心。”其二，老年人群体往往比子女本人更为敏感地意识到年龄在婚恋市场中的“贬值效应”，因此表现得更为急切。其三，在小镇熟人社会中，邻里亲友的询问和比较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每次亲戚们聚了，大家问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对象了没有。看着别人抱孙子，心里不是滋味。”这种焦虑使部分老人甚至瞒着儿女将信息放在相亲角，也导致了一些冲突。

（二）相亲角地点选择

相亲角的地点选择经过参与者深思熟虑。年前热闹的大街是相亲角的选址之一。原因之一在于，年前是小镇最为热闹的时段，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年货采购、亲友聚会等活动使街道人流量达到峰值。对于相亲角而言，人流量意味着潜在的选择面。其二，在传统观念中，“被剩下”或“需要相亲”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污名色彩，年前大街的热闹氛围恰好可以消解这种尴尬，人们可以将参与相亲角解释为“顺便逛逛”“凑个热闹”，而不是专门为解决婚恋问题而来，这种心理缓冲对初次参与者很重要。其三，春节前后是家庭团聚的时刻，也是婚恋话题最为集中的时段，亲戚的询问、同龄人的比较、节日的氛围，促使单身者和他们的家人采取行动。

如果说年前大街是临时性选择，那么广场舞群体集中的广场则是更为常态化的地点。其一，广场舞群体本身就是一种社交圈层，成员之间通过平常共同跳舞建立了信任关系和情感纽带，在这个圈层中嵌入相亲角，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提高信息匹配效率。其二，在广场这一熟悉的空间中，老年人拥有明显的主场优势，他们了解场地的使用规则，掌握社交的节奏和分寸，能够更自如地交流和沟通。相较于在陌生场合的拘谨，在广场这一熟悉环境中，老年人谈论子女婚恋问题时显得更加坦然和开放。其三，广场舞每天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参与者可以在此持续获取信息，建立长期联系。

纵观热闹大街和广场，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承载着丰富的日常生活，使相亲角自然地融入社区，没有突兀存在，很好地降低了参与门槛。此外，这些空间都具有性别平衡的特征。年前大街兼有有购物休闲的女性与男性；广场舞虽然是女性为主，但周边往往有棋牌等男性聚集场所，这种性别平衡为婚恋匹配提供了有利条件。还有，让相亲活动暴露于公众视野中，也提供了社会监督，不诚信的行为更容易被识别和揭露，一旦有人意图骗婚被揭露，“半个县城都知道”，从此再难通过媒人介绍对象，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婚恋市场。

（三）熟人社会的复杂利弊

小镇作为典型的熟人社会，既有利于信息透明和风险控制，也带来了隐私困境和社会压力。

一是信息透明的正面效应。在熟人圈层中，个人品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信息相对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婚恋风险。长辈们知根知底，任何品行上的瑕疵，如不孝敬父母、赌搏打牌，都能很快口耳相传人尽皆知。这种社会监督机制使得不诚信行为难以隐藏，有利于婚恋市场的良性运行。

二是隐私困境的负面效应。一旦进入婚恋流程，双方父母见面给的红包数额、订婚买房的细节、恋爱中的争吵，都会成为熟人间公开讨论的谈资。这种高度透明的环境，使婚恋过程缺乏必要的私密空间，带给参与者额外的压力。

而在相亲角的特殊形式中，更有一种“共享前任”现象，使人们受到困扰。在乡镇里，相亲，尤其是对大龄未婚人士来说，相亲八轮，对方要么是前任的朋友，要么是朋友的前任，使婚恋过程充满了微妙的尴尬。

小镇相亲角中呈现的问题，可以说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新旧观念碰撞的产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发展速度极快，而婚恋观念的变化却相对滞后，形成了代际断裂。

比如说，年轻女性，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的群体，不再迫切希望通过婚姻获取生活保障，因而对婚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小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同步更新，在婚恋市场中，女性的年龄、外貌、生育能力仍然是核心指标，而她们的教育背景、职业成就、个人潜能被置于次要位置，使得条件好的女性，反而容易被“剩”下。

当代青年强调个体性、独立性，注重在婚恋中的幸福感和自我价值实现，追求“情绪价值”，不愿意为了结婚而结婚，不愿意将就凑合。与此同时，传统家庭观念依然强大，父辈祖辈普遍认为子女成家是父母责任的一部分，将子女的单身视为未尽的责任。这种个体意识与传统责任的冲突，在相亲角这一代际共存的场所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但幸福感难以量化，实际上小镇婚恋市场化特征很明显，参与者倾向于用市场逻辑理解婚恋，将个人条件量化为可比较的指标。可以注意到，在相亲角中，个人被简化为一系列标签：年龄、身高、学历、职业、收入、房产、车辆……这些标签成为初始筛选的依据，而情感、性格、价值观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则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为青年群体追求理想伴侣造成困难，他们并不倾向于从相亲中找到人生幸福，这可能是相亲角多见中年人而鲜见青年人的原因。

可以看出，相亲角现象背后还隐含着中国家庭权力博弈，中国家庭的婚恋决策往往是多代参与的复杂过程。父母将子女成家视为己任，将其纳入自己的人生评价，使得父母难以对子女的婚恋保持旁观，而倾向于积极介入。在大多小镇家庭，婚恋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联结。涉及家庭财产的代际转移，比如购房支持、养老责任的分配、孙辈日常抚养等，这些家庭利益也使得父母有强烈动机参与子女的婚恋决策。但是，在父母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替子女筛选对象的同时，子女却希望保留最终选择权，这种博弈有时会演变为冲突，子女消极应付父母安排的相亲，或直接拒绝父母的推荐。

一些大城市的相亲角已形成独特模式。例如，苏州地铁在8号线与6号线的换乘站琼姬墩站推出了公益性的“地铁相亲角”，采用个性化手绘信息卡片和兴趣导向的展示墙形式，设有“00后专区”“95后专区”等按年龄段划分的区域，参与者需经过现场身份、学历及职业信息核验方可“上墙”展示，他人若对展示信息感兴趣，需通过工作人员联系对方，在征得同意后才交换联系方式，以保护隐私。

相比于大城市，小镇相亲角有一些局限性。一是分流机制不足，没有对青年，大龄未婚者，离异、丧偶者，老年群体作出明确的时间划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相亲成功的难度。二是信息简单表面，大部分展板只写了年龄、职业、身高、体重等，人们关心的住房等状况往往语焉不详，并且也缺少个性化标签，不容易匹配个性相投的相亲者。三是参与人数不多，传播面有限，很多人不了解相亲角的时间地点，也不认可这种方式。

在小镇相亲角，我看到了很多的困惑与努力、焦虑与期待。未来，小镇相亲角可能会转型，从自发的信息交换场所，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社区婚恋服务平台，既保留熟人社会的温情与信任，又接纳现代社会的个体性，并且能平衡代际观念差异，在这个过程中，理解，尊重，无疑是最重要的。

返乡观察 | 一个敬老院绘就“老有颐养”的幸福图景

返乡观察 | 恰乘发展之春风，漾文明之乡风——关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文明乡风关系问题调研报告

返乡观察|“七大姑八大姨”和“村口情报站”真的这么可怕吗？

返乡观察 | 非遗传承：守正创新，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