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穆耳自平定乃颜之乱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总兵漠北时持有皇太子宝

发布时间：2026-04-10 00:20:00 浏览量：1

真金太子薨逝后，忽必烈四位嫡子中惟存幼子北安王那木罕。但那木罕长期被叛王海都拘留，又因与真金争储而顶撞忽必烈，忽必烈命其永不得朝见。这样，那木罕自然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之外。

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惟有真金的两个儿子甘麻剌和铁穆耳。

忽必烈诸皇子，见于记载的有十二个。依照蒙古“子以母贵”的习俗，十二皇子亦有嫡庶之别。察必皇后所生嫡子有四人：朵儿只、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其他后妃所生庶子八人：忽哥赤、爱牙赤、奥鲁赤、阔阔出、脱欢、忽都鲁帖木儿、忽里带、铁蔑赤。

这样可以继承皇位的只有四个嫡子。真金是忽必烈第二子，察必皇后所生。因长子朵儿只早年病逝，真金实际相当于嫡长子。那木罕被海都掳去以前，忽必烈一度属意那木罕为继承人，倒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那木罕身为嫡幼子，又率大军镇守漠北，这在三名皇嫡子中绝无仅有，完全可以和燕王真金相匹敌。由于忽必烈改变主意，立真金为太子，那木罕最终在争执中败北，受父皇训斥后愤懑而薨。不过，那木罕的薨逝时间，晚于太子真金病薨，大约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越发的讨厌儒臣，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皇后崩逝后，其侄女南必继为皇后，守第二斡耳朵。南必乘忽必烈年事已高，颇预朝政，宰相很难直接朝见忽必烈，往往通过南必皇后上奏政事。

弘吉剌・南必

南台御史有关“皇后不宜预外事”的批评，一则有悖于蒙古汗国皇后较多过问朝政的传统，二则得罪忽必烈身旁的南必皇后。

御史台官员接到此奏章后，觉得非同小可，于是秘密扣押下来，未予转奏。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等得知此消息，借钩考朝廷诸司钱谷之名，欲拘收内外百司案牍，特别是御史台案牍，以揭发南台御史的奏章。御史台专司案牍的首领官都事尚文，执意扣留这份奏章，不肯交付答即古阿散辈。

答即古阿散随即将此情况报告忽必烈，忽必烈命令宗正府官员薛彻赶赴御史台索取。尚文感到事情紧急，立即禀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这是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民众的阴毒计谋。答即古阿散乃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应抢先揭露他，以戳穿其阴谋。

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急忙与中书省安童丞相商议，入宫主动奏明事情原委。忽必烈听罢，为之震怒，质问玉昔帖木儿和安童“汝等无罪耶？”安童丞相进奏曰：“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安童这番上奏，使忽必烈怒气稍解，终于批准了玉昔帖木儿和安童的上奏。

结果，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以奸赃罪处死，南台御史的禅位奏章之事，也就不了了之。遗憾的是，体弱多病的真金太子听到父皇震怒的消息，更是恐惧不安。不久即薨逝，年仅四十三岁。

真金

真金之薨逝，的确是汉法儒臣派官员在与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较量中付出的代价，对汉法儒臣派官员的打击十分沉重。寄托于真金的较彻底的汉法改革希望，随而破灭。

甘麻剌是真金长子，阔阔真所生。自幼由祖母察必皇后抚育日侍忽必烈，未尝离左右。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甘麻剌奉命出镇漠北，曾统率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包括“近侍”、“人”众部曲、土土哈所部钦察卫军、八丹所领昔宝赤（鹰房）万户等。

甘麻剌此次出镇，大体是在阿勒台山、杭海岭一带活动。此处也是其父真金太子至元七年（1270年）“巡抚”之地。由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那木罕改封北安王后驻地在和林以北帖木儿河（塔密儿河），所以，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北安王那木罕与皇孙甘麻剌是分镇漠北东、西两地（和林、称海）。

那木罕偏重于守护太祖四大斡耳朵、统领漠北各大千户及控驭防范东道诸王，甘麻剌的使命则重在统率称海一带的元军，且直接与叛王海都作战。甘麻剌屯兵阿勒台山时，会大雪，下令烹制肉糜，亲自尝过后遍赐麾下部众。还告诫近侍太不花说：“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辈辅助。其或依势作威，不用我命，轻者论遗，大者奏闻耳，宜各慎之，使百姓安业，主上无北顾之忧，则予与卿等亦乐处于此，乃所以报国家也”。

这番训诫表明了甘麻剌对部属的节制统辖权限，其“朝廷以藩屏寄我”之语，或许就是指担负漠北西部防御海都的军事使命。

海都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叛王海都率兵大举东犯，甘麻剌所部与海都在杭海岭一带展开激战。由于海都的军队抢先占据险要地形，元朝军队作战失利，惟有土土哈率领的钦察军勇往直前，与敌鏖战，掩护主帅甘麻剌突围而出。甘麻剌在杭海岭战败后，元军全线溃退，和林一度被海都攻占。

当年七月，忽必烈亲征，收复和林。又改命伯颜以知枢密院事镇和林。甘麻剌则奉旨率部曲南撤至大都附近的柳林休整。《元史・显宗传》“世祖以其居边日久，特命猎于柳林之地”等语，乃是有意掩饰甘麻剌在漠北战绩欠佳、被迫撤离原镇戍地的一套遁词。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冬，忽必烈正式将甘麻剌调离漠北，封其为梁王，赐以金印，出镇云南。直到那木罕死去，甘麻剌才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由梁王改封晋王，代替那木罕“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

甘麻剌重返漠北后的使命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沿袭北安王那木罕旧例，晋王甘麻剌是以整个蒙古本土为镇戍或监护对象。作为成吉思汗产业的（后来又被拖雷家族继承的）蒙古中央兀鲁思及四大斡耳朵，都被置于晋王的统领之下。王恽“皇孙晋王于其地建藩开府，镇护诸部”的说法，实际上是描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甘麻剌二次出镇漠北使命的。严格地说，此次出镇才称得上封藩，而不再限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前的临时总兵。

第二，晋王甘麻剌封藩后，其母弟铁穆耳及宁远王阔阔出总兵称海，正式形成了和林、称海二宗王东、西并镇的局面。晋王在履行监护“达达国土”使命的同时，总兵权较北安王有所缩小。

忽必烈

第三，忽必烈后期，元廷在漠北设置行枢密院，晋王封藩与行枢密院之间，也存在权力分配和互相监督牵制的关系。

第四，按照忽必烈时期的朝廷制度，晋王王爵印章为一等金印兽纽，较北安王高一等，也是其父真金、叔父秦王忙哥刺及本人先封梁王外，仅有的四个一字王封爵之一，最为尊贵。元廷还专门为晋王设立规格较高的内史府，以示优待。

《元史・显宗传》载，晋王甘麻剌封藩不久，“中书省臣言于世祖曰：‘诸王皆置傅，今晋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视诸王宜有加，请置内史。’世祖从之，遂以北安王傅秃归、梁王傅木八剌沙、云南行省平章塞阳并为内史”。

内史之官源于秦汉。秦汉的内史有两种：一是掌治京师的，一是负责诸王国政务的。因元代“太祖肇基之地”的漠北，亦即蒙古国京畿所在，现又由宗王统领，中书省官以“内史”名晋王傅，似兼取秦汉内史官上述二职事含义。表明晋王内史府一开始就与一般诸王藩府有些差别。

从三名内史的构成看，原梁王、北安王二藩府官和云南行省官各占有一席，云南行省平章赛阳还曾经充任其父真金的东宫官左詹事。由此可以看出元廷对晋王内史府的重视。

甘麻剌性情仁厚，小心谨慎，不妄言，言语直率而无隐瞒。平素信奉佛教，御下有恩，管束部众颇严。在柳林休整期间，甘麻剌担心廪膳分配不均，命令左右近臣掌管，分给随从兵士。又特意训诫部众：“‌汝等饮食既足，若复侵渔百姓，是汝自取罪谪，无悔。‌”‌部众俯首听命，当地百姓赖以安宁。后北返上都觐见忽必烈，忽必烈亲自慰劳道：“汝在柳林，民不知扰，朕实嘉焉。”赴云南途中，随从兵卒马驼不下千百计，经中山、怀孟等地，未曾横取于民众。这些对他日后争夺皇位也带来一定影响。

铁穆耳是真金太子第三子，生于咸淳元年九月庚子（1265年10月15日），其母也是阔阔真。

铁穆耳登上政治舞台，是从平定乃颜之乱开始的。忽必烈亲征乃颜获胜南返，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千重新发动叛乱，攻略骚扰州郡。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忽必烈诏命年仅二十四岁的皇孙铁穆耳统率诸军讨伐。原先随从忽必烈征乃颜的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钦察卫都指挥使土土哈及诸王乃蛮带等，或奉旨在铁穆耳麾下，或与其协同作战。

铁穆耳率军追击叛王余党于哈刺温山，诛叛王兀塔海，收降其部众。是时，顺从元廷的哈赤温后王也只里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攻，遺使告急。铁穆耳又率土土哈等移师救援，在兀鲁灰河之地（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击败叛王火鲁哈孙。接着，又乘胜追击叛王哈丹，渡贵烈河（今洮河上游支流归流河）等二河，元军势如破竹，攻杀敌众。时已隆冬，铁穆耳及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不听驻兵待春天再进攻的意见，倍道兼行，越黑龙江，突然直哈丹巢穴，杀戮殆尽，夷平其城郭，镇抚其遗民。

于是，辽东之地彻底平定。平哈丹有功的玉昔帖木儿加爵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土土哈也被忽必烈赐予诸王也只里妹塔伦为妻。