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留下了治疗今天民族民间舞创作顽疾的药

发布时间：2026-03-18 07:02:06  浏览量：1

2026年是著名爱国舞蹈家戴爱莲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也恰值其“边疆音乐舞蹈大会”80周年。八十载光阴流转，遥望当年戴先生走访边疆，采集民间，将藏、维吾尔、彝、羌、瑶、苗等少数民族舞蹈首次搬上都市舞台，不仅重塑了中国民族舞蹈的审美疆域，还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形象鲜活地介入中国现代社会建构与团结各民族群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行走的采集”与“舞台的转译”，在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浪潮中愈发显出其先驱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是艺术家与各民族人民互动的身体实践与审美共享。

今天，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双轮驱动，以及非遗保护体系日益健全的背景下，戴爱莲等老一辈舞蹈家们当年所践行的“从田野来、到人民中去”的艺术创作路径，仍需赓续深化。

戴爱莲代表作《荷花舞》现已被固定为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中国舞专业二年级学生的必修剧目。图为剧照，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藏

走出边疆，返回民间

1940年回国后不久，戴爱莲和丈夫——著名画家叶浅予在战火纷飞中辗转贵州、云南、四川，向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民众学习舞蹈动作、了解仪式语境，如她和学生隆征丘、吴艺编排了苗族舞蹈《苗家月》、编排了瑶族舞蹈《瑶人之鼓》和维吾尔族舞蹈《坎巴尔罕》等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作品。1945年抗战结束后，戴爱莲和叶浅予一起到康定（旧称打箭炉）藏族地区采风搜集少数民族舞蹈；她的学生彭松则与华西大学团队前往川西北的羌族和嘉戎藏族地区。

在康定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戴爱莲有机会让向当地人学习了“巴塘弦子”，并受邀参加了以巴塘弦子为中心的“康藏舞蹈表演会”，深刻感受到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巴塘（时称巴安）弦子,藏语称“巴谐”或“康谐”,是集诗、琴、歌、舞为一体的藏族传统综合性歌舞艺术，与热巴、锅庄一起为藏族三大舞蹈，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戴爱莲加工改造后的舞蹈作品《巴安弦子》引发内地及海外关注,开启了舞台化改编的先河，让“巴塘弦子”不仅走出“边疆”，更反哺“民间”，成为今天甘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旅游深度融合的典型范式，如2026年1月28日在成都举行的以“圣洁甘孜·一生有约”为主题的中国甘孜景区终身门票制全球首发暨2026年农文旅体商活动发布会上，巴塘县130名群众联袂演绎巴塘弦子，向世界传递打造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共享美好生活的愿景。

戴爱莲《瑶人之鼓》

这种从田野采风到舞台呈现，再到民间活化的传承路径，生动诠释了戴爱莲“从民间找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舞蹈”的深刻用意：她并非简单地将少数民族舞蹈“搬运”到舞台，而是在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提炼与升华，赋予其更广泛的传播力和生命力。当《巴安弦子》以崭新的面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也随之被更多人感知和接纳。

今天，巴塘弦子从舞台回归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这正是戴爱莲等老一辈艺术家“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艺术理念的当代延续——民众的参与不仅仅是对传统的传承，更是各民族人民文化自信的表达和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实践，从而让古老的非遗项目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根在民族，绽放舞台

1945年冬天从康定返回重庆后，戴爱莲便牵头筹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1946年3月6日，“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青年馆公演，前后演出了五天共八场，后来又在民众教育馆剧场演了十一场。演出节目包括《瑶人之鼓》《嘉戎酒会》《端公驱鬼》《哑子背疯》《倮倮情歌》《春游》《巴安弦子》《弥勒佛》《甘孜古舞》《青春舞曲》《坎巴尔罕》《苗家月》等10余个作品，集中表现了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瑶族、羌族等民族舞蹈文化。

1946年8月，戴爱莲又带着这台晚会移师上海，在上海逸园一连公演了四场，收到广泛好评和欢迎，并很快在大、中、小学中风行起来，对当时国统区高涨的进步学生运动起到了团结、鼓舞的作用。

叶浅予绘制的戴爱莲《嘉戎酒会》

如今回望，戴爱莲的“边疆舞”实践，不仅达成其“寻访中华舞蹈之根”的心愿，成为当时民族认同与文化自觉的重要启蒙，更是带有“非遗”传承与创新意识的艺术自觉，即以“民族”的名义，突破传统原生形态民间舞，实现了以现代艺术形式对传统舞蹈文化的内涵与形式的重塑。

在创作中，她并非简单地将民间舞蹈元素和符合进行堆砌，而是通过深入的采风深刻理解各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核与精神意蕴，再通过提炼、加工、融合，使其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瑶人之鼓》中瑶族舞蹈的质朴敏捷、《巴安弦子》中藏族舞蹈的顿挫舒展、《坎巴尔罕》中维吾尔族舞蹈的热情奔放等风格特质，与现代舞台表现手法相结合，既保留了民间舞蹈的原汁原味，又赋予其更广阔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这种以“民族”为根基的艺术创造，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中华各民族舞蹈的独特魅力，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为后续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系统化、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民间场院与专业舞台的重要桥梁。

在当下“非遗热”中，多彩的地方非遗促成了“为一项非遗赴一座城”的文化消费新潮流。正如“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当年在重庆、上海等地引发的边疆舞热潮，证明了传统的民族文化一旦经过恰当的艺术提炼与舞台呈现，便能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今天，当我们致力于非遗活态传承时，戴爱莲的经验启示我们：舞台艺术不仅是非遗展示的重要窗口，更是其生命力延续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路径。通过艺术化的再创作，让传统舞蹈类非遗以更具时代感和感染力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让“民族”的艺术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异彩，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的精神纽带。

守住非遗，舞在时代

成功的“舞台转译”需要深入的“行走采集”，而不是猎奇性、观光式田野采风。1993年，年近八旬的戴爱莲前往云南，坐着拖拉机深入山寨搜集民间舞蹈素材。

今天，影像拍摄的便捷让采风学舞往往停留于旁观式记录，忽略了真正的参与式体验与文化共情，进而带来舞台上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创作日渐趋同质化、符号化。从近几届的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活动可见，一方面入围作品数量持续攀升，并且涌现出《阳光下的麦盖提》《马铃儿摇响幸福歌》等以传统舞蹈类非遗为素材的优秀作品，凸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舞蹈实践成效；另一方面，“专业凝视”下的多数作品中同质化主题、套路化形式、标签化服饰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拼硬凑”和“用力过猛”暴露出创作主体对文化语境理解的浅表化与创新能力的不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或过度物质化。

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应建立在对其背后生活与文化逻辑的体认之上，而非止步于动作表象的复制与拼贴。唯有沉入生活肌理，理解舞蹈在特定族群生命仪式、节庆习俗与日常劳作中的真实功能与情感逻辑，才能让非遗在当代舞台实现从“文化遗产”到“艺术精品”的时代演进。

对于新中国舞蹈艺术发展而言，戴爱莲的“边疆舞”树立了“采风学舞”的民族化道路；拉开了“中国民族民间舞”现代形态的序幕，为中国舞蹈艺术注入了鲜活的民族基因与时代精神。在戴爱莲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之际，重新回溯与思考其以民族性审美为特征、以文化认同为价值追求的“边疆舞”艺术实践，是为了以史为镜，持续弘扬与发展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舞蹈文化。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周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